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刘再复在接受关于莫言的采访时的怪论：“我出国前，知道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是政治的干扰，现在又多了一个‘经济市场’的干扰。但根本的困境并非外部环境，而是作家本身内在的困境。自由不是上帝给的，也不是政府给的，而是自给的。只有自己意识到自由，觉悟到自由，才有真自由。我说莫言是‘黄土地上的奇迹’，正是因为他在一个最贫瘠的乡村里，也是在一个很难生长的土地上，却自己长成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一个震撼世界的大作家。他的生长环境恶劣到极点，‘困境’困到令人难以置信。可是机遇却在苦难深重的困境中。天才都是个案。曹雪芹在文字狱最猖獗的时代，隐姓埋名，却创造出中国文学的第一经典极品《红楼梦》。莫言给作家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启迪之一是他告诉人们：饥饿，苦难，贫穷，不幸等困境，恰恰是文学最好的摇篮。”

　　没有想到刘再复先生发表这样的怪论，亏他还是研究阿Q的！这是十足的阿Q式自由观！自由是自己给的，所以，我们不必去改变什么制度环境，只要像阿Q那样练好内功——精神胜利法即可！

　　在这里，我们需要重温一下阿伦特的自由观。在《人的条件》中阿伦特认为，自由是一种客观状态而不是主观感受，奴隶在客观上是不自由的，虽然他可能有“主观自由”的感觉。一个不自由因而客观上不幸福的奴隶，很可能生活在非常幸福的幻觉中。一个懦夫可以在内心幻想“自由”，而要真正实践自由却需要走入现实、参与政治，需要勇气。因此，阿伦特指出：在所有参与政治所需要的品质中，最关键的品质是勇气。勇气的本质在于政治行动者甘愿冒生命的危险离开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在阿伦特看来：“过于珍爱生命阻碍了自由”，是“奴性的准确标志”。

　　在《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思考莱辛》中，阿伦特再次强调：自由是积极投身公共世界的“活动”的自由，实践的自由，而不是内心的“自由”，这是自由的最古老也最基本的含义。“活动的自由是行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正是在行动中，人才第一次经验到了在世界之中的自由。当人们被剥夺了公共空间时――它由人们一起行动构成，并充满了和历史相仿的事件与故事――他们就撤离到了思想的自由中。”在阿伦特看来，回避公共世界的不自由，而退回到心理的“自由”，实际上是一个极权时代的病态――一种斯多葛派的态度：“当我们听说这样一种从‘世界中的奴役’向‘思想的自由’的撤退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斯多葛派的方式，因为在历史中它是最有影响的方式。”“斯多葛派所代表的与其说是一种从行动向思考的撤退，不如说是一种从世界躲进自我的逃离。”人在没有行动自由的时代或许只能退而求其次，坚持思考的自由（尽管后者不能取代也不能等同于前者），而如果在没有行动自由的时代连苦难也通过“内功”加以遗忘，那么，思想的自由也不再存在。

　　当然，整体看刘再复这段话的意思，是希望作家即使在不自由的环境中也要坚持精神的独立和批判的精神，但是他对自由概念的误用却容易导致误解：似乎重要的只是内心的坚守而不是外部的环境。相反我认为外部的环境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是根本性的。

　　首先，即使刘再复对于莫言的解读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莫言因为坚持了内心的自由、坚持与恶劣的环境做斗争因而创作出了伟大的文学作品，那也不等于所有的作家都能够做到这点。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学创作水平绝对取决于外部环境，也就是制度决定的公共空间，这是一个客观的空间（因为它是制度化的）。能够在不自由的客观空间坚持“精神自由”的作家毕竟是很少的，即使会出现曹雪芹和莫言这样的例外（这是刘再复先生举的例子），也不能在整体上决定一个时代或民族的文学水平。

　　其次，刘再复先生有一种抽象的苦难崇拜情结：越是饥饿、苦难、贫穷、不幸等困境，越是“文学最好的摇篮。”这个逻辑首先不符合事实。“文革”时期应该是中国作家处境最糟糕的时期，这个时期产生了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文学吗？

　　依据我的观察，历史上的确有充满了动荡和苦难但是却产生了伟大文学的时期，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角度看这个时期绝对不理想，甚至可以称之为“专制统治时期”，但是文学上却出现了繁荣甚至辉煌。比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沙皇俄国统治时期的俄国文学，二十世纪上半叶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文学，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但是，这个所谓“专制统治时期”往往有这样的特点：社会动荡，民间疾苦良多，但是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包括言论的控制力比较衰弱甚至相当衰弱，因此，这个时期的思想和文化往往是活跃的，舆论的控制也是比较宽松的。刚才我们说的俄国和中国都是属于这种情况。

　　但是如果是在一个现代的极权社会，就很难出现上述类似现象。因为现代极权社会是与沙俄时期的俄国或蒋介石时期的中国都不同的新型专制社会。它的基本特点是对社会的控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达到了无远弗届、无以复加、无孔不入的程度，这是一种全盘的彻底的统治：不但控制公共领域而且控制私人领域，不但控制作家的思想，而且控制作家的油盐酱醋和家庭婚姻业余爱好，不但控制人的脑袋也控制人的肠胃。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任何一点言论空间都被剥夺殆尽。这就是阿伦特说过的现代极权社会。试想在这样的环境下，作家还能写作吗？文学还能繁荣吗？

　　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只有苦难才能催生伟大的文学，我们要对所谓的“苦难”进行更加具体的分析。

　　再具体到莫言。莫言的作品的确有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批判，不承认这点或完全否定这点，是不公平的。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这种批判是高度莫言化的，因此是不可复制的：很少能够有人具有莫言那种把作品的政治内涵、作品的社会历史批判民间故事化、神话化、“装神弄鬼”化的叙事能力（阿弥陀佛，希望我的解读不要给莫言带来麻烦），试想如果莫言不是通过这种独特的文学方式，而是通过另一种更加直白的方式批判社会历史，结果会是怎样？

　　我们应该庆贺莫言毕竟通过这种民间故事化、神话化、“装神弄鬼”化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批判立场，但是我们很难指望也不应该希望中国的作家都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批判立场。一个正常的文学创作环境应该允许不同的作家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比如通过鲁迅那样直截了当的方式，这样的环境似乎还有待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