1951年我三岁大一点，记得有一天，曾祖母背着我去看我们村里大地主曹子龙的家产。

　　当时，我们那一带乡村已经由土改工作队进村发动贫下中农成立农会，开始镇压恶霸斗争地主搞土地改革。当地很有名的大地主“曹三家”：曹子龙、曹子兆、曹汉州都被抓起来，开群众斗争大会宣判枪毙了，在宜都县震动很大。

　　曹子龙最有名，他是家产富有而且很有文化的地方绅士，在宜都县创办了清江中学，培养了不少学生，并且担任县参议员，出门还跟着带枪的“狗腿子”。此人属于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估计拿他开刀是为了震慑人心、打开全县土改局面。曹子龙被枪毙以后，土地房屋家产被全部没收，敞开大门让村里人到他屋里去“参观”。我的曾祖母背着我去看时，只见一栋坐落在莲花堰附近的大瓦屋，墙面粉了白石灰。进屋看，我只记得偏屋里有一个洗脸架，其他的物件都没有留下印象。

　　曾祖母为什么要去看看，是因为这曹子龙、包括“曹三家”，其实都是我们同一个先祖的家族。我们祖宗一辈一共是七弟兄，有三个的后人成了大户人家。我的祖宗最穷，他排行老六，名叫曹士洪，又瘫有瞎，靠淘米要饭为生，但还是结婚生了三男二女。我的曾祖父曹德仲是老三，一辈子勤扒苦挣，从光绪末年历经宣统民国，多少年才逐渐有了房屋和几亩地产，土改时被划为中农。这说明旧时代地主和农民的经济社会地位是相当固化的。同一个大家族的人户，历来贫富差别很大，现在命运一下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所以曾祖母要去看看。

　　曾祖母背我去看，还因为这曹子龙当清江中学校长的时候，曾说过欺负我父亲的话。我们家境不怎么好，我的祖父曹大仁又只有27岁就死了，那是1927年国民党大屠杀共产党人，把在恩施古盐道上当挑夫的他抓去。他受恐吓神经失常，回来后就病死了。当时我的父亲出生才三个月。我的祖母从23岁就开始守绝，终于把我父亲养大成人，还让他读完了小学。父亲小学毕业想考清江中学，没有钱交学费，曾祖母心想校长曹子龙会对同家族的人给予关照，就特地割了三斤新鲜猪肉去他家求情。没想到曹子龙一点也不顾祖上人情，冷冷地说：“就让他回家刷牛尾巴吧！”。我父亲只好回家种地，而眼望着地主富户子弟读书进城。这其实就是富人代代富，穷人代代穷的原因。曾祖母对此一直气愤在心，所以要把我背去看看。

　　枪毙曹子龙和曹子兆的情形我没有看见，但是曹子龙有两个小儿子给我讲过一些事情。他们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后来又和我一同上学读书，就在他们父亲当年建的那所学校旁边的小学，附近就是原来他们家的大白房子，他们的内心感情一定是很复杂的，可是从来不敢有半点流露。地主子弟虽说是另类看待，但我们小孩子间不大计较，其中一个叫曹启尉的还经常和我一起玩耍。有一次我俩在西湖竹林里挖篼子，他悄悄告诉我说，他父亲是一个夜晚被抓走的，县里派来的武装人员用手枪指着他父亲喊：“不准动！”，然后就把他带走了。曹子龙有三儿一女，除了大儿子曹启达土改前就在外读书后来在城里工作外，其他都在家务农，现在都还在。他的夫人姓鲜于，人称地主婆曹鲜氏，活到2004年才去世。今年春节我回老家，听村里人说，曹子龙的后人到县档案局把曹子龙当年的照片复印放大了一张供在家里，那照片上留着大分头的模样，显得非常有气派。

　　枪毙曹汉州时，我母亲背着我去看了。那地方叫姚家偏坡，是当时专门枪毙地主的地方。我看见山上聚集了很多人，那里在开斗争宣判大会。周围的山坡上都站满了围观的群众，我母亲也背着我站在其中。远远的什么也看不清楚，我吵着要回家，母亲只好背着我往回走。刚走了几步，我就听见传来了一声枪响，满山遍野人声欢呼。这说明当时农民对地主确实是相当仇恨的，这种阶级对立并非完全是意识形态使然。

　　后来我听人说，当时枪毙地主一般都是对着后脑勺打的，脑袋开花，脑浆四射。对着背心打就不容易一枪致命，需要再去查看，补一枪，死者往往更痛苦。最近看到国民党枪毙杨开慧时就属于这种情况，可怜她从早晨挣扎到下午，才有人发现后去补枪。据说我们那里有一个地主因为事前要求喝了一瓢冷水，结果没有被打死，但不知最后活下来没有。村里传说有患阳痿肺痨的人，去把男性地主的生殖器割下来，煮熟了沾点盐和辣椒面，像吃热狗一样吃下去。民间倒是真有这药方，不比人血馒头，那是鲁迅编的。

　　这曹汉州留下一个儿子，是他的姨太太生的，比我大三岁，和我同名，也叫曹宗国，我们同在莲花小学里读过书。年轻时我们之间没有甚么交往，1979年以后才见面打招呼交谈。他有一个女儿读了大学，80年代考研到美国，现在上海做建筑设计工作。这位老兄后来编写了一本曹氏家谱，把我们列祖列宗和宗族支派后人、无论地主穷人都记录下来，主要是为“曹三家”立了传，先辈之间阶级差别现在是看不出来了。

　　“曹三家”里有一个年青一点的地主，名叫曹操，是枪毙了还是病死在牢里，我记不清楚。他年轻的妻子名叫尹传桂，搬到我家后面一栋房子里居住。我见过，人长得很漂亮，后来被亲戚接到北京去了。

　　除了曹氏家族以外，村里有一个恶霸本名袁继云，外号叫袁乌驴子，据说横行乡里，作恶不少，在土改时被镇压了。他有一儿四女，儿子名叫袁修，土改后打过一阵短工，还曾经帮我家放过牛。有一次水牛踩伤了一只斑鸠，他捉住带回来给我玩。他的两个小女儿，一个叫袁兰，一个叫袁杏，和我小学同班同学，长大后不知嫁到哪里去了。

　　当地还有一个大地主叫尹采山，也被枪毙了。他的家属子女后来在我家附近一间破房子里居住，老太婆尹江氏居然活了100多岁，2006年才死。他们的儿子尹道朗曾经为她做了百岁寿庆。尹道朗解放前高中毕业，土改时在当阳县一所小学里教书，多年不曾回家。他后来被划为右派，才回来种了几年田。我和他闲聊过，他会用英语背诵《总理遗嘱》。此人1979年平反后恢复了教职，现退休在家养老。他有一个儿子叫尹太元，和我年龄差不多，儿时经常在一起玩耍，现在见面还咪咪笑。

　　村里有两个没有被枪毙的地主，也姓曹，但不是我们同先祖的。一个是曹厚之，我看见过此人，很典型的电影中地主模样，能戴着老花镜看书。但他的夫人在挨斗争时被整死了，据说是冬天往她身上浇了冷水鼓风。曹厚之有三个儿子，曹启振、曹启耀、曹启主。大儿子曹起振过继给三房，在外读书，参加了工作，后来当过洛阳拖拉机厂的销售处长。他每年回家探亲时总要和我父亲长谈。曹厚之有一个女儿叫曹启淑，嫁在我家坎下的吴家。我小时候喜欢害病，算命先生就让家里人把我送给她做干儿子。我一直喊她喊爹，而叫自己的父母为大爹大妈，直到我父母去世时也没改口。另一个地主叫曹启佩，本来是外村的，后来搬到我家附近住。他很会讲故事，我小时候听他讲过《薛仁贵征西》。本村还有一户姓吴的富农，大房子和田产被没收了，让他们一家住到一间破屋里。吴家有个小儿子叫吴顺玉，小学时和我同学，很要好。他读书很聪明，30多岁害肝癌死了。

　　这几户地主富农当时大概占全村人户的3%，他们的家财被贫下中农分了“果实”，田地拿出来参加土改，当时95%以上的村民是欢迎的，特别是穷人拥护。但是对有些罪恶不大的人是不是该枪毙，人们就议论不一，后来也有人说我们村的土改可能搞左了一点。没有枪毙的地富分子们都受到30多年的管制，其间他们的子女也被当另类看待，1979年后都摘了帽子，一视同仁了，现在许多人家日子都过得不错。我回老家时遇见他们，常常感叹前30年和后30年真是两重天，这可以说是中国农村地主的六十年命运变迁。总的说来，历史不能改写，社会总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