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危亡的局势，所承担的不仅是救国救民的使命，还有自己如何安身立命的难题。我的预设立场是：凡是与人有关的一切，都无法避开文化的走向，亦即在文化的三层次中，如何分辨本末轻重，找到立基点与平衡点。换言之，为了维持中国人继续存在于天地之间，首先须在器物层次追求船坚炮利；此计未能奏效，则须转而在制度层次寻求变法维新；但是此计依然失策，剩下一途只有在理念层次想办法了。

　　中西文化交流若是未达理念层次，就无法激发出心智的火花。问题是：这种交流难道也是单向的，也是像器物与制度一般，是由中国向西方学习模仿？情况显然并非如此。连制度都不能搬来就用，更何况是理念？而此一责任在西方为较轻，因为基督宗教做为西方文化的理念，一方面是与时俱进，另一方面是位居强势；而在中国则为较重，就是：即使中国有数千年文化，现在也须努力重新加以诠释以便再生其活力，亦即使它重新做为新时代的器物与制度之理念基础。

　　这么艰巨的任务，自然会折磨好几代的学者，也需要我们以非凡的勇气迎向此一挑战。如果依个人所贡献的心力而言，我的研究心得是倾向于乐观的，亦即：儒家思想与基督信仰之间，并无必然的矛盾存在。说得更清楚一些，儒家的孔子与孟子，各有他们个人的宗教信仰，而他们的学说也显示了无可置疑的宗教情操。但是，由于他们是哲学家的身分，所以从不刻意宣扬特定的宗教。另一项理由则是：宗教信仰涉及个人内心最珍惜也最隐密的部分，所以不能以泛泛之言来讲述。

　　譬如，《论语》上写着：「子之所慎：齐、战、疾。」意思是，孔子以谨慎态度面对的是：斋戒、战争、疾病。试问：斋戒排在第一位，这代表了什么？斋戒是为了祭祀，而孔子对祭祀的态度呢？《论语》上又记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此段话前一句是描写孔子「祭祀祖先时，有如祖先临在；祭祀神明时，有如神明临在。」然后，孔子表明自己的态度是：「我不赞同那些祭祀时有如不在祭祀的人。」若是不信鬼神，孔子又何必如此虔诚？他从不怀疑鬼神的存在。

　　不过，孔子真正信仰的是「天」。当他受人误解而需要发誓时，他诉求的是天；当他发现弟子言行不合规矩，而想警惕他们时，他说「吾谁欺？欺天乎？」当他的最佳弟子不幸过世时，他说「天丧予！」当他拒绝别人劝说加入政治帮派时，他郑重地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谁要是得罪了天，就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献上祷告了。依此观之，我们肯定「天」是孔子所信仰的超越界，实在是毫无疑义的事。因此，我们可说孔子不是宗教家，但是却不能说他没有个人所珍爱的宗教信仰。焦点转向孟子，我们也不难在其着作中，找到类似的观念，只是限于篇幅，此处不赘。

　　然后，做为哲学家的孔孟，所肯定的人性并非一般所谓的「本善」，而是「向善」。向善是指：只要真诚，即可察觉内在的力量在要求自己行善；若不行善，则心不安不忍。由此择善固执，再朝着至善的目标前进，就是人生的光明大道。所谓至善，即是与天合德，而天正是孔孟所信仰的「超越界」。此一理解，不仅可在古代经典中找到根据，也客观地撑开了一个天人关系的架构。以此为基础，要信仰任何正派的普世宗教，正是顺理成章之事。

　　除非我们忽视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理念困境，否则就须一方面设法了解西方文化理念中的基督信仰在说些什么，同时更要深入认识自己传统文化理念中的儒家思想的真正意义。这两者的会通交流，对于大而言之的世界文化的未来，也将产生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