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运动的真实经过以及五四精神的各种含义，人们说得已经很多、很充分了。但是，有一个明摆的事实却从不见有文章直接言说，即五四(无论作为事件还是精神)的救亡和启蒙本身是一个矛盾。正是这个矛盾，规定了本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性质和模式，直到今天。在这个意义上讲，自觉认识和正确对待五四的内在矛盾，对促使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具有积极的现实作用。对此，至少要说明白三个问题。
其一，五四的内在矛盾在于，当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现代化的自觉进程时，这种“自觉”是指把作为现代化整体构成的殖民扩张和科学民主区分对立起来。其二，由于这个矛盾，中国现代化才可能(并作为这个矛盾的规定结果)选择了社会主义(经由新民主主义)模式。其三，改革开放所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摆脱五四内在矛盾为其成立前提的。
1.矛盾的生成
五四的内在矛盾早在19世纪中期就开始生成了，只是五四运动把这个矛盾明确化、公开化、范畴化了。这样讲的根据在于:19世纪中期的中国实际上已开始参与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构成，但是直到五四时期，中国才开始自觉探寻自己的现代化模式选择。很显然，这里所谓的“矛盾”，是在现代化的意义上讲的，具体地说，就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格局构成给中国现代化的模式选择造成的矛盾。对此，需要说清楚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世界现代化”是什么意思。
“世界”当然是指一种地域的范围，也就是指这个地球。不过，世界现代化的含义并不仅仅指世界范围的现代化，甚至这层含义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事实上，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生成不仅并不以地域意义上世界范围的现代化为其前提，甚至直到今天也谈不上己经有了这种世界范围的现代化。世界现代化的另一个含义.也是其根本含义，在于“世界”作为一种文化范畴成立了，它本身成了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参照，即是说，现代化的真实含义总是世界性的，或者总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世界作为一种文化范畴，其普适性在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都是在考虑或涉及到某些世界性因素时才是真实的，或者说，各个别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之间有着直接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这种情况，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也就是帝国主义逐步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按照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定义，其中有两点直接造成了作为文化范畴的“世界”之成立。其一是寡头政治所进行的殖民扩张，另一是帝国主义已经把世界瓜分完毕。既然用殖民扩张的方式把世界瓜分完毕了，那么任何个别国家和单一区域的政治和经济活动都不可能再有自足的独立性。比如，在此之前，英国的殖民扩张只涉及英国和它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而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英国的殖民扩张至少已直接涉及到已经参与、正在参与、乃至想要参与瓜分世界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以及与此瓜分相关的(也就是几乎全球的)国家的切身利益。
第二个问题: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实际作用和位置。
这种作用是被动的，而这个位置则是对中国的现代化大为不利的。一方面，中国实际上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参与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真实生成；另一方面，中国的这种构成参与是被迫的、不自觉的。在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时，这个地球上出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两大文化和文明的交换，即欧洲的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与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和文明。由于中国当时是一个老大封建帝国，它的悠久文化和曾有过的强盛国力，以及它的保守自大，都加甚了它在两大文化和文明的交换中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自觉性。
中国是被作为西方现代化之主要构成因素的科学技术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打败的。《中英南京条约》（1842)的签订，标志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生成，同时也表明了中国作为这种生成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处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位置的。中国自己所有的一切精神和物质武器，都敌不过侵略者，其原因，当然只在于后者已率先现代化了。因此，在世界现代化进程和格局构成中，中国的实际位置又在于它是一个政治落后和经济贫弱的大国。在西方工业国，是由于殖民扩张和浸略瓜分别国这种行为本身生成了世界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则是作为被侵略和被瓜分对象而不得不真实地构成着世界现代化的生成。
上述两个问题表明，殖民扩张和科学民主是现代化的两个最主要组成部分，而当侵略瓜分使中国被迫作为一个构成部分与西方国家共同生成了世界现代化进程时，中国现代化的矛盾就在于它必须把殖民扩张和科学民主区分对立起来。这个矛盾在五四时期，尤其是共产党建立之后，变得日益确定，同时也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真实内容和前途选择。
2.矛盾的选择
中国参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被迫性和不自觉性之最根本含义，在于无论殖民扩张还是科学民主，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都不是自己的东西。所以，这种反对一个(帝国主义)拥护一个（科学民主)的矛盾本身，才构成了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模式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经由新民主主义)道路，这些都是中国现代化模式选择的历史必然。
所谓“矛盾的选择”有两层含义。其一，由于现代化选择的整个参照都是外来的，所以把作为整体外来的东西区分对立就是一种矛盾的选择。这种矛盾，已成为五四给本世纪中国现代一化进程带来的一个宿命，即始终摆脱不了“西化”问题的纠缠:“区分对立”当然是对“西化”的抵制，但现代化的参照，以及各种具体模式的学习引进，又总是取自西方。其二，由于中国的封建文化和文明对于现代化来讲已没有助益，而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也已逐渐为中国的革命者所识见，更由于全民族反侵略瓜分的正义要求，对“区分对立”这一矛盾的选择才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自觉革命。五四运动，使各种“中体西用”的强国富民主张在对现代化的共同要求上得到肯定；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这种矛盾的自觉选择始终坚定不移，叫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下的“洋为中用”、“批判地借鉴”。
就五四来讲，矛盾的选择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中国封建社会的无能为力，在本世纪初给中国造成了政治和文化观念上的真空，而向西方学习的一再受挫，又使中国急需一个变革社会的可行模式。就在这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它既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必须反帝反封建中国才有出路，又从理论上提出了区别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尤其是十月革命已经实践了这种模式的变革。这一切，对中国的革命者来讲无异于旱时雨、雪中炭；中国的现代化除了接受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经由新民主主义)道路之外，别无它途。
武装斗争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都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选择模式之可行性，也更激发了对社会主义前途的想象力。对矛盾的选择由此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基本承诺:只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只有坚持以西方为参照的现代化进程的矛盾选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才是真实的。在这种选择中，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源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为定性。社会主义模式选择作为五四内在矛盾的结果这一点，被这种选择本身的自觉性和正义性掩盖了，或者说，五四的内在矛盾被意识形态化为社会主义道路自身的真实含义。
对五四内在矛盾的掩盖无论是不是自觉意识到的，也无论是不是社会主义选择的必然形态，总之并不等于矛盾本身的不存在。相反，如果没有五四内在矛盾，那么或者是中国彻底殖民地化了，或者中国选择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正因为如此，救亡(反帝)和启蒙(要科学民主)才由于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而一直被当成五四的两大平行主题，却没有看到它们在世界现代化的意义上本是一对矛盾。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学习和照搬苏联模式，一直到后来批判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其实都是由五四的一内在矛盾所规定的:苏联模式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苏联的“变修”则使它成了和帝国主义一样的国家。“文革”的产生，是五四内在矛盾被推到极致的结果:随着国际上东、西方冷战的趋于缓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者们却真的担心资本主义会由自己内部的一些人生出来。意识形态承诺对五四内在矛盾的掩盖，是以政治运动对经济生产的一再阻碍为代价的，因此这种掩盖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选择。
3.矛盾的摆脱
改革开放的提出，实际上是基于对五四内在矛盾之摆脱的要求:担心被开除“球籍”的紧迫感不是来自真实的民族解放斗争，而是基于对摆脱生产力水平的落后低下状况的自觉认识；救亡不再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矛盾，从而对科学民主的要求(即发展现代化生产力、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本身成为救亡和启蒙的统一课题。
社会主义(经由新民主主义)的道路选择，是五四内在矛盾的一大成果，而这个矛盾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继续规定，在于意识形态的过于坚硬(甚至阻碍了经济生产的发达)。因此，统一救亡和启蒙从而摆脱五四内在矛盾，就是找寻一种与意识形态承诺相一致的现代化高效建设模式。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这个“特色”的真实内容，是由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给出的，或者说是一个正在生成的过程。
意识形态承诺的核心含义，就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摆脱五四内在矛盾，则是指这条道路的真实生成。五四内在矛盾对中国现代化的规定，就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如果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不高，国力仍然不强，人民仍然不富，五四内在矛盾对中国现代化的规定就失去了合理性，由此而提出的意识形态承诺就不具有合法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为迷信。因此，改革开放一方面要在理论上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另一方面更要给出对提高社会生产力具有高效作用的现代化建设模式。这两方面工作的实际含义不是为了使五四内在矛盾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定再次合理、合法、科学，恰恰相反，是用保持意识形态承诺得以实现的高效建设模式本身来摆脱五四内在矛盾，或者说使这个矛盾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再具有真实的规定作用。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的就是共同富裕，为此，才必须有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民主专政、以及公有制经济——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已经表明，是五四的内在矛盾使这些做法成为合理和合法。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为缩小北、南方贫富差异这一更加实际的经济要求所替代，共同富裕的要求和实现必须有一个现代化高效建设的方式保证，而且这个方式不可避免地需要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一切（主要是经济和科技)方面的相互合也这就是摆脱五四内在矛盾的现实可能、合理根据以及自觉要求。
在对五四内在矛盾的摆脱中，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导向资本主义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建设实践，而不是理论论争来解决的。因此，政党的执政效率、人民民主专政的实际模式、公有制经挤的结构功能，等等这些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使共同富裕有经济实力和物质条件的保证。在此意义上讲，摆脱五四内在矛盾，就是使政治与经济的区分对立变成由经济本身的发达繁盛来实现政治理想。因此，不停留于“姓社还是姓资”的理论论争，并不意味着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更不是要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恰恰相反，这种区别和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已经由五四内在矛盾历史地做了规定，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正是为了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真实内容不再成为矛盾。
“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管理、资金、人才等现代化力量和方式来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种改革开放和五四内在矛盾是不同的。改革开放所说的这种“利用”，是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真实参与，即自觉摆脱意识形态对社会生产的制约，因此，“利用”本身就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为了自身现代化建设而进行的相互合作和激烈竞争。就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讲，这种“利用”是为了彻底改变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格局中的不利地位，使之尽快达到相对优势的位置；而只有这种变化的真正实现，意识形态所承诺的共同富裕也才可能是有保证的和真实的。
在这种变化中，现在对五四内在矛盾的“摆脱”和过去五四内在矛盾的“生成”一样，都是在中国参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真实行为中具有意义的。五四内在矛盾的生成所规定的，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而对五四内在矛盾的摆脱，则将生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种变化当然不意味着对“五四精神”的否定或摈弃，相反正是这种精神在社会主义建立、巩固、发展、繁盛的现代化进程中真实的价值转换形态。如果看不到这一变化正是深化改革开放所要求的真实含义，那么无论是继承还是反对“五四精神”，这种“精神”本身都会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不是只能造成各种有害于现代化建设的误解的话。
《五四的内在矛盾》发表于《学术月刊》，19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