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有很多种。中国从古到今不需要寻找敌人，**没有对手，藐视任何竞争者。英国也不需要寻找敌人，麦金德曾经写到：“从诺尔曼（Norman）时代起，到以煤田为基础发展了现代工业时止，英格兰民族的结构几乎无比地单纯。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历史同英格兰历史搅混在一起之前，英格兰的历史之成为史诗，原因正在此……只有一个国王，一个国会，一条随潮涨落的河，一座大城作为中央集市河港口——英格兰就是在这些因素上建立起来的。”【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P57，麦金德著，武原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英国数百年来奉行“光荣孤立”政策，守护着欧洲大陆，只在欧洲均势被打破的时候才挺身而出。

　　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关键在于设法让多数人在政治上持消极态度（这点也适用于国际政治）。如果将英国放大到整个殖民帝国，那么在 “民族自决”之前，英国人做的非常好。

　　俄罗斯和奥斯曼都是依赖扩张的多民族军事帝国，一旦帝国停止扩张，帝国就有瓦解之忧。只有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军事帝国才需要不断地寻找敌人。这可能是中美之间最大的不同：中国不需要寻找敌人，但是美国必须寻找敌人。

　　“美国更有能力动员起来直接对付一个现存的威胁，而不是去用均势来平衡两个潜在的威胁。”【注：《文明的冲突》P260，亨廷顿著，新华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三版】。这句话一方面试图阐述美国外交政策虚伪的理想主义传统，另一方面不经意间指出了英美之间战略上的不同之处。

　　美国极为强大，这掩饰着美国内部固有的缺陷，来自外部世界的营养如此之多，以至于美国不需要在内部过于苛刻。经常性的战争行为，不但斩获颇丰，更为关键的是它凝聚了美国人民的“信念”，转移了美国人民观察事物本质的视线，所以美国需要不断地寻找敌人。对于美国来说，最大的危机不是敌人过于强大，而是缺乏强大的敌人。一旦找不到敌人，确定不了对手，“军事贵族”们便会认为丧失了对大多数人的控制，而感觉惶惶不可终日，美国也可能分崩离析。

　　美国建国之后直到二十世纪初一直致力于领土扩张或抢夺殖民地，之后美国手段灵活，与时俱进，利用“民族自决”等口号瓦解英帝国的殖民帝国，并在二战结束之后立即调转枪头，对准苏联这个二战盟友。冷战结束之后，美国马不停蹄地挥戈中东、巴尔干和中亚，全球开打……十足一个“不受节制的军阀”。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诸多殿堂级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试图把矛头对准中国。相对萨达姆、拉登之流来说，中国显然是一个够分量的敌人。问题是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对手，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德国或者苏联的对手。这种对手，美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

　　美苏通过二战解决了欧洲之后，几乎立即丧失了共同利益，并打造了两个彼此隔绝的经济循环系统。从根本意义上来说，苏联仅仅是美国的一个地缘政治对手。苏联只能从地缘政治意义上对美国发出威胁和挑战，而在贸易和金融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领导地位方面，完全没有竞争力。后者直接导致苏联在意识形态战场上的完败并最终导致帝国瓦解。美苏/美俄谈判，除了战略武器还是战略武器，直到现在还在毫无意义地谈个没完没了。但是有谁可以跟美国坐下来谈谈限制海军规模的问题？

　　在这里我不想说中国是冷战最大的赢家。苏联解体之后，过去如黑洞一般的大陆心脏地带敞开了怀抱，中国就仿佛是一瓶拔除了软木塞子的香槟，活力和国力喷涌而出。与此同时，1991年12月，欧洲共同体通过《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1993年11月1日，《马约》正式生效，欧盟正式诞生，整个欧洲都试图用一个声音说话。从这个角度而言，苏联的瓦解对于美国来说无异于是一个悲剧，一方面没有心脏地带大国的遥相呼应，美国控制亚欧大陆就感觉势单力薄，另一方面，美国再也找不到如同苏联这么完美的“敌人”，足够强大但是对付起来得心应手。

　　中美如果严重对立并导致全面冲突，美国最大的危险就是不得不逼迫日本作出选择（很大程度上，欧洲也是如此）。在不冒巨大风险的情况下，日本当然更加愿意偏向美国，并在各种场合表示其不愿意廉价地迎合中国。但是一旦美国需要日本押上身家性命的时候，日本将不得不考虑后果。在这点上，美国对日本并没有绝对的信心。而一旦丧失日本无条件的支持，美国没有能力在东亚对抗中国。此时此刻美国这个老态龙钟但是珠光宝气的贵妇人发现中国人玩的是“无本生意”，两手空空地上桌跟它对赌。这种空手套白狼的伟大精神很大程度体现在酝酿于2002年到2003年之间的“对日新思维”上。

　　美国在犹豫，但是时间不等人。在国外找不到敌人或找不到够分量的敌人，敌人就要在国内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