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的基石

——在第六届县乡干部论坛上致辞

陈文胜

今天我们齐聚河南信阳，参加第六届县乡干部论坛。自县乡干部论坛举办以来发生了很多变化，第一届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那时候农业税费还没有取消，很多学者把三农问题归结到县乡干部身上，我们就在一起讨论是不是我们的责任？有一些头脑清醒的学者如张晓山老师当时在贵州作学术报告时就指出，三农问题的责任不应该由基层干部来承担。而当时很多三农学者都认为取消农业税、精简基层干部三农问题就解决了！但后来农业税全部取消了、撤区并乡、乡镇干部分流、以钱养事等改革花样不断翻新，直到今天三农问题就解决了吗？到今天县乡干部论坛是第六届了，我们正处于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的浪潮之中，中国的村庄在这历史的浪潮之中飘泊不定。我们目睹了正在急剧变化的中国村庄，见证了中国村庄有史以来的发生重大变迁的历史进程，特别是一个一个的村庄在现代化的浪潮之中消逝，乡村的前途将在何方？所以，第六届县乡干部论坛在信阳市举行，到信阳市平桥区郝堂村的新农村建设参观，该村是由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规划设计的试点村，是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以“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为理念，以“和农民一起建设新农村”为方法所进行的一次新尝试。郝堂村在村庄治理、伦理文化、农业发展方式、农产品加工、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群体保护，包括村庄的存在与消失，这一系列问题成为映证，这就是第六届县乡干部论坛比任何一届所无法具有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

今天参加会议的，既有历届论坛的老面孔，坛主昌平邀请了不少县领导，还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老师、中共中央党校徐祥临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等知名学者共同参与讨论。我们论坛的目的和意义就是问题对话，对问题的解决没有很大的期望，就是各级的人代会、党代会也无法召开一个会议就能解决所讨论的问题。我们主要是要形成一种共识，可以通过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形成一种共识。特别是参与人的阶层要多元化，观点要多样化，在很多的多元化、多样化中形成的共识才真正具有力量。

刚才对村庄建设的“郝堂模式”，平桥区的禹明善书记，郝堂村的村委主任胡静，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理事长、画家的孙君，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当年“我向总理说实话”的李昌平分别介绍了实践中的探索。我觉得，这四个人就是四个主义，禹书记是冒险主义，胡静是行动主义，孙君是烂漫主义，李昌平是理想主义。禹明善作为城市的志愿者进入村庄建设村庄，这是榜样的力量，从他的语言中感到，从没有发展方向中找到了村庄的发展方向。胡静主任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不要任何讲稿站在这里能讲得这样好，在这一点上很多需要秘书写讲稿才能作报告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与她相比就不知要怎样惭愧！特别是既有群众支持，又能干出这么多村庄大事，是郝堂村的福气！孙君在这里信马由缰地谈了很多观点，有不少可圈可点，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尽管我不是很赞同，但作为一个画家却搞起村庄建设，不由得我不佩服。昌平兄，从为农民向总理说实话，到为农民去做事实，特别是跟我多次探讨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建设中国乡村的梦想，这是一个伟大的中国三农梦！一个乌托邦因他的梦想在郝堂村落地生根了！

对村庄共同体的建设，我有自己的感受。用历史的视野来看村庄治理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一个乡村社会呢？因为中国几千来就一直存在着村庄共同体。我们有一个一个村庄，每一个村庄都因为家族、氏族、宗族而聚居，因为同族同宗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纽带，再加上皇权不下乡的自治制度所形成的自治体系，村庄秩序就主要依赖中国这种独特的自治体系特别是宗族制度维持；自治性带来社会独立性和稳定性，使一个个村庄得以成为自主发展和自我循环的一个个社会共同体。那时候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有个一个边界，使一个个村庄具有一个个稳定的社会结构。虽然历史上曾经几度被少数民族把我们政权灭掉了，把我们的国家亡掉了，而自秦汉以来，要么一个个村庄的成员连同村庄的社会与文化进行整体迁移他乡，建立新的村庄，开辟新的家园（美国的华人街就是一个缩影）；要么以一个个村庄的社会与文化同化异族，我们的民族不弱反强。这就是大汉民族的这样一种乡村精神，这样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所形成的村庄共同体带来社会的稳定与坚强。其中的村庄自我治理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石，就是即使我们的国家亡掉了我们的民族还能够存在的根本原因。我个人认为，中国的乡村社会共同体就是中华民族能够延续到今天的一个基石。

但是我们的村庄共同体是什么时候打破了呢？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社会变革，通过一种集体主义的理想打断了村庄几千年的历史进程，包括一些合理宗族制度和村庄自治制度被宣布为封建反动制度，传统的乡村社会被彻底的摧毁。废旧立新，全面建立了新的权力控制体，特别是到人民公社的时候，国家权力全面下乡，而且权力没有边界，民间的私权力得不到保护。因此，人民公社以后的村庄集体共同体实质就是权力控制体，而不是一种社会的和文化的共同体，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所以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不同的观点有着不同的解读。正像孙君先生所说的，中国农村经历了斗争文化，奴役文化就产生了，加上通过计划体制的国家经济权力对村庄实行政治、文化之外的另一种权力控制，才形成了孙君所说的奴役文化。计划经济解体了，这种权力控制体体系就随之解体了。村庄的无序，村庄的原子化，村庄社会一盘散沙！那么，正处于转型关键时期的当前村庄社会，该怎么转？像现在郝堂村这种探索是一种新的思路，但应该是一种“转”，而不是“型”。因为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不同历史，甚至有自己的不同生命，如一个村庄有四季的变化，每个村庄的四季变化绝不相同，那么不同村庄自然有不同的“转”与不同“型”。同时，郝堂村现在也不一定已经成“型”，我们可以学习这种“转”的方法与思路，为中国未来的村庄提供了更广泛的典型。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本文根据作者于2012年12月3日在第六届县乡干部论坛上的讲话录音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