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的后现代

　　孙津

　　后现代主义已经不是一个时髦的词儿了。的确，在洋人那里，从后现代主义正式命名算起，它已早过了而立之年，如果从血脉上追溯到“达达主义”，后现代其实已是七老八十啦。

　　在文学艺术中，后现代主义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反讽。这倒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所谓后现代，指的就是文化方面的非等级化、民主化、平庸化、大众化、非意义化。所有这些，其实是变化着的人的性质的某种特征化。而最体现出人的本质特征的，就是语言。反讽，不过是语言进人言语时的一种运用方式，它在后现代中已经具有了国际性，以至于我们现在也有点运用自如了。

　　反讽在文学艺术中用法固然千变万化，然而就其言语的文化意义来讲，却在于人不会再天真了。后现代主义作家埃柯在谈到他的小说《玫瑰之名》时，很好地表达了不再天真的言语所具有的后现代性。埃柯写道：“我认为后现代的态度可以比作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有教养的女性，并且知道他自己是不可以对她说‘我疯狂地爱你’这句话的，因为，他晓得她是知道巴巴拉·卡特兰已经写过这句话了（同时她也晓得他知道这一点）。不过，解决的办法总是有的。他可以这样说，‘象巴巴拉·卡特兰会说的那样，我疯狂地爱你。’这样一来，就避免了由于天真而被看作假模假式的幼稚可笑。并且也清楚地表明已经不可能天真无邪地说这种话了。另一方面，这样做又可以说出他想对那位女性说的话：他爱她，但他是在一个没有天真的时代爱她的。如果这位女性也这么想，她同样也会接受这一爱清的表白。两个谈话的人都不会感到天真无邪，两个人也都会接受过去的、已经被人讲过的老话的挑战，因为那种话是抹煞不掉的。但是，两个人又都会理智地、愉快地玩弄反讽的游戏……并且双方也都会再次在谈情说爱中获得成功。”

　　我实在不晓得人失去了天真好不好，尤其在人际言语中。不过，事实似乎确如埃柯讲的那样，现在的人说起话来很喜欢引经据典。这样做，有时是为了说明事清原委；有时是为了卖弄学问；有时（特别是聊天时）正是为了说出某种天真地东西而难为情。在我看来，言语中的反讽，大多就是为了怕流露出天真而难为情。反讽作为人性变化的一个显突特征，表明人已经难得天真了，变得老练圆滑起来。不过，不会天真未必就是虚伪世故，而无非是说，既然道理都很明白，天真也就失去意义了，弄不好反而假模假式，多难为情。

　　在于人越来越容易处在各种居间状态了。

　　反讽作为言语后现代的一个突出特征。有时会造成一种“后什么”、“后后什么”的无限不循环序列。比如，前些年人们喜欢引用尼采“上帝死了”这句话。开始引用时，可能是为了赶时髦；后来就有些作为遮拦难为情的意思了，因为说话人知道许多人都知道这句话。所以就作出一种有学问的样子来避免天真；再往后，当不得不说这层意思时，就要声明尼采讲过‘上帝死了’，这话已成为陈辞滥调。在此，尼采如果是原始参照，那么赶时髦者就是“后尼采”，做遮拦者是“后后尼采”，非说不可而作声明者则是“后后后尼采”了。

　　不过，真的后现代言语可能表示某人是处在某种居间的状态中，比如他很可能不怕难为情，在谈爱情时说那被说过亿亿次的三个字；同时又很可能并不天真，因为他不会“疯狂地”去干什么。公共关系之所以在后现代显得特别重要，大抵也就在于人越来越容易处在各种居间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