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中央集权制度国家稳定性的要害之处，改革共产党中央集权制度不宜一开始就在中央层次大刀阔斧分解集权制，前苏联的失败就在于此。改革开放的国家政权稳定性本身需要适当的中央集权，用以维护国家整体性的主权完整。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着力点，应该放在工业化水平相对比较高的大中小城市，既有利于“民主化”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民间发育，而且更加有利于解决当前发达工业区的民间经济困境。但是中央层次必须在货币、税收、法律以及财政体制各方面全力以赴支持城市民主化改革试验区。毕竟地方政府无权决定人民币的发行，金融业体制改革在中央银行制度的中央集权格局之下也是地方政府无能为力的事情，温州市深圳市等地进行的金融改革都是虚伪的城市化难以适应于中国制造业成为“世界工厂”发生产能过剩的危机状态下一种应急性尝试，并不能解决中央层面的金融市场危机和给予全国金融市场指明大方向，原因是中央金融体制与资本市场证券化改革相互依存，期货市场和金融市场又支配着定价权制约的能源体制改革。中央政府的债务大户铁道部和国家电网公司垄断性经营权的改革，实际上早已经触及土地财政与政府融资平台改革。相应的“顶层设计”之类提法应该回归到传统的“解放思想”口径，毫不动摇地坚持市场经济大方向。因为技术科学定义“顶层设计”是系统内一切元器件和层级技术标准十分清楚的情况下进行总体设计，社会科学的法律包括宪法设计都是为了有利于给基层社会和官府做出来塑造它们的导向性规范，谈不上“设计”这种精细化操作，只能是粗枝大叶的指导性方针政策，激发底层民众的创造性和社会自组织积极性。典型的历史案例就是“宪政”起源于城邦经济的市民社会与国王围绕“赋税征收权力及税负幅度”展开立法权谈判，不是空洞的制定国家政权机构“怎么样分赃各种权力及其利益?”等等，今日中国的致命性缺陷是征收赋税的立法权被国务院这样的行政权机构完全掌握，必须改革“宪政顶层设计学派”偷换概念之类的“社会科学创新”理念。中国的“宪政”专家站在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主义立场上，企图实施“宪政社会主义”改革，最多是扬汤止沸的措施，何况从中央集权制发放不出来民主化的“宪政”。只有从社会底层至少是市县政权基层开始解体集权制模式，进行釜底抽薪的改革，才能让中央集权制度在基层丧失体制基础，现实地把政党和各级行政机构“官本位”集权制冷却下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分权制创造积极性，就像河南省濮阳市西辛庄农民村委会建立农村级别的“西辛庄市”一样，参考欧美发达国家5万人的小城镇就是一个城市之经验，允许中国内地三五万人的小城镇享受国家关于城市配套的政策，大力开发民间化的小城镇城市化建设，实施城市民主化的选民政治格局。这就要求全面实现土地矿产资源商品化的资本市场货币化，用以取代美元外汇支配人民币发行的殖民主义货币体系。

今日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是要彻底废除中央集权制度之类封建主义残余体制，而中国历史上的改革都是为了巩固皇帝国王中央集权制度，针对当时的官僚制度进行优化；中国历史上的暴力革命，都是改朝换代以持续性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仅仅是统治集团的政治主体发生人群变化。即使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没有明确认识到中央集权制度才是封建主义帝王统治的体制本质，并没有提出来消灭中央集权制度的政治任务。所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发展只有通过取缔中央集权制度的“彻底反封建”改革，才能够革命性地形成市场经济格局，才能够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民主法制的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经验表明，瓦解中央集权制度的最有效切入点是自下而上进行农民起义，其次就是地方势力以割据方式独立于中央政府，往往是这两种作用力共同加速封建王朝的灭亡，尽管只是改朝换代的周而复始六道轮回，仍然启发我们对比于自上而下改革中央集权制度弊病的难度更大问题，联想解放前的共产党员能够抛头颅洒热血而解放后的共产党员舍不得放弃剥削劳动人民的特权利益。追究其根源，就能够看到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统治阶级固定化群体的人事管理制度把既得利益者变成为社会进步的反动派，也就是官僚集团被皇帝永久当权的贪婪欲望确定为固定化执政集团，这种陈陈相因的固定化官僚集团及其终身制财政供养体系使得官僚成为人民的公敌和社会发展的阻力，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今日中国就是这种扭曲的官僚铁饭碗制度酝酿了“官本位”垄断中国经济的格局，把科技先进生产力拒之门外，一切以官僚特权利益为出发点和评判的标准，必然要被历史淘汰。

回顾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改革，就能够看到中央集权制度是围绕经济利益在实施权力集中化。桑弘羊的盐铁官府专营制度实现了汉武帝的中央集权制度“穷兵黩武之霸权梦想”，王安石的“青苗法”是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北宋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就是官僚政绩与国家财政税负体制综合改革方案。当然，这些改革都是在政治主体没有发生根本性进步的前提下，对于既得利益集团进行调整，重重阻力就势在必然。相比之下的农民起义之类暴力革命由于变更政治主体，显得更加容易快刀斩乱麻。今日中国的改革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必须改革政党及其控制的官僚队伍这种政治主体，另一方面必须在现有的官僚格局之下先行改革中央集权制度的财政税收金融货币体制，以及受到这些体制直接支配的国有企业体制、价格生成体制、财产权体制、资本市场体制、人才与户籍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等。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中央集权制度的执政党及其政府行政权力可操作性平台，都是站立在“官本位”经济基础上的暴力强权剥削压迫体制。中央政权并不能直接面对老百姓进行搜刮民财的操作，各级地方政权才是具体实施国家强权剥削压迫人民大众的机构，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分工在今日中国早已经不是自然经济社会里面简单化的超经济强制，而是全部运作方式都依赖于货币及其商品经济手段。所以，商品经济社会的第一中央经济权威就是货币权力。解决好货币权力的第一要务，就是大刀阔斧地改革中国共产党的现行僵化体制，优化共产党领导权的政治体制决策效能。

海内外学术界早已经针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类皇权体制”进行过很多探讨，认为中国共产党也是“皇帝党”之一，相应的就有了模仿“君主立宪制”改革模式的“党主立宪”说法。但是包括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12月22日“只有党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在内的一切文献都没有剖析清楚“中国共产党类皇权体制”与皇帝体制的精细化差别，一直是围绕“执政党与参政议政党派之间如何界定彼此制约的权力？”之类外围议题进行隔靴搔痒类型研讨。即使江苏省委党校教师刘大生在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界获奖的“党主立宪”系列化论文，也完全局限于讨论党权、政权、法权之间关系的课题，始终没有彻底透视中国共产党的“类皇权体制”。这就等于没有搞清楚研究对象的情况下大发议论，仅仅是笼统地针对“皇帝党”进行传统化“君主立宪制”的改造，是粗枝大叶的类比推理，不是具体化地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实体制进行条分缕析，然后对症下药。现在，最重要的是，弄清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就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基础性需求，明明白白承认市场经济需要“三权分立、新闻自由、公开竞选产生政府、一党制执政的情况下多党制共和参政议政、联邦制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类型的政治上层建筑。否则，没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规定性，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需要民间经济主导型的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政治本身就是宪法及其法律权力体系必须通过公开化社会化竞争性操作才能够具有公正、公平的可操作性，其间的政治主体首先就是不一而足的多元化政党社团之类民间组织。没有关于这种公民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区别的揭示，就看不清楚“君主立宪制”的历史性使命，更搞不清楚现代化政治为什么不是君主立宪制？也弄不明白君主立宪制为什么还能在当今世界上发挥积极性作用？

事实上，“皇帝党”与皇帝是完全不同的政治主体结构，“党主立宪”的粗线条概念股先天不足于“概念模糊”而发生歧义，导致争议喋喋不休却没有实质性科学进展。皇帝是中国特色的“王权”存在形态，具体点说就是中央集权制度。西方的中央集权国王与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那些诸侯王的疆域及其人口规模相差无几，即令拿破仑称为皇帝，也是与中国秦始皇的幅员辽阔所产生的统治体系大不相同，但是共同的在郡县制基础上实施统治，中央集权制度及其郡县制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完整性体系。英国日本之类海岛型国家之所以成就了君主立宪制，有一个共同性的前提条件，就是中央集权制度并没有中国、法国那样发育的成熟，因此在中央层次展开争权夺利，就能够架空君主国王。相比之下，中国的皇帝中央集权制度是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单纯改革首都北京“紫禁城”内皇帝权威粉碎不了的，郡县制的老百姓与官僚集团依然对于皇帝的意识形态及其经济基础念念不忘，封建主义暴力社会统治格局并没有让位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种法制化的统治模式。孙中山先生不仅仅是被袁世凯抢夺了革命成果，而且继承者汪精卫、蒋介石都认识到民主革命是必须让位于暴力革命的“类皇权体制”。只有到了商品经济制高点已经达到市场经济水平而瓦解暴力统治意识之际，蒋经国才能够在台湾实施民主化的真正意义上“三民主义”，把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化构想转变为现实。首先把国民党从“暴力至高无上”的封建主义政党升级换代成为“崇尚民主”的现代化法制意识政党，才能够崇拜民主公开竞选，在人民大众的思想意识里面认同和服从于民主竞选产生的政府。否则，即使有竞选产生的政府，也是管不住老百姓的没有权威性政府，例如中华民国史上的竞选产生政府层出不穷，有效的社会管理却只能是暴力化的压迫，土匪势力的挑战及其割据基础就是农业社会，不是城市化的工业社会。

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开启的中央集权制度之所以要集权于中央，实际上就是要集权于皇帝一人，说到底就是“皇权”仅限于中央级别，也仅限于皇帝个人。中国满清皇帝学习了朱明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优缺点，皇帝家族势力是支撑皇帝集权制的羽翼，皇帝家族与郡县制之间在王爷侯爷层面来说，王侯没有权力任免将相和封疆大吏包括州县长官等等，只有监督权力或者比较高的弹劾权力。皇帝的中央集权制度，在省州县层面还是基本上依赖于官僚集团的行政体系，不是“皇权”的直接性延伸。然而，中国共产党的“类皇权体制”截然不同，中共中央享受着皇帝类型的权力，但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精英集团，“君主立宪制”能够把一个皇帝架空，让皇帝身边那些大臣作为内阁制官僚具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何乐而不为呢？可是“君主立宪制”却不能把一个精英集团架空，特别是中共中央这样的“精英集团”，它敞开大门吸收了政府内阁官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以党统政”亦即共产党统帅政府，政府官僚首先可以成为“类皇权体制”当中的“皇帝权力核心人物”。这就是说，皇帝的国家所有权仅仅在帝王一个人手里，内阁官僚的国家管理权只要脱离了皇帝的管制，把国家主权交给议会，让皇帝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性权力代表，就能够实现“君主立宪制”。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共中央是集体领导权，夺取整个集团型的领导权，交给议会，岂不知议会是党派社团的天地，还有哪一个党派在中国有实力制约中国共产党？“君主立宪制”的核心是夺取皇帝的领导权，“党主立宪”的倡导者却是绝对不敢说夺取共产党中央的领导权，所以“党主立宪”本身就是一个伪科学理念。本文笔者徐群贵使用整个“党主立宪”的提法仅仅是作为一种过渡性体制，希望给中国共产党一个回归民间社会的出口，让中共中央的“常委会”领导权模式被改革成为“代表团”模式，中共中央派出到全国政协的代表团是全国党员干部公开竞选产生出来的，不再是中共中央直接任命的，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进入中央政府的人员不再由中共中央实质性任命，而是全国公民公开化竞选产生国务院总理及其领导班子。

迄今为止的一切其他学者站在“君主立宪制”的移植性思维方式上提出来“党主立宪”一系列方案，都是没有说明白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主要不在于中央层次，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地方党组织的积极作用非常突出。中共中央的“类皇权体制”不是在中央层面自我产生继承人，而是基本上全部继承人都是来自于基层党组织，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晋升上来的精英。对比皇帝权力继承人出自于紫禁城家族集团，皇帝继承人与官僚体系是两个序列的人员体制，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继承人却是直接产生于官僚体系，由此确立的“类皇权体制”是一种自下而上官僚系统认同的中央继承人集团，不是先天不足于没有官僚雄厚基础之皇帝继承人。皇帝的权力直接范围仅仅是中央层次，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类皇权体制”却让基层官僚的任免权掌控在“党管干部”手里，也就是说每一个级别的地方政权都是共产党当家作主掌握“政治主权”和“公有制财产权”的“类皇帝权力主体”，是要比草头王、山大王、诸侯王之类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族或者绿林好汉江湖义气更加具有自组织功能的集团化势力。皇帝任命县官是实际上听任内阁官僚体系的物色，在官僚集团物色好的名单当中进行有限的选择，而“党管干部”就能够让共产党直接掌握每一个官僚的前途命运。在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的“类皇权体制”要比中央集权制度的皇帝体制更加具有生命力，原因是具有了一定范围内的群众性集体智慧和集团力量优势，任何人想要凭借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小玩意是解决不了“类皇权体制”那些根深蒂固弊端的。

“类皇权体制”的要害是“官本位”，命门穴在于官僚集团垄断一切社会资源，死穴就是官僚集团与老百姓利益对立化，引致人民革命，或者国家解体，例如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结局。皇帝中央集权制度的要害是“家长制”家族性势力，命门穴在于皇帝家族与内阁官僚集团协调统治，死穴就是内阁官僚集团与皇帝权力背道而驰，整个国家统治失控，自下而上的民间造反派乘虚而入，改朝换代的封建主义王朝更替就完成了。正是由于共产党的“类皇权体制”把党中央的权威性变成为基层官僚体系的傀儡化权力，使得苏共中央的政策出不了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才下定决心要把前苏联共产党解散掉，试图通过总统制来强化自己的个人影响力权威性，让基层党组织失去名正言顺地垄断社会政治的主动权，使得人民群众起来直接支持他这样的改革与新思维领袖。殊不知盘根错节的几十年共产党“类皇权体制”早已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内部利益集团，至少是加盟共和国层面的党政军集权制领导人有实力聚集相当大的权威，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长期性机制作用力支持下，分裂祖国，把孤零零的一个大总统戈尔巴乔夫变成空心化领导人。今日中国特色的地方经济发展路线图也已经使得“中共中央的政策出不了中南海”，“类皇权体制”的尾大不掉状态就是地方性势力越来越强。如果不进行联邦制的改革来让人民群众制约基层官僚集团，中央集权制度的政治失灵频率就会越来越高，此时此刻的“党主立宪”如同戈尔巴乔夫“总统制”、“宪法全民公决”、三权分立界定共产党权力、司法独立之类改革一样要亡党亡国。深刻的原因就是“党主立宪”解决不了“类皇权体制”的基层官僚集权制问题，何况改革开放政策早已经使得地方党和政府财大气粗，利用黑社会势力压迫老百姓的各种各样手段早已经驾轻就熟。人民群众的社团发育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申公豹那种一切向后看的思维定势早已经使得毛泽东思想及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那种暴力意识扎根于民间，城乡利益纠葛滋生出来的形形色色帮会组织不容忽视。

围绕“党主立宪”的讨论，始终没有廓清“国家政治主权与管理权的分化”，仅仅是在政党权力、国家政权、法律权力这种故弄玄虚的模糊性范畴里面玩弄诡辩论，忘记了主权与管理权的分工是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也是“君主立宪制”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准确无误地研讨政党如何拥有权力，也就是说皇帝的主权实际上是要以议会的平台，让渡给政党。在此前提下，才能够讨论国家政权是否三权分立？否则三权不分立，统一在执政党手里，宪法就是一纸空文，法律权力也就是官僚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说就是执政党的垄断性权力。于是，指望宪法来规制执政党，便是痴人说梦的呓语，甚至本身就是自欺欺人的骗局，对这种无稽之谈进行学术性的包装，就会让社会科学自取其辱。蔡振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来通过宪法的条文，来明朗化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国家的职能，同时让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弹劾机构，给共产党中央的领导权划定法制界限。其实践案例，就是在1989年北京学潮当中有全国人大常委胡绩伟等人发起签名活动，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出面解决问题，处理党和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矛盾，被开除出共产党，撤销了人民代表资格和全国人大常委职务。刘大生是明确提出来“党主立宪制”的学者，明目张胆要求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向后退一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由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共同行使，明明白白要混淆政党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区别，丧失了政治学的最起码的概念常识。程宝光不仅完全赞同刘大生的主张，而且要求在宪法里面给予中国共产党专门开列一个章节，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给予制度化表达。遗憾的是，这些论文从来没有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早已经不是宪法语境的社团政党，而是起源于秘密组织和暴力革命的“打天下”封建主义会党势力，生存于武装斗争时期是“军事化组织体系”，生存于和平年代就是沿着行政区划的封建主义集权制政府权力体系来布局共产党领导权系统，行政、司法、立法、经济等等一切权力都是不分离的“一笼统”封建主义模式。行政、司法、立法、经济权力的分化，是发生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改造活动，“党政不分”问题是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后反思出来的大是大非问题，至少要比此后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的认识水平更高。

铁犁是提出来中国共产党要向全国人大汇报工作的学者，他的“党主立宪”方案没有弄明白中国共产党是创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且持续性操作这种制度的始作俑者，共产党是政治主体，全国人大是一种国家机构设置，两者不存在谁要向谁汇报工作的问题，就如同美国民主党不需要向国会汇报工作一样，宪法学从来是概念明确的区分这两者是“异面直线”，互不相交。除非宪法要审查一个政党的合法性之类案件时，制宪法院可以和国会共同听证这个政党的事情。郝铁川的论文直言不讳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是一个特殊性国家机关，必须服从于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代表汇报工作，同时宪法把中共中央公认成为国家的集体领袖。但是缺乏关于政党竞争性格局才能够产生民主共和国体制的探讨，一味地要把共产党对于国家权力的垄断性给予宪法层面的肯定，然后在立法机关的领域让中国共产党向人民代表大会汇报工作，忘记了康有为倡导“君主立宪制”时明明白白说这是“虚君共和”，是尊重人民性的宪法权力而让代议制架空君主权力。“党主立宪”的临界点和立足点都是不架空中共中央权力的前提下，给予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披上宪法的华丽外衣，实际上就是1908年清王朝《钦定宪法大纲》和1911年《十九信条》的“保皇派”宣言书一个翻版，完全违背了通过宪法来“有效地约束皇帝性质权力”这个基本原则。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华民国先后颁布了7个宪法或者宪法草案，在文字上彻底明确了“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在事实上只能是“军主立宪”，枪杆子加枪杆子就是大总统。1946年国民党联合共产党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了最后一部大陆国民党政权的《中华民国宪法》，被毛泽东批评为“包办国大”、“一党制独裁”，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提出来“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方案，要求建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多党制联合政府，并且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里面再一次确认了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方案。只是历经“反右”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联合政府”的概念早已经成为“反革命理念”，1989年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发<1989>14号文件）第一次在历史上把中国共产党确认为“执政党”，把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从“联合政府成员”改变为“参政党”。虽然宪法没有明确这一点，但是宪法在今日中国的空洞化状态，是无关紧要的，事实早已经铁板钉钉是这样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里面规范的“普选”产生“人民代表”路径，从来没有化为现实，共产党掌握的“遴选”产生“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模式畅通无阻。人大、政协的“二线机构”定位尽人皆知，人大、政协的存在价值就是浪费财政钱款，给予荣耀权贵一个“退居二线”的荣誉性过渡阶段，同时让新兴富豪有一个走近共产党官场的机遇平台，把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条与时俱进。其实，这里和“君主立宪制”、“党主立宪制”的观念一样，就是反对“民主立宪”，不允许人民的公开竞选产生执政党，要求“君权神授”的观念借尸还魂于“贫下中农打江山坐天下”的“血酬”观念。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新中国的主人就是共产党，不是人民，打天下的共产党“天然有权管理人民”，因为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理所当然的“统治者”或者说“皇帝”。这种“打江山坐天下”的封建主义“帝王强盗逻辑”是封建王朝兴亡周期律的根源，突破不了这一个“厚障壁”，就改变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改革“暴力崇拜”及其“官本位”指导思想。相应的“党主立宪制”，就是无稽之谈。

周天勇、郭永丰、贺卫方等人触及“党主立宪制”课题的言论与刘晓波《破除“党主立宪制”迷思》的局限性相反相成，共同地局限于“宪法万能论”，缺乏“政治主权细分前提下的主权宪政规范化研究”，对于中国的宪法制度可行性研究停留在纸上谈法的水平，对于“违背宪法”包括“良性违宪”的研究没有结合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现实，更没有把“宪法与民法的关系如何落实在《物权法》之类市场经济建设方面？”的研究提出来，公民基本权利与司法保障的关系更是不清楚，离开了政党社团发育来讨论宪法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学术性悲剧。对比北欧国家和一党制民主政治优越性，特别是华人圈内新加坡、香港执政集团以及台湾民主政治成功范例，参考东南亚国家民主政治腐败现象的缘故，就能够看到宪法的社会基础是自为阶级不再局限于统治阶级，不像奴隶制和封建社会里面只有统治阶级是自为阶级，市场经济社会以工业化生产力决定了被统治者通过社团政党的民间组织模式成为自为阶级。地主阶级是奴隶社会第一个被统治者类型的自为阶级，资产阶级是封建社会里面的被统治者自为阶级，无产阶级紧随其后成为自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明确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性社团党派。如果没有这样的社团政党获得社会主导型权力，就没有工业化社会的英国宪章运动开启宪法及其政治权力要求的历史性进步，宪法及其民主政治格局的社会主体规定性就是社团政党取代封建主义家族及其子弟兵暴力成为国家权力承载者，一盘散沙的民众即便是象中华民国老百姓投票赞成了六七个宪法也没有民主政治。其中，封建主义暴力的代表主体之军队是否作为特权集团在一个选举制国家主宰政局，非常重要，因为这种暴力肯定会与政党势力相结合，强奸民意也颠覆宪法，把政党社团弄成错位的政治主体，例如让政党操作制定法律政策包括宪法等等社会“游戏规则”，然后又自己导演民主化竞选的“走过场”选举官僚“闹剧”，政治腐败由此肆无忌惮。政党社团的互相制约，宪法的全民公决，都是要求政党社团不能是武装力量的掌控者，政党必须是法制化的社团，崇尚法律而反对暴力崇拜。这样一来，政党非暴力生存发展方式才能够保障它是民间化的事物。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奉行“党指挥枪”原则，坚决要求军队归属于执政党，就是宪法及其民主政治的原则性障碍。

追根溯源，对于暴力军队的占有欲是来自于垄断性政治权利的追求，在战争年代共产党领袖是打出来的威望，率领战斗部队的兵力多少决定了一个领袖的层次高低；在和平年代注定了共产党领袖不是党员干部选举产生的，而是官僚等级化晋升的职务高低决定领袖层级水平。无论打仗还是官场晋升，都是特定圈子里的选择性结果，并不是全体人民的“选举”那样普遍性的认同。这种情况下，暴力情结不仅仅是统治者的问题，也在被统治者身上同样起作用，例如早期的手工业作坊和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工厂，往往需要帮会组织的黑社会震慑力来保障生产管理有效性，老上海的包身工就有这样的经历，可是一旦没有了黑社会监管，工厂就管理无效而散摊子了，只有在工会组织产生以后，形成了劳资关系平衡，才能够有互惠互利的协商解决问题。同样的西方民主政治实践也发生过民主选举的政府缺乏权威性，管不住老百姓，迫使军队暴力压阵的“军事管制”应运而生。结合中国的现实，考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造反派”社团组织状况，能够发现民间组织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具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学生会领导之类社团组织生活丰富经历的人，象今日中国的民间经济企业家那种一般性组织能力只是集中于企业化管理层面，缺乏社会活动家的能力，与西方宪法以及君主立宪制进程中城邦经济企业家们组织社团——行业协会之类生力军不可同日而语，不是宪法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体。中国的社团与欧美的社团存在着“起源于哪里？”的本质性区别，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成立的各地各级“个体户私营企业协会”包括“全国个体户私营企业协会”都是各级政府工商管理局的事业单位，2012年5月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河北省廊坊市政府对于私营企业和个体户进行“年检年审”时，强行要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缴纳“个体户私营企业协会”会费和行业协会的会费四五千元人民币，记者为此采访“全国个体户私营企业协会”时被告知“我们单位属于国家工商局的事业单位，没有经过国家工商局的同意就不能接受采访。”至于省市县乡镇的工商局工商所收取“个体户私营企业协会”会费，都是正常的，只是不应该收取行业性协会的会费。2012年5月2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持续性报道，江西省发生要求私营企业和个体户进行“年检年审”时必须为“残疾人协会”捐款，乃至全国各地的工商局这种违法违规收费一概没有税务发票，属于灰色收费甚至黑色收费。此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央广新闻2012年5月26日继续报道私营企业和个体户进行“年检年审”时普遍性被乱收费，追根溯源是因为“个体户私营企业协会”形同虚设，作用只是有利于工商局额外收费，从来不为“个体户私营企业”提供相应的服务，这样的社团本来就是“官本位”的“榨钱机”，压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社团组织。而西方的行业协会、私营企业协会则是社会自组织功能的最基本的社团，是社会改革甚至“大宪章运动”革命行为的生力军，是自下而上形成的真正意义上的社团。中国当代最突出的消费者维权活动里面，消费者协会竟然不是千千万万消费者的自为自组织社团，而是政府工商局的一个事业单位。完全可以说，中国的人民民主是在2012年随后三年以内都难于形成民间社团自然生态基础的，一切关于“君主立宪制”那样的“党主立宪制”构想都是空中楼阁，中国特色的共产党体制改革只能是从中国共产党不吃财政钱款开始，第一要务是共产党回归民间，回归社团属性，告别“官本位”的机关化、职务化定位，然后才有可能由共产党带动民主党派在中国民间社会广泛培养社会自组织功能，形成宪法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用以规范化地创建民主政治格局。

这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党费养不活共产党，必须让共产党直接全力以赴搞好国有企业，把中国政府的财产占有者角色取消了，让中国共产党从军队党、政府党第一步演变成为企业党、生产力党，依托工会组织在企业现代化方面学会新加坡搞好国有企业的成功经验，也在事实上让共产党的派出代表团进入政府、政协以及参与人大代表竞选之类组织结构，取代“党委常委分管政府人大政协一把手权力”成为“一霸手”的现有体制。客观上这也是让共产党内部分化瓦解暴力集团和权贵集团的集权制，把“党委内民主”的委员常委制约书记一把手体制彻底表露在特权平台上抛掉，因为共产党员在中国社会早已经是一种特权利益群体，党内干部晋升需要“上跟一个人，下有一条线”的势力“支持”早已经常态化，党内派系的明争暗斗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彼此心照不宣默认势力范围的潜规则，象新加坡《联合早报》2011年1月11日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党委内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所说的制约党委书记权力是一切政治体制改革基础等等，完全是要毁坏中国改革必要的集权制。“党委内民主”的基本内容是建立“连坐”制度，形成强迫常委监督书记一把手的硬性规定，给予第一个举报党内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宽大为怀，从轻发落，广泛推行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保障集体决策，邀请党外人士监督共产党内重大事务表决过程，但是反对自下而上竞选产生共产党各级领导班子。也就是黄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图：两条线、三只角、四个点”文章规划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从“历史性继承”逐步平稳转变为“人民选举”，党委的公费预算与政府分开，政府官僚不再是党委常委兼任的官员，把党组织和人代会机构融合一体，使得共产党掌控立法权、武装力量两大主权。说到底还是“官本位”，还没有看到中国改革到今天的社会不稳态十分严重而需要一定的集权制，把握的尺度在于不干扰民间化的市场经济进程，包括不影响竞争性的国有企业改革模式，也就是说参考新加坡李光耀的政治集权制和经济分权制路线图。邓小平的威权主义体制在1989年北京学潮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前后逼迫胡耀邦、赵紫阳下台，却遭受了1986年合肥市学潮和1989年北京学潮的自下而上冲击，说明这种分权制基础上的威权体制是不稳定的体制。期间党内民主决策的有效性、先进性取决于常委的个人素质，在此基础上是否能够形成统一意志的决策结果，直接取决于那些投反对票的常委数量——当否决权拥有者人数比较少的时候，决策就会灵活又果断，可是不一定在社会上保障稳定的执行力，因为常委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如同选择性执法一样不具有普适性；如果拥有否决权的人数比较多，尽管决策可能谨慎而避免太多的错误，但是更容易停滞不前，对于改革开放的中国形势不利。中共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结构当中是否决权比较小的，常委与总书记是明显的差距，分税制、禁止军队经商、强化监管机构的垂直领导都是那个时候的产物，同时进行了建立中央银行体制的金融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医疗改革、住房体制改革以及两次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表明中央集权制度在适当的情况下是有利于改革的，它的边界在于把经济发展送到市场经济门槛之际，就要适可而止。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就是9个常委的决策权，意见分歧的莫衷一是造成了中央最高决策的谨小慎微特征，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大举措基本上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领域突破性成果，酝酿产生了“孙志刚事件”群情激奋的“民间否决权”把“收容遣送制度”彻底改变为“救助站制度”。还有“农业税”压迫农民劳动力大量背井离乡的“抛弃土地耕作”现象“反馈”中央政府，实现了“取消农业税”的历史性改革。特别是征地拆迁引起的强烈抵抗运动，包括“自焚”和群体性上访，甚至集体冲击政府机关之类恶性事件接二连三发生，促使中央政府“禁止非法强拆”，立法机关和最高法院也坚决支持。此时此刻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流于形式，原地踏步的“稳定高于一切”和“宏观调控”就实际上扼杀了改革创新精神。

中国改革开发政策的一贯性标签是“稳健”和“循序渐进”的渐进性发展，问题是长期以来并没有弄清楚改革的政治目标及其路线图，相应的“循序渐进”是无序可循的盲人摸象。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借助于凯恩斯主义在中国横冲直撞，政府融资平台债台高筑，国有企业垄断性横行霸道，物价上涨的背后是银行业通货膨胀气势汹汹，显而易见中国改革是能够倒退回去的，难怪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春天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对媒体一再提醒中国要防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卷土重来。原因是改革开放政策产生了既得利益集团，与老百姓形成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斗争，权贵势力绑架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和改革本身，让改革开放政策声名狼藉，不再受到老百姓毫无疑义的坚定不移支持。于是，矢志不渝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人需要两线作战，一方面既得利益者集团反对深化改革，形成了保守派势力，以官僚富豪为骨干力量；另一方面底层人民产生了革命性的暴力“打土豪分田地”之类“打富豪分产权”观念，以失业者为骨干力量，形成了革命派势力，毛主席的旗帜早已经被打出来了。所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不要让中国的人心离散，挽救破裂的中国社会，至关重要。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要反复提出来中国共产党回归民间社会，主动放弃国家财政供养的“官本位”体制，下定决心从发达经济区的大中型城市切入进行公开竞选产生政府机构的改革试点，始终不渝地与大多数人打成一片，才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政治可持续发展的力量。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于“裸官”及其移民海外的官僚富豪“关系网”不能给予支持和帮助，吃里爬外永远是不得人心的。中国共产党应该牢记改革开放是革命运动的催化剂，满清的慈禧太后实施了君主立宪新政之后，辛亥革命爆发。19世纪后期的亚历山大沙皇进行全盘西化的改革，引发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随后就是列宁主义的十月革命。前苏联也是在改革开放的运动中快速分崩离析，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感叹，随着经济繁荣与君主开明，人民的政治参与冲动跃跃欲试，更加让社会不稳定，贫富两极分化引起的群情激奋在突发性事件面前必然失控，公众不满情绪和对于维护既得利益的制度充满仇恨之际随时随地诱发冲突，整个民族明显的正在走向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他断言说“改革”教会了“人民怎么样去发动革命来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因为，国家没有给予老百姓和平方式的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富豪、军队和政府垄断了法律资源、媒体资源，统治者集团没有及时性纠正错误的机制和创新能力，封建主义君主的集权制单行线使得底层社会完全处于政府的有效掌控之外，失控的官僚集团仅仅是不义之财的守护者。这种情形，恰恰就是今日中国的浮世绘图景。

中国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在国有企业分不开，在国家主权与政府管理权之间也是分不开，根源就在于封建主义的特权“官本位”体制，它把中国共产党弄成一个远离“社团”定位的“机关化”利益集团，不再是政治信仰一致的志同道合人们所形成“政党”之无产阶级先锋队。回归民间化社团，使得中国共产党退出官场定位之后，政府自然而然不敢肆无忌惮，因为过去那种借助于共产党暴力强权支撑的狐假虎威已经不复存在了，有恃无恐的坑害老百姓行为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司法独立的审判在新闻自由监督面前，必然会化解许许多多社会矛盾纠纷。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的带动作用下，必然会发生更大的变化和进步。为了改革发展而保障中央层面的适当集权制不能在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模式内展开，必须第一做到打破现有“官本位”利益板块“硬化”的僵局，平抑社会不满情绪和社会不稳态，把最富有进攻性、破坏性的“愤青”一族“大批量失业大学生”群体，转化成为改革开放积极性正面力量，团结一切农民工、贫困人口，给予社会底层弱势群体向上发展的通道，保障社会各阶层的人口比较充分的良好流动性，减少等级化的利益及其生活水平、就业与晋升机遇差距。这是党内自下而上竞选产生政治领袖和市县区乡镇政府官僚领导人的方式能够产生的良性结果，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率先垂范的八个民主党派带头发挥社团在社会自组织功能方面的良好示范性标榜作用，弥补今日中国社团政党发育滞后的缺陷，也把党内阳奉阴违的秘密政治传统一扫而光，党内派别必然分化瓦解中央集权制度的利益集团僵化格局，解决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官僚主义倾向性问题。这种情况下，军队、警察、民兵的武装力量层级划分，是必要的，但是中央集权的改革力量有必要重新整合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用以吸收大批量失业大学生，由共产党中央直接统帅，不仅仅大规模促进军队现代化、廉洁化和军民鱼水情，而且作为介于军队与警察之间的新型武装力量，随时随地接管不能胜任的地方政府包括法院检察院机构，以反腐败为切入点大幅度压制“三公高消费”势头，快刀斩乱麻实现公务开支全部公开化、透明化，实施国家各级财政预算硬性规定强约束，坚定不移地厉行改革开放政策“为人民服务”，坚定不移地征收遗产税、房产税、奢侈品消费税、资本所得税来缩小贫富差距，彻底改变原先的官僚集团死水微澜格局。这种情况下，全体中国人民由于砸烂了官僚铁饭碗，每一个人的立身之本都是毫无疑问的发展经济，要么创办企业，要么科学研究，要么商务经纪，要么开办会计律师事务所等等务实事业，“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当然成为不言而喻的共识，不再是官府扭曲了的“一切向钱看”和GDP压倒人民幸福。这种情况下，民主法制建设就理所当然地会以宪法的实至名归来规范一切法律行为，官僚权力寻租行为必定受到“秋后算账”的有效性遏制，社会的自组织功能足以保障“大社会、小政府”的良性循环，中国的繁荣昌盛势不可挡，改革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丰功伟绩势在必然。

人民币的发行和国家货币政策是完全属于中央政权的权力，地方政权改革及其经济体制改革都不能干预国家货币政策，只能是被动接受中央的制约，这也是中央银行制度的规定性。2012年5月12日中国央行宣布从2012年5月18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是本年度第二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执行20%的存款准备金率，中小型金融机构执行16.5%的存款准备金率，按照截至2012年4月底中国大陆人民币存款余额84.23万亿元计算，这一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必将释放货币流动性4200亿元左右。考虑到2011年8月中国央行就开始调整了存款准备金率的缴存范围，保证金被纳入其中（2011年11月已经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与今年的两次累计为三次，共计下调1.5个百分点），市场预计这一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必将释放货币流动性超过4200亿元。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微博客上说，这对于房地产投资是重大利好消息。央行周小川行长针锋相对地否认，说近年来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的使用主要是和外汇储备增加或者减少所产生的对冲要求有关，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表示货币政策松紧的信号，释放出来的资金广泛分布于国民经济各方领域，没有典型的方向，并不是为了增强股市的信心，或者主要流向房地产行业。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近日陆续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以及货币信贷运行数据都显示，中国大陆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并不好。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说，2012年4月大陆信贷新增量非常低，回落到了7000亿元以下，银行的贷款没有效益好的实体经济企业来接受。更为严重的是，各种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还处在减速下行的不良态势，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总体下滑，第二三动力之消费和外贸的增速也在明显减缓甚至下降，无论是外需还是内需都出现了萎靡不振的局面。于是，只有拿钞票刺激经济复苏了，这是被经济学批评为饮鸩止渴的货币“吸食鸦片”病态策略，根源在于中国的人民币缺乏独立性，迫切需要中央层面大刀阔斧改革人民币发行体制，地方政权在这方面无能为力，没有权力参与和兴风作浪，但是能够在政府融资平台上面恶化中央的货币政策错误。

当然，央行周小川行长的话语是最权威的，也确实说出来了外汇储备是中国货币政策的支撑点，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首先就是适应于外汇储备的要求。因为中国的人民币发行，是依据中国获得多少美元计价的外汇来确定，不是按照中国自己的财富和社会生产力来确定。一句话，人民币在2005年金融体制改革当中被中央决定成为美元的傀儡。中国的货币政策从此以后，就是殖民地性质的非独立性货币，如同被美国看管的日本，还有被英国长期殖民地统治的中国香港，都是没有货币真正自主权的经济体。关于外汇储备，国家外汇管理局2012年4月公布了两张最重要的表格《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和《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一方面中国有对外净资产1.77万亿美元，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投资收益为负268亿美元，被一些学者批评为中国对外投资效益不好，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管涛司长专门出面澄清：我国对外投资每年都有收益，2004年到2011年我国对外资产年均增长26%，对外投资收益年均增长32%，2011年达到128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外汇储备的经营性收益，说明外汇储备直接支配人民币发行是安全的，经济效益是好的。十分清楚的，管涛司长是单纯依据《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来证明中国的金融非常安全，忘记了美元涨跌、美国债务涨跌以及中国应收款能否在国际上收回来之类主要取决于美国的因素，是中国掌控不了的，纯粹属于中国人看到的美国库房里那些归属于中国的财富。如果美国不让你中国人兑现，或者一旦中国人套现落实这些财富，例如拿这些美元财富来购买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科技成果，美国就扯皮或让市场价值下降，中国就是纸上的富贵，虚假的金融安全。难怪中国政府在美国的战略包围面前畏首畏尾，硬不起来，有一种“恐惧美国”的流行病。

站在国际贸易研究的科学立场上来说，《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反映的是特定时间段上面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对世界其他国家地区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的统计表，相当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并不能对于资产的可兑付性及其政治军事安全性做出来判断。它与反映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经济交易流量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国家完整的国际金融账户体系，特别对于人民币捆绑在美元坐标系上的情况来说，就是人民币发行的国际依据。这两张表显示中国的对外金融资产，集中于外汇储备资产，主要以美元形式存在，受制于美国政府。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例如在亚非洲的石油产业投资，安全性明显存在问题。而且，中国对外服务的亏损在2011年是152亿美元，本文笔者徐群贵早在一年前就曾经建议打造“中国服务”品牌提升“中国制造”档次和综合竞争力。2011年中国对外资本和金融项目亏损290亿美元，其他投资亏损805亿美元，外汇储备资产依靠出口货物增加了124亿美元。2012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是重新回到了双顺差，但是顺差幅度在明显下降。从《国际收支平衡表》能够看到一个时期国家的全部世界经济往来之收支流量情况，清清楚楚表明中国的货物出口一直是支撑国际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近年来显著下降的同时，软实力方面的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如果货物出口持续性下滑和服务贸易毫无转机，中国的对外金融安全必然是无本之木，绑定在美元外汇上面的人民币也必然是无本之木。中国的货物出口主要是依赖于跨国公司在大陆的生产基地，如果境外投资者大规模撤离，把资本和收益全部带走，中国的金融安全就不复存在。中国的转口贸易缺陷，中国出口的利益虚假性，都会快速浮出水面而使人民币信用体系破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今日中国是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大资本跨国公司来支撑人民币稳定性的殖民主义经济，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借助于中国权贵集团形成的“傀儡经济”和傀儡政治格局。

这样的傀儡金融体制注定了中国的中央货币政策一直不能稳定，处于持续不断的“瞎折腾”状态，是对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不折腾”宣言进行事实上的全盘否定。在这样的作用机制下，美联储每一次“超发货币”，美国的货币政策一搞“宽松”，美元就贬值，芝加哥期货市场的粮食价格和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就随之上升，中国作为粮食、石油的进口国，CPI就接着“抬头”。认真研究之后就会发现，中国这几年的CPI上涨，基本上都是由食品价格上涨所构成的。中国期货研究所的数据表明，中国大陆的食品价格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粮食期货价格的变化基本上同步。正因为如此，如果美联储不再推出QE3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美元走强，国际粮食价格、大宗商品价格就会回落，中国CPI上涨的压力随之也就会减小。所以，中国政府竭力批评美国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反对美联储推出QE3方案。这种对于美国政府货币政策的依赖性，使得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始终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2007年2月到2008年6月，6次升息，12次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还要对贷款“窗口指导”，靠行政命令让各商业银行缩减贷款。2008年下半年看到我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了，央行曾四次降息，并鼓励商业银行拼命放贷，三年期间，贷款放了20多万亿元快到30万亿了，超过2011年我国GDP的总量的一半。从2010年1月15日到2011年6月14日，决策层的货币政策又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向，提高12次提高法准金、4次升息。自2011年12月初以来，看到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央行又降了两次“存款准备金率（又被称为“法准金”）”了。如果我们的货币政策再这样继续“宽松”下去，这不就是4次180度的货币政策大转向了？试想一想，我们这样一个有着50万亿元左右GDP的经济大国，能这样折腾么？我们的企业，我们的金融市场和投资者，又怎样预期和应对这种频繁的货币政策转向？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经济的运行，三四年里就来了4次180度的大转向，一会儿服“安眠药”，一会儿打“兴奋剂”，这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可是前无古人，或许也是后无来者。这是政府强权在“熨平”经济周期，远离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或者说是在人为制造经济周期，后遗症之大完全可以从2008年4万亿元经济刺激至今物价上涨的局面窥一斑而见全豹。这样频繁且多变的宏观调控政策转向，当然会把好端端的经济折腾出毛病来，2011年中国央行周小川行长曾在上海发表讲话，说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也在做“宏观调控”，也一直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周小川行长却没有看到，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宏观经济政策，与中国大不一样。从2001年美国几个年级出现轻微下滑，格林斯潘所掌管的美联储一连降了十多次利率，一直到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大致是朝着一个方向“调”的。伯南克自2005年下半年接掌美联储的帅印后，中间经历了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和2008年～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之后美联储维持量化宽松政策和低利率政策一直到现在。伯南克最近2012年5月还在强调到2014年底，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将维持在0到0.25不变。这说明美国最近10年里，货币政策保持一个方向在“调”。相比之下，美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让中国货币政策的振荡甚至自相矛盾相形见绌，两个经济大国的货币管理者水平差距之大，可想而知。这里面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大政方针的六神无主，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站在官府经济模式与民间经济模式之间左右为难，判断不清楚市场经济是否必然为民间经济？深刻的疑惑在于：官府经济模式是中国政府唯一驾轻就熟的可控性模式，难道就祸患无穷吗？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大发展，难道就不是官府经济模式的巨大成功吗？官府经济模式的利弊临界点在哪里？市场经济的利弊临界点又在哪里？为什么说市场经济一定要比官府经济好呢？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专家学者，都没有给出来让中国共产党心悦诚服的答案，中国政府是糊里糊涂莫衷一是，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穷于应付，疲于奔命，捉襟见肘。

因此，人民币与美元解套，首先需要解放思想，让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百家争鸣，为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发展观提供指南针和方向盘。与此同时，需要改革中国的官僚选拔制度，要把那些不懂得货币银行学说的外行官僚剔除出去，统一认识货币管理体系的专家优势是一种必然性选择，货币管理体系自身的改革更是需要专业化，而中国政府的货币管理班子显然缺乏货币银行学的专业化优势，而且惟命是从于学位标准，没有成果标准。第三，要把市场经济弄明白，把中国的资本市场建设成为直接决定中国货币发行的财富坐标轴，这样才能拥有独立自主的中国货币政策和国家主权。否则，中国的发展就是痴人说梦或者自欺欺人。资本市场的核心区域是证券市场，看一看中国权贵在证券市场的欺诈行为和经济犯罪受到官僚恶势力的顽强支持，就知道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在于改革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要求共产党干部新陈代谢经常化以保障风清气正。只有如此，中国官僚才能够心领神会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格局早已经决定了货币发行的实质是调整财富分配与增值“游戏规则”，是财富流动性、社会性的具体实现方式。因此，货币发行和银行业经营，早已经不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框架内的纯粹中央政府权力与利益，而是市场经济的民间化金融市场权利，是一种重要的市场定价权，例如欧美期货市场和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等等民间机构，都拥有央行第一次货币发行之际定价权以外的市场化货币定价权，也就是市场运行的反馈控制类型第二次货币定价活动，从而对于美元欧元的货币发行具有市场反馈性质的直接影响力。中国的人民币发行本身也早已经受制于粮食期货特别是钢材市场、铁矿石期货市场、有色金属期货市场等等，仅仅是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之类投资银行不具有这种金融能力，迫使相应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等等商业银行体制以扭曲化的作用力来从产业市场直接决定中国货币的真实性定价权。例如截至2012年4月末，中国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57.93万亿元，同比增长15.4%，环比下降0.3%，同比下降2.1%。4月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6818亿，同比少增612亿，较一季度月均8200亿元减少1382亿元。贷款锐减与票据融资增加相辅相承，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中国央行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4月的票据融资新增量跨越式发展，在2月份千亿基础上翻番到2407亿元，占当月6818亿元贷款量的35%。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利率下行，一季度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利率比2011年12月的8.01%降0.4个点至7.61%，利率上浮的比例提高了4.4个点至70.4%，而对应的下浮和基准利率的比例反而下降了4.4个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实体经济如此萎靡，银行业断难独善其身。资金的紧缩加上实体经济企业下行，使期货市场已成一潭死水，很多交易者封刀旁观。追踪24种商品的标普高盛商品指数(GSCI)下跌到去年12月底以来的最低点，连续下跌时间是2008年12月以来最长的，是2008年以来商品第一个出现下跌的年头。而在过去10年，商品指数唯一的下跌年份是2008年，当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商品市场下跌了43%。资金紧张时的债务链、虚假贷款逐一曝光。此前，中国的钢、铜等产品已经成为金融产品，成为获得融资的抵押品，与实体企业关系不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对以钱生钱的游戏玩上了瘾，把房地产、原材料等所有的资产变成抵押物，换取现金。海内外媒体报导，由于骗贷层出不穷，银行已封杀江浙、福建地区的部分钢贸商，20万家钢贸商处于最糟糕的时代。市场处于悬崖边上。钢材低迷，钢材贸易难以持续，钢材摇身一变，成为资金来源。目前钢贸商融资大概有五种模式：第一、银行动产质押监管贷款。即银行以钢为质押品，向银行融资。银行不懂钢材品质，或者钢贸商有意重复抵押，成为风险之源；第二、钢贸商联保。即钢贸商之间形成一个担保圈，风险在于，钢贸商之间击鼓传花，甚至叫上几个亲朋好友成立企业进驻同一家钢贸市场，通过虚假增资、粉饰报表后互保，由保险公司开立保险向银行贷款；第三、钢厂钢贸商银行三方合作。经销商和银行约定把向钢厂购买的货物作为银行贷款的质押物，并向银行交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银行在此基础上支付货款。大部分钢厂都是有固定合作的钢贸代理商，在某些钢贸商跟钢厂之间存在直接利益关系，贷款成为制造钢材虚假需求的泡沫。第四、银行直接向钢贸企业法定代表人发放个人贷款；第五、民间借贷，近两年盛行的高利贷无孔不入，在钢贸市场同样存在。中国政府监管部门注意到贸易融资风险，2012年5月银监会对钢贸企业的信贷问题就曾两度发文提示风险。根据一份业内的数据显示，有4家银行上海分行的钢贸企业贷款余额占比接近20%，7家银行的钢贸企业承兑汇票占比甚至过半。银行业整体风险上升，有商业银行基本停止了在沪钢贸联保业务以及民营担保公司业务。还有银行人士表示，对原先的纯联保、互保类贷款“只收不放”——银行与钢贸企业成为互相箝制的鹬蚌，钢贸企业情况越糟，银行风险越大；银行越紧张越收敛，钢贸企业越差。

由此可见，钢材市场及其钢铁产业链的危机状态使得人民币的货币贬值趋势越来越强烈。于是，铜成为另一种中国特色的人民币融资重要来源。国际上的铜库存越来越少，中国的铜库存越来越多。中国大量进口铜，已经远远超过实际生产用量。去年12月，中国进口铜508,942吨，上海期货交易所铜库存量达到十年新高。由于中国经济增速减缓，去年铜进口大于需求，期交所铜库存量达到2002年中以来的新高。截止5月6号的一周，上期所铜库存有所减少，到196627吨，2月中旬以来首次低于20万吨。不囤积于期货交易所、囤积于上海等地保税仓库中的“融资铜”数量也在直线上升。有业内人士告知，在保税区内的融资铜已经高达100万吨左右。进口亏损，却还在进口，为什么？大规模进口铜，一大目的是为了融资。利用铜进行质押融资，借款人将所购铜材存入保税区的仓库后，由管理仓库的仓储公司出具记载存货人信息及仓储铜材的品种、数量、质量等信息的仓单凭证，借款人再以仓单作为质押物，向银行办理贷款。或者，利用进口铜的仓单向银行质押贷款。或者，利用铜贸易信用证获得短期资金头寸。钢、铜贸易商需要如此之大的资金，实体经济从业者如此渴求现金，除了实体经济企业不景气需要缓解沉重的资金压力外，一些企业获得资金后摇身一变，成为民间借贷从业者，他们从银行融资以高利贷向民间放贷，成为食利阶层。2011年中国盛行钢贸、铜贸融资，窥一斑知全豹，实体经济下行、金融业享受厚利，错误的激励机制，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商人，成为高利贷从业者。他们以钱生钱，把所有的资产变成钱，成为黄世仁。2012年中国实体经济下行，人民币的货币贬值明显加剧。这场红了眼的赌博接近尾声，实体经济企业下行骨瘦如柴，所有实体经济企业上的寄生虫，迟早会饿死。中国实体经济如此紧缩，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方能闯过难关，一荣俱荣。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理论乃科学真理，钢铁工业、有色金属产业链的生产力决定着货币发行、银行金融经营的中国政府体制和机制有效性，只不过这种决定性显示效力的途径需要借助于国际化的期货市场、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来起作用，说明了中国的人民币已经远离自己国家的产业链实际国情，是一直在夸张性的行政调控之表面现象下依附于美元及其操盘的国际金融市场包括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其对于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当然只能是隔靴搔痒，作用力以及效果越来越差，只是具有间接性作用力的傀儡化调控。

2012年4月13日美国高盛集团做空中国工商银行H股在香港套现25亿美元，从2009年6月美国高盛集团持股中国工商银行以来，四次买卖中国工商银行股票已经累计获得77.5亿美元收入，让中国股民的赔钱赚吆喝显得十分可悲又可怜。中国的商业银行早已经是欧美大资本家获利的平台，也是扼杀中国实体经济科技生产力的罪魁祸首，尤其是压制中国民族资本和民间经济的元凶。2011年中国的商业银行净利润上升30%以上，2012年一季度中国的上市银行利润“开门红”，同比增幅50%左右，环比增长22%，而沪深股市1923家上市公司的同期平均利润同比下滑12%，环比减少将近8%，政府管制的银行净息差在中国居高不下，说明现金成本越来越高，企业风险越来越大，做实体经济不如开赌博场所，银行通过向实体经济企业转嫁成本来牟取暴利，实际上就是扼杀工厂投资。银行在净息差以为的一些中间费用不断增加，客观上也是资金风险的人为转移，对企业不利。经济学界在年初预计银行利润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政策作用下可能下降，国民经济数据会好一些，预计GDP增长率8.9%却是实际上只有8.1%而大跌眼镜，眼前的事实是银行利润不降反升，北京的银行职工年薪20万元还嫌太低了不够花费，与实体经济制造业美的电器裁员32179人丧失工资收入形成鲜明的对照，高科技新兴产业的新能源汽车龙头比亚迪集团大幅度裁员，仅仅汽车销售公司裁员70%，至少2000多人失业。绿色能源的风力发电机制造业同样裁员，堪称风电行业风向标的华锐风电和金风科技都与已经签约的大学生，解除聘用约定，内部裁员已成定局，原因是金风科技2011年净利润下降73.5%，华锐风电净利润下降72.84%，中国风电上市公司2011年净利润同比下降19.4%，银行业却招兵买马正在实施规模扩张。中国经济的空心化不可阻挡，原因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没有新意，拿不出来切实可行的系统性方案来解决中国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金融体制问题，面对“官本位”的银行业痼疾无能为力。

支撑人民币发行的出口数据仅仅增长4.9%，低于市场预期的8.4%，外汇储备换取先进设备和重要资源的进口增长只有0.3%，远远低于预期的10.9%，大宗商品进口下降表明投资者对中国未来实体经济缺乏信心。2012年5月10日中国海关公布4月份外贸进出口3080.8亿美元，增长2.7%，难以支撑GDP增长率7.5%的发展速度。央行释放货币4200亿元人民币之际，实体经济效益不好不敢贷款，商业银行也不敢放贷给工厂企业，只能是加剧炒买炒卖的金融投机。出路是分解垄断性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严禁商业银行的规模扩张，大力发展中小型商业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与民间经济共同创办“产权基金会”之类小型化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减少商业银行“官本位”的层级成本，直至完全取缔商业银行的“官本位”体制，鼓励实体经济企业家联合兴办小型化金融机构。这样的金融体制改革，不再把贷款作为企业得到资金的唯一普遍性渠道，才能够从根本上使得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金融剥削压迫实体经济，避免金融业成为“官僚化”的寄生虫行业。

这就要求金融上市公司的彻底改革，等于把金融体制改革的前置条件设定为证券市场改革，或者说资本市场改革。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上任伊始就展开股票市场改革的“顶层设计”，指明了中国经济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外部失衡源于国内经济体制内部失衡，国内金融失衡是扭曲中国股市的重要原因，人民币捆绑在对外贸易的外汇美元上面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扭曲作用。半年来的改革思路清晰，首先竭力建立信用定价机制，因为货币的实质就是信用，任何金融市场都是信用筛选、信用定价的平台，没有定价权的金融市场就是傀儡“伪市场”，所以美元的定价权不是在美联储和美国政府，而是在美国的资本市场及其金融市场。这样的市场必须有正常化的生命体新陈代谢功能，例如上市公司退出股市的硬性规定，不允许中国特色的“借壳上市”再一次兴风作浪。但是，政府为支撑点的上市公司故意制造虚假财务信息诈骗社会的犯罪行为屡禁不止，云南省“绿大地公司”的信息欺诈案件一波三折，把“官本位”的上市融资模式暴露无遗，惩罚这样的犯罪公司及其官府后台，已经超越了中国证监会的权力，要求中央政府和立法机关在中共中央的明确政策之下及时支持股市体制改革。

市场经济作为法制经济，第一要务就是诚实守信的上市公司信息公开，这是信用定价权的重要步骤。2012年5月10日中国证监会在新闻通气会上披露，今年已经向公安机关通报了10起证券市场违法案件，例如招商证券李黎明涉嫌经济犯罪和证券违法违规案，公安局虽然接受了中国证监会的立案要求，却没有对李黎明实施强制措施。证监会至少没有办法解决最高法院拥有的“证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能否及时到位？”等等问题，但是已经在推进查处证券公司内幕交易案件的法律精细化，以信息公开化遏制证券市场的中国权贵势力，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到中共中央掌控的立法权和司法权、行政权统一协调领域，明明白白这种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需要政治体制改革。2012年5月7日中央政府批准中国证监会成立了投资者保护局，顶住上市公司的权贵资本压力推进股票的现金分红制度，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上市公司明确回报股票股东的信息，对于第一次募股IPO企业、再融资企业、重组企业要求披露现金分红信息，然而遭遇诸如“红利税”之类归属于财政部税务局的管辖权及其法律政策问题，仍然需要中共中央的统一协调改革。

最重要的是，郭树清率领的中国证监会一班人遇到“官本位”的强盗逻辑就知难而退，如同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遇上高衙内的欺负人霸占老婆行为就“手自软了”。新股发行过程中不讲业绩的炒新现象依然存在，中国证监会只能是不闻不问，原因在于这种炒作来自于政府融资平台，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杂交优势品质。独霸中国股市天下的蓝筹股拥有“官本位”的超级投资炒作价值，以银行股为代表持续不断地再融资圈钱，中国法律和中央政策对这种蚕食经济活力的犯罪行为默认以纵容，2012年5月9日交通银行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566亿元人民币规模的A+H的再融资方案，诚如一位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所说的“中国的商业银行再融资已经捞钱多得很不好意思了”，结果就是在金融货币盘子确定的大局之中自然而然压缩了实体经济的资金空间，扼杀的是中国岌岌可危的高科技生产力。当然中国证监会过分看重股指，以ETF等各种方式抬高蓝筹股，就是错误地超越了监管边界，显然是迎合银行业之类中央政府“官本位”钱袋子的危害市场经济“霸道”做法。对于原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成员吴建敏违法违规案件的追究，显示了郭树清领导中国证监会革故鼎新的勇气，同时惩罚中介机构并且对于拥有行政许可权的一二线部门进行轮岗换位，打破了原先的僵化权力利益格局，遏制权力寻租和圈钱的高歌猛进势头，应该说功不可没。

这一切的目标设计毫无疑问地是形成“信用定价权”，也就是形成人民币发行的中国独立自主“定海神针”。为此，郭树清率领中国证监会加快证券市场的产品创新速度，在期货市场、债券市场都有开拓，大力发展公司债、机构债、中央政府国债、地方政府债券，已经推出了中国白银期货市场，还要推出国债、原油期货市场，一连串QFII\RQFII获得审批，加快内外开放的力度。问题是，中国的经济信用确确实实不容乐观，更不敢让人放心的情况下，产品创新面临着信用甄别艰难的被欺诈威胁，急于求成就会灾难深重。尽管这一切创新都是中国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资本定价权体系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是中央层面早就应当列入议事日程的经济命脉大手笔安排。看一看今年铜业期货的国际交易风险，和几年来中国在资源期货市场的亏损案件，就会令人头脑清醒，深刻认识到资本定价权包括金融定价权不能一蹴而就，往往是欲速则不达。何况，中国在资源期货市场上的出发点是对冲国际贸易风险，美国摩根大通为了减少国际金融交易风险2012年前几个月在对冲基金领域亏损20亿美元，就证明了全过程对冲是不可能实现的，往往是意欲减少市场风险的对冲就会造成增加风险的恶果。摩根大通是美国次级债的第一大赢家，也是国际上金融“顶层设计”的头号权威，一手创造了CDS金融对冲基金产品规避风险的奇迹，被当今世界上许多获诺贝尔奖的专家大加赞赏。因为CDS的设计精细化又非常复杂，层级众多，规模庞大，最终失去交易对手，独霸天下的摩根大通本来想下一个绊马索去套住对手，结果是绊住了自己。想当初，次级债危机之时CDS系统化产品设计大放异彩，包括持股中国工商银行的美国高盛集团在内的几十个金融大鳄，纷纷上门源源不断地向市场出售CDS产品，大赚快钱。次级债危机大爆发之后，一些基金由于低价购买了CDS保险产品大赚其钱，鲍尔斯依靠CDS产品成为劫后余生的大英雄。这样的金融产品“顶层设计”在现实面前破产，颠覆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今日基础，把当今世界上风险管控的明星金融大鳄摩根大通集团置于被“小蛇吞大象”的尴尬境地。这也有利于促进中国倡导“顶层设计”的专家回归理性，消除“顶层设计”的伪科学迷信，不要以救世主的高人自居，借着科学的华丽伪装误国误民，尤其是郭树清团队的“证券市场顶层设计”需要充分发挥民主的智慧作用力，不要以为中央机构的权倾天下就永远正确有效。

国际金融大鳄借着中国“官本位”的政府刺激经济发展政策，利用中国政府融资平台惯于炒作概念股的漏洞百出，来摄取高额利润的危险性时时刻刻都在酝酿，2012年迄今为止的铜业期货就围绕上海金属期货交易所展开了金融大战。2012年4月30日中国的江铜国贸公司发表声明，说中国大型铜冶炼和贸易公司已经达成共识，即将在未来两个月内加大向世界铜业期货中心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注册仓库交仓力度，出口足够数量的电解铜，期望由此调剂国内外市场供求关系，保障中国企业利益。于是国际期货市场的金融大鳄马上对中国铜业金融资本运作虎视眈眈，它们企图通过设局与中国企业持有相反头寸而获得厚利，伦敦金属期货交易所LME数据显示有一家外国会员持有它存货量的50%到80%，至少掌控全世界50%的成品铜和30%的铜精矿，足以利用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炒作把中国铜业对赌吃掉。其情形类似于1997年株洲冶炼厂期货锌合约被逼仓亏损1亿美元，还有2005年中国储备局刘其兵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做空造成巨额亏损的案件，2008年3月底刘其兵被判处7年徒刑时法庭认定的最终亏损额仍高达9.2亿元人民币。再就是2003年陈久霖掌控中航油集团进行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2004年底石油期货价格迅速攀升时，代表中国的外籍交易员投资失利导致最后亏损5.54亿美元。这些巨额亏损的背后都有中国政府的高官厚禄支持者，违法违规给予迷信专家的投资炒作官僚源源不断的资金，使得败家子大行其道。2012年5月月初路透社报道“嘉能可集团目前持有LME大量多头对峙中国铜业期货空头”，押宝在中国政府为了挽救GDP和实体经济下降的危机而推出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上面，摆明了是以资金和仓位等等优势逼迫中国国有企业交易者。如果中央政府放松资金管控，国际金融大鳄在铜业期货平台上让中国人的损失不会少于五亿美元即35亿元人民币的水平，连锁反应的产业链打击形成数百亿元人民币的矿业资本亏损是正常的，上下游产业的连带亏损就能够拆毁中国的有色金属行业生产力完整性，酝酿成千上万亿元人民币的实体经济危局。

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体制是十分被动的顶层设计，中央政府接受欧美的规定，要求中国企业只能通过外国当地经纪商席位，在伦敦金属交易所进行期货操作，这就是说中国企业没有了商业秘密的保障机制，做的是明盘，外国公司却是坐地虎，拥有完全独立自主的商业机密运作方式。如果外国经纪商和基金公司合谋，中国企业的每一个交易单子特别是大单，都必将经过透明通道被对手了如指掌，成为他人铁砧板上的鱼肉。中国的能源战略在中央层面以能源政策规定了成品油定价权白白送给外国资本家，2009年5月开始正式实施的国家发改委成品油定价机制设计，是每当国际市场原油价格连续22个工作日的移动平均值变化超过4%时，国内相应的调整中国大陆汽油柴油价格。这就是说，国内成品油的定价权属于国外市场，使得中国在原油期货的国际市场上立于必败之地，中央政府的国内成品油价格体系“顶层设计”是故意出卖中国定价权，也就是经济主权之一。国家发改委早已经让国际金融大鳄剥削中国人有车一族获得巨大利益，世界上原油期货现货交易者纷纷建立经济模型，盯着中国作为价格篮子的布伦特、迪拜、辛塔三地之原油，每当价格接近4%时就大规模囤积居奇或者卖出高价位原油，从中国人身上捞钱，许许多多外籍华人认为中国政府高官里通外国获得分红才蓄意进行这样的祸国殃民“顶层设计”。如果没有足够的智商，就不会做出来这样的“顶层设计”，能够实现这样的“顶层设计”本身，就会知道后果是什么样的。如此明确的中国特色成品油调价预期，让中国燃油市场成为全球交易者的牟取暴利大蛋糕，明目张胆地拿中国人民的利益奉送给国际金融大鳄，罪恶昭彰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受惩罚和追究。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央政府的蛀虫具有示范性效应，上行下效的典型就是2012年5月7日中国股市臭名昭著的上市公司绿大地欺诈案主要被告人、绿大地公司原董事长何学葵等5人集体翻供，说云南省政府和省委文件操纵云南投资集团作为上市公司“勾兑”稀释绿大地公司犯罪，促使权威机关暗示她承认欺诈发行股票犯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犯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犯罪并且转给他人一些股权，就能破财消灾，可以获得缓刑。云南投资集团自身债台高筑，绿大地公司资金缺口3亿元人民币以上，2011年9月昆明市官渡区法院判决绿大地公司犯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罚金400万元人民币，董事长何学葵等5人4年到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不等，云南投资集团在省政府操作下获得绿大地公司3000万限售流通股的股份，成为绿大地公司第一大股东，多了一个上市圈钱的融资渠道，云南省绿大地公司也起死回生。但是，大多数股民的利益受害，股票市场及其金融信用破产、国家法律和政府信任危机大局已定。此前云南省政府2011年第56次常务会议发文件，决定云南投资集团持有的优质资产为主体组建“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云南省国资委持有其不低于51%的股权，作为省政府所有的重点企业，明明白白是官府抢劫行为，市场一片哗然，全国性的城市投资政府债券出现了恐慌性抛盘，从此以后再没有一支城市投资债券能够发行，一级市场企业债发行也暂停，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发布公告把云南投资集团的AA+主体信用评级、云南省电力投资公司的AA-主体信用评级、10云南省投资集团债务AA+债项等级、11云南省铁路投资债AA+债项等级暂停，列入信用评级观察名单。《证券市场周刊》报道，绿大地公司问题暴露以后，云南省政府和省委在第一时间成立了党和政府要员牵头的“绿大地公司风险处置及维稳工作领导小组”，直接要求好几个公司与绿大地公司谈判合作，把清清楚楚的一潭水故意搅浑。对此，有良知的专家和众多股民呼吁中国司法机关、立法机关和中央政府学习香港治理股市乱象丛生的铁腕政策，殷切期望香港惩罚洪良国际的一系列处理决定和法院判决，能够在中国大陆重现，用于处置云南省绿大地公司犯罪行为。特别是，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于云南省党和政府的违规违法行径，能够果断查处，杀一儆百，以儆效尤。

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消灭“官本位”的政治经济体制，以民为本，发展民间经济的实实在在“民主”，或者说在经济领域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中国政府的财政来源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理念，应该是国有企业承担全部的国家机器供养任务，因为消灭了私有制，没有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就不存在征收公民赋税的问题。但是，苛政猛于虎，暴力夺取政权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起源于封建主义社会基础之上，并没有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界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公有制财产权体系，国有企业之类公有制是特权化的“官本位”剥削者所有制，通过征收农民的高额赋税才能够建立国有企业工厂，进一步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才能够扩张国有企业规模，使得国有企业之类公有制完全成为官僚集团的超级榨钱机。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运动，第一次开诚布公地承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公民的私有财产是名正言顺的合法化财产权。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的税负才能够成为承认西方经济学的政府合理收入财源。但是，依照西方经济学范畴的理念，税收来源于公民的私有财产，是由私有财产转换而来的国家财产，它必然是国家政府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如果国家通过暴力攫取公民财产来获取税收，这就彻底否定了法律化的财产权，继而否定了国家立法权本身。因此，国家要征税，首先得经过公民同意，要与公民达成契约并让公民同意让渡私有财产。这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政府征收税负理念不能认同的市场经济观念，中国共产党及其官僚集团至今不愿意把人民大众的“同意征收税负”作为税务局行使权力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以民为本”的大前提是“民本位”的“宪法”刚性约束能够有效地控制官府征收税负的行为。这就需要中国的统治者解放思想，把执政党的为人民服务理念进行与时俱进的阐述。

中国共产党人是认同宪法及其规范国家政权的，宪法起源于关于税负的争议甚至大动干戈流血事件。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宪政体制形成的历史，就是争夺征税权的历史。在英国，国王与贵族、平民的斗争与妥协最终形成了“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的规则；美国独立战争起源于一场抗税运动，其《独立宣言》列举了英国国王的罪行之一就是“未经我们同意就向我们强行征税”；法国大革命中公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也清楚地规定了公民对税赋有决定权。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为所有宪政法治国家的征税权谱写了一条根本原则：征税是议会绝对保留的权力，公民无代表权不纳税，征税必须征得公民的同意并制定法律。这就是“税收法定原则”，也是税法的最高原则。但在中国，19种税收中除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是由全国人大立法外，其他税种都是由立法机关授权国务院制定的暂行条例设定的。从法理来说，立法机构的授权几乎把所有税收事项都授权给政府部门决定，完全不符合法律保留原则。正因立法机关没有履行税收立法的职权，导致了我国征税权的现状是宪法对税收事项没有任何规定，正式的实体税法仅三部，国务院涉税的暂行条例有十多种，财政部与税务总局发出的涉税“细则”、“文件”和“通知”数以百计；其他由中央部委与省级部门发出的成千上万，更低层级政府制定的罚款和收费文件则更是数不胜数。中国数以千计的“宪政”专家教授特别是呼唤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中国政府智囊团，没有一个人从中国税务体制改革的角度提出来《宪法》体系包括违背《宪法》事件发生之际如何具体进行审查纠正的“设计方案”，完全是在空谈“宪政”和《宪法》以及“宪政社会主义”议题，脱离中国严峻的社会现实来勾画屠龙之技。

事实上，中国政府行使税收立法权并且不受制约，不仅造就了一个非常繁杂的税收制度，而且使得民众的税负一路高歌猛进。现在，中国大陆政府开征新税的积极性持续高涨，社保税、二氧化碳税、环境税……都准备试行，而民众和企业则苦不堪言，要求减税的呼声从没有断过。近十年来，我们中国大陆政府的税收增长迅猛，每年平均以20%的速度递增，远高于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税收增长几乎到了失控的境地。2011年，政府的税收收入为8.97万亿，同比增长22.6%，而我国同期GDP的增长速度为9.2%，税收的增长速度是GDP的2倍还不止。税收增长失控，根源就在于国务院行使税收立法权。民间有句谚语说，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税收也是这样的，国家征了税，就必须为民众提供福利。从理论上来说，税收与福利相关性的模式有四种：第一种是高税收、高福利，例如北欧各国、法国；第二种是低税收、低福利，例如美国、新加坡；第三种是低税收、高福利，这种模式基本上不存在；第四种是高税收、低福利，例如现在的中国。法国是税收最重的国家。法国各项税收总收入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大大高于欧元区及欧盟的平均水平。法国税收名目繁多，让人眼花缭乱：你购买了一台电视机，随后就会收到税务局寄来的一张电视税通知单；居住在法国，每年须向地方政府缴纳居住税；平时缴过了道路税，但在高速公路开车时仍要付费；法国所有的商品及服务都会加上20%的增值税，也就是说，一件定价为120元的上衣，其中20元会进入国库，连每月的电话费和水费都得再加上20%的增值税；财富税，凡居住在法国境内的居民，若所拥有的财产(包括不动产和动产)达66万美元以上，每年须缴纳财富税，且财产越多税率越高。法国的税收之高我们可以感同身受，但其福利之好却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医疗：99%的法国民众都享有基本医疗保险，受保人能够报销看病费用的70%，如果购买了补充保险还可以报销剩下的30%，报销额度将根据受保人选择的保险而定。法国医疗保障体系还专门对30种严重疾病(慢性疾病)“开绿灯”，如艾滋病、帕金森综合征等。假如有人患了这30种疾病中的一种，国家将全额支付其医疗费。教育：一个人从出生到上大学，全是免费教育，如果能证明父母收入不济，学校还能提供免费伙食。住房：政府通过补贴、税收、金融、保险、担保等多种政策工具，鼓励中高收入家庭买房，帮助低收入家庭租房；政府的低租金住房建设机构，向低收入家庭提供低租金住房点，凡是收入水平低于政府规定标准的家庭，都可以获得住房补贴；对民众各种形式的住房储蓄存款的利息收入全部免征所得税；为了鼓励民众贷款买房，法国政府规定，使用住房贷款买房的人，其贷款利息可作为支出，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进行税前扣除；法国约有一半的家庭租房，出租房屋的租金收入免缴所得税。其他社会保障与福利：共有近40种社会保险，涉及疾病、生育、工伤和职业病、残疾、养老、死亡、孤寡、失业及家庭补助和社会救助等各个方面，法国有99%的人口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与法国相反，新加坡选择了低税收、低福利的模式，税种少，税率低：个人所得税：按20000新加坡元起征，税率介于3.5%到20%之间。公司所得税：6%~18%，采用推算制度，可以和股东所需缴付税率抵消。消费税：2007年从5%调高至7%。印花税：采取累进制，即合同价格18万新元及以内的部分税率为1%，18万以上至36万新元的部分税率为2%，36万以上的部分税率为3%。下注税：对博彩业等征收。这种情况下，与法国相比新加坡的福利可谓少得可怜，基本上只有低收入人群才能享受到福利，但这并没有影响新加坡人的正常生活。因为税收低，政府“剥削”少，每个人支配自己的收入时有很高的自由度，这些收入可以很好地抵御来自各方面的风险。高税收、高福利模式和低税收、低福利模式都符合税收与福利相匹配的原则，两种模式也都各有其利弊。在高税收、高福利模式下，人们生老病死有相对保障，社会贫富差距不大，弱势群体的利益能得到较好的照顾，但这样会导致穷人依赖国家，形成懒汉文化。在低税收、低福利模式下，政府的保障性福利只提供给低收入人群，税收很少以现金或实物方式返还给纳税人，这种模式则使个人相对独立，不依靠政府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市场化程度比较高。低税收、低福利导致另外的一个结果就是经济有活力，财富总量增长快，藏富于民，还有一个好处，行政成本低、官员相对廉洁。

与法国和新加坡都不同，中国的现实是，税负较高、福利较少，民众支配自己收入的自由度不高。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提出“负福利”的概念，说：“这种福利是以国家的强制力量给特权者提供福利的一种制度安排：往往是收入高的人享受高福利，收入低的人享有低福利，没收入的人不享有福利。因此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如果还不算太高，那么加上二次分配的话不但不会下降还会上升。这样的一种状态我就把它叫做负福利。”负福利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所谓的福利并非处于民主选择，那么这种状态就很有可能发生。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中国大陆的“国家干部的福利多好呀，可以买到廉价的住房，免费用车，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还隔三差五地发购物卡……”，但这里提到的“福利”其实是“特权”，并不是现代福利制度所说的“福利”。现代意义上的“福利”，肯定首先是弱势群体享有，有钱有地位的少享受或不享受，而中国的那些“福利”都是权力越大，“福利”就越大，弱势人群不但没有，而且还要付出得更多。当今政府官员、国家垄断行业员工的“福利”，哪个国家能比？这恰恰说明了中国大陆“负福利”的糟糕处境。

今日中国面临一个强大而不受制约的无限政府，这个政府消耗着巨大的社会资源，造成民众享受到的福利却与其税负极不相称。高税收并没有使普通人民群众受益，却造就了一批官僚及其官商勾结的特权阶层腐蚀社会财富。对此，进行科学地剖析时，需要我们在衡量一个国家税负高低的时候，首先务必区分“明税”和“暗税”的概念。所谓明税，就是法律规定的、由税务部门征收的税款；所谓暗税，就是政府在税务部门之外，通过其他渠道向民众取得的收入。明税加上暗税，才是税收的全部。在此基础上，我们不能光看政府收了多少税，还要看政府把这些钱花在了什么地方。政府在社会福利和公共品上的开支，是对民众的利益返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税；而政府通过税收为自己花掉的钱，才是政府服务的报酬，即“净税”。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净税＝明税＋暗税-社会公共开支＝政府服务报酬＝民众真实负担

事实上，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大陆政府的明税确实不高。但是，暗税的情况如何呢？在中国大陆，除了税务部门之外，国土、公安、交通、城建等其他部门也都是征管机构，如北京市城管队拥有的合法罚款权竟多达285项。这些非税务系统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行政垄断型征收，如土地出让金、养路费、特许经营费、路桥通行费、各种证照费的征收；第二种是强制执法型征收，如“扫黄”罚款、交警罚款、城管罚款的征收；第三种是变相征收，即通过实施不公正的公共政策，或者通过具体的行政乱作为或行政不作为，将本应由政府负担的支出非法转嫁给特定的公民群体或不特定的社会大众。非财政税收：据《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统计，2004年，在财政税收之外，我们中国大陆的工商、质监、城管、消防、交通等政府部门，年收费高达9367.67亿元，加上检察院和法院所收的356亿元，共计9723.67亿元。此后几年，国家机关都没有公布这方面的统计数据，而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微博)估算，2007年，全国各级行政、司法部门的收费有16761亿元左右，社会保障收入保守估计在8000亿元左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全国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专项收入等总计达到9890.72亿元，事实上，除此以外还有大量预算外的收费与罚款没有包括在这项统计中。土地出让金：2011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为2.7万亿元。在很多地方，土地出让金已成为政府的财政支柱。

以上这些政府收入，是能摆上台面、大家看得见的。另有一些政府收入，是不能摆上台面或者大家看不见的。例如“方便税”，在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曹建明在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透露，2010年立案侦查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10533件，假设被查处的贿赂案件平均数额是50万元(已披露出的政府官员最高受贿纪录是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受贿1.45亿元)，查处率是10%，那么政府官员实际接受的贿赂的规模至少有5000亿元。还有“垄断税”，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项研究把国有垄断企业高出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那部分利润视为消费者对政府的额外支付，其数额在2000亿元以上。这样的垄断性国有企业作用力，毫无疑问地扼杀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环境，使得中国等级化的经济制度直接压抑民间经济的竞争良性循环，客观上酿成了一两年来民营企业家背负高利贷纷纷“逃跑”躲避巨额债务的恶果，发生了席卷大江南北的民营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工厂“倒闭浪潮”，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中共中央政策愿望自然而然地化为乌有。

不过，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政府把税负里面的多少钱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多少钱被政府自身消耗了？这就要把中国大陆政府的投资大老板功能剥离出来，要把供养官僚队伍包括并非公务员的形形色色“吃财政钱款”人员的全部费用透明化、公开化，然后看清楚中国共产党及其官府的公共管理事务性成本究竟是多少？实质上，只有这样才能够清清楚楚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知情权，才能够还共产党官僚集团一个“清白”，否则就是不明不白的糊涂账。其实，税收问题的实质是中国政府公共财政收入究竟应该是以什么来源为基础？是否来自于国家长期持有的生产资料即国有企业？或者说是对生产、流通环节以及财富存量收税以保障政府公共事务管理费用？中国的政府开支到底应该有多大？“商品价格包含税负”的方式扰乱了价格调节机制，与价值规律发生矛盾，那么“价格与税负分离”的税收体制又会存在什么样的副作用呢？怎么样防范？怎么样解决相应的问题？需要什么样的政策矫正机制？究竟制定这种税收政策法律的主体应该是什么样的？判断这些设计的合理性检验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适用于中国当前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

但这一切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解决税负管理体系的问题需要《宪法》本身的立法权、执法权都必须改革，第一要务是剔除中国政府的税务管理立法权，而这一点是中国《宪法》缺乏现代化的本身立法民主化造成的，全部的中国法律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依赖于政府《条例》，务必改革中国的共产党中央掌握实质性立法权之体制，解决中国特色的立法工作行政化“官本位”根本性问题。在这种探索性的改革过程中，一步到位是很难做到的政治经济实践，所以我们对于迄今为止的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政策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包括赞赏性的学习精神，因为这些都是一步一步瓦解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传统社会经济格局的现实性历史进步，肯定这样的政治进取并不干扰中华民族万众一心针对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行针砭时弊的剖析，目的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梁启超先生曾说的：“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梁启超：《饮冰室书话》，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10页）这也是当代科学方法论大师波普尔指出的：“既然我们需要真理，既然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获得真实的理论，那么我们就必须想到这样的可能性，即我们的理论，不管目前多么成功，都并不完全真实，它只不过是真理的一种近似，而且，为了更好地近似，我们除了对理论进行理性批判以外，别无他途。” （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中译本前言，三联书店，1987年版）在波普尔看来，人是在试错中进步的，科学探索也是在试错中进步的。所谓“真实的理论”，不一定是最终的唯一正确的真理，而必须是研究者基于独立立场诚实而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的“真知识”。而这一“真知识”自其公开发表之日起就必须无条件地接受新的质疑与挑战。波普尔指出，理论不是用来“证实”的，而是用来“证伪”的。这就是马克思“怀疑一切”的座右铭一样，科学精神也因此就体现为怀疑原有认识，大胆提出新猜想，并通过证伪来消除错误的一种知识创新过程。后来，拉卡托斯在批判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精致证伪主义”方法论，朝着扎根在实践基础之上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更接近了一步。在拉卡托斯看来，一些重要的理论系统并不会因为一些个别反例的出现而崩溃，只要其理论硬核的生命力还没有耗尽，那么就可以通过其“保护带”的适当调整来使这一理论体系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他指出：“通过一些辅助假想或适当地对该理论的术语重新解释，总可以从反例中挽救该理论。”（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重新挖掘社会主义学理资源，并以科学的态度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创新深有启发。面对来自极左与极右的挑战，我们必须立足中国实践，紧紧围绕“中国问题”，敢于“证伪”自由主义或威权主义等等之类的制度神话，既不食洋不化，也不因循守旧，勇于开创中国气派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新路。

中国商务部2012年5月27日发布信息指出，每一年中国商业损失2600多亿元，消费者成为重大受害者。造成这种损失的主体首先是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例如中石油集团的劣质汽油，使得千余部私家汽车受到伤害。还有自来水质量不达标，有毒食品引起食物中毒和医药毒胶囊、医院给予患者滥用抗生素之类高价药，地沟油产业链之类民间不法分子那些丑态百出的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产供销一条龙”，都是典型化的现象，使得中国大陆消费者不得不争先恐后购买外国产品，把中国政府的“内需拉动经济发展”政策导向性逼到了绝境。因此，为了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及其行业自律约束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企业改革，民营企业需要升级换代诚信度建设，国有企业需要解决垄断性及其诚实守信问题。最突出的是2012年5月25日国资委公布了吸收民间资本进入国有企业改制的十四条政策文件《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办法，要求国有企业改制重组过程中应该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形成混合型所有制企业，发挥混合性经济的优势，化解当前企业界面临的经济危机。此前，中国证监会也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发布文件鼓励民间资本参股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打破国有企业在证券市场的垄断性经营强势。新京报记者2012年5月26日报道国资委领导人说国有企业引入民间资本的文件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并不一定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2012年前四个月中央国有企业净利润为2533亿元，同比下降13.2%，其中4月份实现净利润713.5亿元，与3月份环比下降13.6%，必须表示吸收民间经济成分来增强竞争力。

2012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国资委党委的文章“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明确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化经济。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环球时报》连篇累牍的中央媒体文章力挺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指责西方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存在着偏见，矛头直接指向世界银行集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2年2月28日在北京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明确提出的“国退民进”方案。国资委宣传局的权威人士《东方早报》记者王道军欧昌梅，目前中央媒体的这一轮密集宣传，属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统一安排，其目的是宣传坚持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会议文件提出来的“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的适当水平是什么呢？”例如2003年成立国资委的初衷是借鉴新加坡“淡马锡体制”的成功经验，结果十年来中国的“大国资”、“国资监管全覆盖”现实状态已经是完全的垄断性格局，与新加坡“淡马锡体制”的良性竞争及其培育市场经济环境局面完全不同，而且明明白白违背了《企业国有资产法》的规定性，在“官本位”的体制刚性作用力之下形成各级政府的融资平台酝酿并且加剧了中国经济危机。

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有三大块类别，第一类是国资委监管的11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象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公司等等；第二类是国务院财政部出资并且监管的科教文卫体育系统那些国有企业，包括已经交给教育部、卫生部、文化部等等管理的大学产业园、文化产业园、特殊的制药厂等等，需要伴随着国家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来进行相应的改革；第三类是国家财政部出资但不监管的国有企业，例如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博物馆、电影院、影视制片厂、电视台等等，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中国体制改革问题。这三种类型的中央政府国有企业，不能一刀切地使用同一种改革方案，必须结合行业性特点和社会职能来区别对待，客观上使得企业改革多样化，解决问题具体化，反对假大空的高谈阔论，急需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精细化微观经济学探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主体塑造，就远远要比政府的千篇一律行政命令更重要。《企业国有资产法》的立法起草小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对此就指出存在着政府领域的“看守改革”的倾向性，也就是说官僚集团只是在口头上叫喊国有企业要改革，而实际上无动于衷，不明白改革的大方向究竟在哪里？比如《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十一条明明白白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国有企业实行双重监管，可是国务院国资委现在早已经是一竿子插到底，事实上排斥了地方政府的监管国有企业职能，混淆了中央与地方、一个省市与另一个省市的职责权限，也不符合国资委扮演“干净出资人”的角色，造成了国有企业成为权力腐败的重灾区，国务院国资委责无旁贷。那么，究竟怎么样的方式更好呢？官僚心中无数，面对专家们的不同观点和各界人士的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只能是把“两个毫不动摇”当成“挡箭牌”来应付差事。因为“两个毫不动摇”也是一笔糊涂账，并没有指明“怎么样改革”的可操作性方案，唯一的选择性就是把国有企业的规模扩张理解为做大做强，应该不会犯错误。于是，国有企业的摊子越来越大，就势在必然。

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占有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多，民营企业能够获得的社会资源就势必越来越少，“国进民退”的批评声音就越来越强。于是乎，仿佛中国只有二者必居其一的“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能不能是“国进民也进”呢？亦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互相参合到一块，彼此渗透，相得益彰。国资委原先的改革局副局长周放生就坚持这样一种“双赢模式”，列举了国有企业中国建材集团下属中建股份与南方水泥公司的重组成功经验，用以重组了南方六省市浙江、江苏、安徽、湖南、江西、广西多家民营水泥企业，实现了多方共赢的“帕累托最优化”。问题是民营企业家的贿赂收买国有企业管理层发生腐败“坑国家”现象，没有有效的防治途径。解释“国进”是资金进、股权进、技术进、管理进，缺乏硬性规定来保障管理层的吐故纳新正常化，更不能保障人员新陈代谢对于企业廉洁自律和科技进步的经常化作用力。最重要的是解释“民进”是股权下退上进、治理进、机制进，实际上丧失了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家的主动权。如同铁道部敞开大门呼唤民间资本进入的政策一样是玻璃门，渴望不可及。因为，这是和股市股民能够成为国有企业股东却没有相应的权力一样，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不是市场经济的自由自在独立自主经济型所有权，而是政府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奉行强盗逻辑，不受《物权法》、《公司法》的实际有效约束。凭借市场渠道进入国有企业的民间资本，只能是“出钱却无权当家作主”的奴才资本，民营企业家不能进入铁道部的管理体系，更不能进入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决定权领域，不能决定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免权。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人民的当家作主权力作为“所有权”，管不了官僚集团的“国家社会管理权”，“管理者”大于“所有者”的根源是“官府”拥有的暴力强权兴风作浪，特权支配着中国的《宪法》蜕化变质为一纸空文。国有企业的经济领域垄断性来自于中国政府对于社会经济的垄断性，看一看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业体制设计，就应该十分清楚国有企业垄断性不仅仅是在于企业本身的行业性与产权结构性制约，更是整个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刚性规范，具体点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垄断性决定了政府垄断性要求国有企业具备垄断性能力。如果不能解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垄断性，就不能真正解决国有企业的垄断性问题，至少银行业的体制必然会偏向于国有企业，包括偏向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而同时歧视民间经济，因为“官本位”的中国金融市场尤其是银行业体制设计出发点就是第一要务为能够让政府把金融当成杠杆来调控经济，金融作为中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杠杆化工具，早已经是乱象丛生，再不改革就会直接妨碍中国的市场经济进程。正是在在这种意义上，本文笔者徐群贵一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本体论、立足点应该从政府走向国有企业包括银行业，从“军队党”、“政府党”发展成为“企业党”、“生产力党”，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带头不吃国家财政钱款，回归社会领域，实现党政分开，仅仅是派出中国共产党进入政府竞选的代表团，以及其他的进入人大政协代表团，全部都在党内竞选产生代表团成员，彼此不能兼任职务。这样的思路，就是要正视“发展国有经济，还是鼓励民资？”是必须进行的艰难选择，两者无法并存，任何一个政府设立特殊的权贵经济部门管理企业时都必定造成市场经济规则的倾斜，酿成市场效率的低下。中国经济的两大痼疾，就是国企的低效与民企的造假，低效的国企是造成中国经济宏观低效的原因之一。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会议文件提出来的“两个毫不动摇”之所以成为“虚假改革”的遮羞布，原因在于要拿着“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数据证明国企的高效”，用以说明国有企业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作。遗憾的是，以“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数据证明国企的高效”是错误的，国资委并非不清楚这点，因此才会在2010年初推出《中央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以经济增加值（EVA）考核旗下企业，考核时撇除账面成本而看企业在实际经营中占用的多种资源，比如国家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受保护的市场垄断地位等，在企业税后净利润中扣除企业所占用的资本金的成本，从而更客观的反映央企经营真实成本和创造价值的能力。国资委在推广这一新的评价体系时，表现得非常谨慎。首先，新的经济增加值（EVA）只占整个考核指标40%的权重，其他考核因素仍然主要和利润的绝对量挂钩；其次，国资委在开始使用新的经济增加值（EVA）指标时，给资本的定价只有5.5%，低于一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按照“中国央企考核推新政”一文作者的计算，即使按照5.5%的参考利率，已经有一半的央企的经济增加值（EVA）为负。所以，请不要炫耀国企的保值增值，那后面有民企和消费者的眼泪。更不要以己之昭昭，使人昏昏。

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中国央企在海外投资同样让人心惊胆战，次贷危机之后爆出套保交易巨亏，在中东、非洲的投资因为地缘政治等打了水漂，最近又传出在菲律宾有百亿资产。媒体报道，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亏损近千亿，70%投资不赚钱。过去两年半，中国对外投资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而且预计在今后5-10年间，将会有一半的投资沉没，将近3000亿元人民币。也不要炫耀央企的国际化战略，从五矿、中远、中铁建等案例中，说明这些企业或者技不如人，或者看错市场，或者索性成为不赚钱的政治公司。在国外大把撒钱，不等于已经国际化。按照国资委所说，国企的产权改革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事实果真如此吗？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引进战略投资者、推行规范改制和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实现产权多元化，成为国有控股(参股)公司，这些都不能叫产权清晰。上市之后依然可以一股独大，依然可以同股不同权，依然可以把二级市场的中国老百姓普通投资者当羔羊，这些“羔羊”有资金贡献权，无管理建言权。至于国民是造福全民的企业，看一看究竟是表现在消费价格上，或者国有基金红利上，还是入股价格上？造福境外投资者如巴菲特等人，倒是确凿无疑的“吃里爬外”，堪称“卖国贼”的企业平台。由此可见，中国围绕着国有企业的现实是“一个缺乏公平的游戏规则、缺乏独立完善的法律体系、缺乏具有公信力的精英阶层的经济体”，如果此时此刻瓜分庞大的国企，则是一场祸国殃民的必然性灾难。道理很简单，A股上市公司只要是从国有企业脱胎换骨出来的民营企业，很多人都带来掏空公有制、盘剥工人的原罪，此类案例不胜枚举，让人痛心疾首，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党组织和工会更是心知肚明，早已经成为老百姓牵怒于共产党和政府的罪魁祸首，现在国有企业改革又要拉进来这些人及其民营企业，等于火上浇油，恶化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给贪污腐败的官僚进行新一轮化公为私的集团型犯罪提供方便之门。

针对国有企业的存在必要性，有两种“政治性”说法和一种“经济性”说法，第一种政治性的说法是拿着大帽子压人：“社会主义本质是公有制而需要国有企业，它代表着公有制的最高级形态，不要国有企业就是不要社会主义。”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是社会主义呢？例如中央集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吗？在封建主义皇帝中央集权制度等级化特权基础上规范的公有制能够产生社会主义吗？“官本位”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官僚集团特权”基础上的运作机制，它能够存在社会主义优越性吗？面对这些具体化的现实性问题，第一种政治性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坚持这种“政治原则”的人并没有认真思考过“科学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他们要么是公有制的既得利益者，要么是别有用心的人，或者是情绪化的人，例如原先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眼看着国有企业被当权者蚕食成为个别人的私有财产，心里不服气，甚至怨气冲天，他们不会从深刻的理论上去琢磨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是完全从切身利益上感受社会主义。这就是第二种政治性说法：“国有企业改革的私有化过程使得工人成为受害者，许许多多下岗工人失业了，而且没有社会保障，如果还要按照西方社会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模式来改革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就会引起更大的社会性动荡不安，就是一个危害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这是一个十分客观的现实问题，启发我们不能简单化地把国有企业“一分了事”。这一点也就牵连出来了世界银行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关于中国公有制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案，往往这就是华盛顿共识的第一条“私有化”，理由是私有化要比公有制更有经济效益和经济效率。这是比较理性化的一种说法，但是涉及到的所有制问题其实并不是万能的，所有制并不能解决生产自组织功能的企业化模式问题，例如有关生产和交换的基本制度安排。生产组织的制度安排也许是与公有制或者所有制相比之下，更为重要的。在当今世界上有千差万别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包括日本式的所有权高度社会化控制的模式，美国式的大股东通过资本市场操控的模式，欧洲大陆式的家族控制加政府干预的混合式模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生产组织的制度安排（往往被狭义理解为产权安排）往往是内生性的，是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所推衍出来的。以日本为例，由于遗产税极高，家族很难持有企业；以德国为例，由于资本运作往往受限，家族比较容易地长期稳定控制企业。所以中国围绕国有企业的各种讨论，就显得过于简单化，只是想着一劳永逸地通过所有制来解决一切有关企业的问题，忘记了企业制度也有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关键是要确定一个能够名副其实的企业责任人班子，也就是拥有企业权利的经济主体，因此中国政府往往是要求专家学者回答一个问题：“究竟是让政府当老板，还是让自然人公民当老板？”也就是一个企业的出资人或者说创办企业的主体究竟应该是个人还是政府？然而，从来没有考虑过一个社团筹集资金，能不能开办企业？例如政党社团是否可以拥有企业？对于现有的国有企业，如何解决“全民所有制”等于“无人所有制”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人们又需要正确的评估现实中的国有企业状况，比如2012年5月24日广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王晓玲在审议省纪委工作报告时说：“2006到2010年数据和广州第一季度的数据显示，国企成腐败重灾区，需要引起各方的重视。”在国企中“一把手决策、一边倒决策”的现象非常普遍，事实上对国企高管的各种管理制度并不少,但执行与监督的乏力让这些制度形同虚设，因为缺乏公司内部的民主化有效监督，工会组织和监事会、纪检委都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过去5年，上届市纪委一共查处违法违纪案件1615件，涉案1764人，其中市管干部38件38人。”王晓玲表示，广州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加上广州毗邻港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党员干部面临经济和社会外部的考验更加严峻，尤其是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贪腐诱因大大增多，权力与利益勾结，国有企业权力利益化和利益权力化倾向比较明显，一些领域的腐败比较严重，对预防惩治腐败制度有更高的要求。王晓玲提到，广州熟人社会氛围浓厚，送红包、送礼金现象比较普遍。廉荣贪耻价值取向目前还没有深入民心，社会领域的腐败分子也在发生。“随着民主法治的形成加快，群众的诉求从维护经济利益为主向要更多知情权、参与权转变。要求廉洁求公正的愿望很强烈，也对提高反腐倡廉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说“第一季度我们收到各类举报信1754件，同比上升了22.5%，经过核实，有价值的线索是149件，159人。通过各级查处，目前立案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件比例上升了53.6%和42.9%。”王晓玲透露，从信访举报件数情况来看，很多件是基层，特别在农民村委会这一级的举报信较多。她表示，下半年将重点加强基层纪检监察的组织和建设。“目前从历年数据和第一季度数据来看，国企确实是腐败重灾区，改变了以往腐败行为发生在有行政权力的党政机关的认识，而市管干部国企的发案率也较高。”王晓玲用一组翔实的数据说明，目前广州国企发案率比较高，所以对国企的反腐倡廉、反腐败斗争必须要加大力度。与广州市一南一北的首都北京也同样是国有企业腐败案件高发，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董跃进因挪用5.8亿元公款,成为京城挪用公款涉案金额最高的一名“裸官”。妻儿都已移居美国的“裸官”董跃进,被控涉嫌伙同北京中润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连龙受贿117万余元。据悉,董的妻儿将其收受的部分财物带至海外。在董跃进获刑之后,曾在公司内“力挺”董跃进的中通建公司原总经理李瑞,也因收取董跃进贿赂款13万元,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其受贿罪有期徒刑10年。中通建公司是中国通信建设领域规模最大、施工能力最强、科技含量最高的大型通信建设综合性企业，高科技领域的国有企业腐败让国家的损失更大。这些国有企业的管理层经济犯罪行为都是发生在交易流程当中，并不是发生在产权领域，与所有制的关系远远没有公司管理体系的利害攸关性更为直接。所以，应该认识到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着“官本位”的集权制弊端，与中国官场的中央集权制度及其各级领导班子核心人物集权制有着更加直接的因果关系，这种集权制的影响力不会一下子聚焦到所有权层面，但是一定会发生在经常性的商业化交易活动中。因此，中国特色的企业交易制度在精细化的政治设计方面才应该是重点突破的死角。而有关交易的制度安排，不同经济体类型也存在巨大的差别。极端的情况是中央集权制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希特勒领导下的法西斯德国快速崛起，和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二战胜利，是最成功的典型，包括中国短缺经济的毛泽东时代凭票供应、按人头分配。另一个极端是完全由价格决定的自由交易市场的制度安排，主要是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的自由资本主义，并不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后的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会有连续的、无穷的选择，比如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形形色色变化形态。象中国政府调控房地产的限购或者限价政策，就是比较接近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安排。另一个案例是，一般情况下，汽车市场被认为是完全竞争性自由市场的交易，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试想一个消费者想从国外直接进口一辆稍微特殊一点的车型（比如手动档的豪华奔驰轿车），这种交易往往不见得能如愿，因为政府在汽车产品的环保、安全等方面是有标准的，进口一个车型需要经过比较复杂的审批程序。这就是政府与企业的分工问题，如果政府与企业没有明确的分工边界，例如中国的国有企业中石油集团要保障政府的能源政策可靠性，各级政府要求自来水公司保障民生的稳定性，由此发生政府直接拥有了决定企业经营者领导班子的权力，这就是没有了应有的边界，不仅仅是所有制的问题了，而是从所有制延伸到经营权领域，甚至政府直接干预到了国内外矿产资源的企业采购过程。还有，国际贸易买卖石油的数量起点往往都是几十万吨，占有资金数亿元外汇，中国现在的民营企业状况哪里能够对这样的交易承担油价波动性产生的亏损后果？说明了中国的保险业发育还不够成熟，能源期货市场还需要培育。这些市场经济条件具备了的时候，国有企业或者民营企业的进一步改革才能够拥有实质性发展的广阔前景。否则，整个经济制度的板块缺陷，就会制约当前千方百计一步到位的国有企业改革意图。

再说，国有企业的作用在中国政府看来，第一位的是能够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甚至掌控经济的抓手，并不是要求国有企业一定做到造福于民，更不是为了让国有企业在社会上形成企业之间的竞争性局面，不是为了利用国有企业来造就市场经济。这样的政治性责任感使得政府赋予了国有企业“官本位”的存在价值，不需要专家学者的讨论硬生生把政府逼到市场经济道路上。相应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形成混合型经济的思路，本身也没有看到在我们围绕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纠缠不清的同时，并非中国的民营企业体制就一定比国有企业更具有国际化竞争力。关于民营企业，大部分讨论集中于如何促进其发展？并没有看到民营企业家必须钻进人大政协的“官本位”领域获得政治保护才能够长足地发展，没有看到民营企业家剥削工人的劣迹斑斑，没有看到民营企业家的假冒伪劣行为臭名昭著，没有想到中国企业最缺乏的是诚实守信的政治环境及其形成的法制化约束力，尤其是在这种公平正义基础上形成良性循环的市场经济平等竞争格局，用以发展中国特色的企业化先进生产力。因而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领域以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为最佳？究竟是应该采取德国式家族与政府共同控制的企业模式，还是日本式的社会化持股方式，或者是美国式大股东与金融市场共同协作掌控生产资料的模式？这些才是中国构筑企业化生产力类型模式的主要内容，相比之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政策启动的中国沿海地区“加工型”、“出口创汇型”企业实际上就是“世界工厂”的“车间化企业”，不是现代化的完整性公司化企业，没有生产要素价格、物流运输、商业品牌、贸易法律各方面掌控能力，在产品利润方面只能得到可怜巴巴的一点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残疾型企业”。然而，迄今为止一切讨论中国企业的话题都没有深刻认识到“世界工厂”的角色定位是中国企业的致命伤，站在中国政府的角度来说也仅仅是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当中弱势地位的一种路径安排，并不是说中国由此拥有了进入世界贸易中心地带的企业化竞争力，中国企业要从老奸巨猾并且极易结成价格同盟军的西方资本家企业群体上游供应商以及国际投资银行那里最终博得定价主导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在“资源为王”的当今全球一体化市场的时代，缺失初级产品定价权的中国既要运用国际通行规则与上游企业展开多回合的博弈，也要打进被国际大资本家投资银行控制的期货市场体系，并在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同时，尽快改变高投入、高增长、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早日形成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特别是需要密切关注西方主要大国对中国换取外部资源通路的控制。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就是拥有这些优势，才能够创造2011年中国6亿多美元GDP的四分之一以上财富。这才是我们中国特色的企业如何破旧立新的实质性生死攸关问题，许许多多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案都没有站在世界经济几百年来企业发展史的角度透视“中国企业至今还是所有权与经营权无法真正分离”的落后模式，从公有制企业承包制受到经营者蚕食公共资产的教训当中提出来股份制改革，企图从产权意义上提高上市公司路线图把国有企业的治理搞好，结果是所有权与经营权依然如故被“官本位”的等级化人事制度固定在同一个平台上。股市圈钱的欺诈性盈利进一步导致了无法形成中国特色的“经理人”阶层流动性创新能力，中国企业在民间经济领域是家族势力垄断性遏制了“经理人”精英人才流动性带来的创新机制，国有企业的官府干部管理体系遏制了“经理人”精英人才流动性带来的创新机制，使得中国企业一直是国有企业的管理权蚕食所有权，民营企业的所有权主体蚕食经营权，从来不能生成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企业家“经理主义”格局。客观上，企业家“经理主义”格局在西方的“白领”兴旺发达时代也表露出了局限性，个人化的信用在克莱斯勒公司艾克卡总裁让汽车工业开创崭新局面之后，就很快衰败了，被“信托资本主义”管理模式取而代之，真正实现了所有权、经营权、监管权的有效、高效分离，法人机构、社团组织集合了众多“经理人”精英人才，进行整合资源的科学化经营，把出资人股东分红与经营权彻底分离，更有利于董事会、监事会以及政府监管的有效实施。正是看到这一点优势，本文笔者徐群贵一贯坚持中国共产党直接把国有企业接管过来，共产党由此不必要再吃国家财政钱款，完全退出官场而回归民间，把沿着“政府权力地图”分布共产党组织体系的“官本位”体制完全打破，从而把政府的企业经营管理人事权没收了。政府只能是行使“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权”包括监管国有企业的权利和收取国有企业利润权力，共产党直接通过发展工会组织来完善“企业法制化自下而上监督体系”包括全体国民监督国有企业的法制建设，保障中国的企业体制改革不是低层次地站在封建主义半殖民地立场上把国有企业设定为“地主类型”的政府吃遍天下之“金饭碗”。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会议那“两个毫不动摇”是要把国有企业设定为永远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离”类型落后企业，在“经理主义”和“信托管理模式”面前甘于落后而被坑害。

现在设计国有企业改革方案的专家学者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切身体会华人圈子里面世界级优秀企业制度的，没有考虑中国企业的限制因子就是等级化的“官本位”体制，资源配置尤其是金融货币供给链条完全按照这种“官本位”的等级化利益链条展开，官府权力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分配标准，所谓的“中央政府制定二次分配政策就能够决定中国社会公平”的论调祸国殃民，事实上第一次分配在企业领域就把社会资源弄成了不公平的“官本位”等级化分配，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和资金供应链方面是天壤之别。法制化的公平竞争环境才是中国企业的生命线，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性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需要共产党坚定不移地砸烂“官本位”体制的铁饭碗，在中国结束官府垄断社会的格局之际也就自然而然解决了国有企业的垄断性问题。此时此刻解决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监督权的有效分离，无论公有制产权还是私有制产权，都不能直接与经营形成因果关系，企业“三权分立”的保障是法制化和新闻自由监督的公开化，这样的生存环境才能够使得中国形形色色的企业如鱼得水。因为，当前中国的企业制度存在着远离法制化的倾向性，酝酿了企业缺乏高科技创新能力的生产力先进水平相对滞后格局，使得中国出口创汇的企业发展模式在国际贸易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表面上的中国贸易顺差掩饰了实质上的中国财富外流损失，造成中国对外资产负债表反映出来的金融失衡更加严重。一方面美国一直借口中国企业对美国进出口贸易巨额顺差进行制裁中国企业产品的活动，另一方面非贸易渠道的中国企业千方百计通过外汇方式进行融资的结果是美国瓜分了太多的巨额中国财富，中国企业制度的缺陷使得自己持续不断地为美国大资本家融资赚钱。2011年中国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下降到2%的水平，早已经低于国际收支平衡的指标4%，按照美元口径计算的中国贸易盈余在2011年要比2008年巅峰时期低45%，明显趋向于贸易收支平衡状态。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2012年5月初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对外金融资产47183亿美元，对外金融负债29437亿美元，对外金融净资产17747亿美元，其中储备资产占比70%左右。数据显示2004年—2009年中国对外资产里面的储备资产平均占比66.7%，要比美国高出63.56个百分点，中国对外负债当中FDI占比高达59.96%，高出美国55.21个百分点，显然是不对称结构，造成中国企业海内外投资收益的巨大差异。以中国持有美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计算，中国储备资产也就是外汇储备的收益率为3—5%，2012年前四个月不到2%，但是外国资本投资中国的企业经营活动平均收益率在20%左右，按此估计3万亿美元的中国储备资产年收益1013亿美元，1.53万亿美元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年收益3060亿美元，相差将近3倍，凸显出来中国企业界“负债高成本、资产低收益”的严重性失衡局面。这是在人民币汇率一再遭受美国责难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制度所需要的制度性改革课题，是政府需要站在政策法律高度与中国共产党及其操纵的人大政协机构联合攻坚克难的大是大非问题，是真正解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现实性残缺不全体制的生命线问题。

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统治者面对社会危机总是想着一劳永逸的纲举目张，例如今日中国的中央政府千方百计围绕货币政策打转转，认为抓住了货币政策就是抓住了四两拨千斤的杠杆，就能够撬动全世界的市场，至少能够撬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实，经济发展的增长源泉不是货币。如果货币发行能够创造财富的话，中国十三亿人不必要劳动了，全中国只有一个人干活就行了，就是中央银行周小川行长赶快大把大把地印钱，财富就出来了。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经典思想的一贯的，他们共同认为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根本不创造财富，特别是货币只能标志财富，还有转移财富。中央政府的政策没有创造财富的作用，只有企业化的生产力才是商品经济的财富创造者，可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人被凯恩斯主义洗脑了，以为经济增长就靠财政和货币刺激，根本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研究的是机器大工业之类生产力分工才能够发展经济，他们的统一口径是研究“为什么在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社会分工和交易就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不是研究政府发多少钞票才能够发展经济？政府花多少钱，不都是从人民大众那儿收来的吗？政府官僚集团多花点，老百姓就少花点。政府的分配政策只能是财富的价值转移，根本没有财富价值的创造。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一直抱着封建主义皇帝的传统型思路，作为红色政权统治者仅仅是关心自己类似于“皇帝”当家作主的稳定性，竭尽全力引导全社会只是关心“谁来当权？”围绕政治上的争权夺利大搞勾心斗角，没有心思去深思熟虑“国家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何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如何日新月异？社会文明程度如何持续性不断上升？”这样的自私自利使得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鼠目寸光，要求为了执政党利益而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不惜一切代价自我标榜伟大、光荣、正确乃至于万岁万岁万万岁。如此置社会发展于不顾，纯粹失迷于大权在握，以至于中国封建社会从秦始皇开始的青铜器生产力很难大发展，汉王朝开始的铁制农具生产力一直维持到鸦片战争，冷兵器时代的生产力在中国完全定格了千余年，归根结底是暴力革命及其暴力政权决定了国家改朝换代完全依靠农民起义的流血牺牲，不需要工商业发展起来的和平性质生产力新陈代谢。这种情况下，社会进步失去了创造新型财富的支撑，统治者竭尽全力去奉行愚民政策，没有人能够评价“文明进步是哪一个王朝做得好一些？要当皇帝不要社会发展的背后体制性原因在哪里？”整个中国历史因此失去了在“儒家道德标准”之外的功利性、技术性标准，从来没有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硬性规定或者说硬指标。因为，落后生产力在中央集权制度的封闭型统治当中不会亡国，只有世界性的开放市场及其战争机制才能够毁灭封建皇帝的美梦成真，才能够给予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创造必要条件，共和国才能够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并且是迄今为止的有名无实。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也是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绝无仅有机遇，首先需要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以解放思想，彻底从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主义皇帝潜意识窠臼当中钻出来，自觉放弃暴力崇拜及其特权强权利益和愚民政策，把改革开放政策变成为亿万人民的直接当家作主的民心所向，把千百万人独立自主的市场经济商品定价权归还给市场本身，撤销每日每时调控价格的“国家发改委”这种祸患市场经济的官府机构。

在中央集权制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践中，人们早已经十分清楚中央决策者没有办法搜集处理市场里面数以亿万计的信息，而不得不交给市场，价格体系就是最丰富的信息源，根据这个信息源，企业知道自己做什么，消费者知道自己买什么。现在中国政府的“发展改革委员会”以“稳定宏观经济政策”为理由，说需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不断地通过税收、财政、货币等等政策来扭曲商品价格，使得近年来让中国经济患上了“疟疾病”也就是入乡随俗的土话“打摆子”。2008年4万亿元刺激中国经济发热，再来十万亿元贷款让发高烧，2011年紧缩“银根”、“地根”让中国经济从头到脚发凉发紧，象抽疯一样，要么是上到九重天，要不就是下到十八层地狱。来回上下震荡波动，没有一个维持宏观政策和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性。企业家叫苦不迭，埋怨中央政府不断地今天踩了急刹车，明天又要踩油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瞎折腾”。其实是把凯恩斯主义学过头了，极端化了。凯恩斯主义并没有让政府控制资源和信贷资金，在第一层分配亦即企业化资源配置方面就实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价格双轨制”，或者说“双重标准”的价格体系，特别是并没有让政府直接干预整个商品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机制。为此，需要说明1973年的石油危机之后，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等人采纳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或言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致力于恢复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直到2007年危机之前，几乎没有多少国家运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了。2008～2009年经济衰退危机来了之后，才重新启用了凯恩斯个人原初的经济主张，但并没有真正采纳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西方各国政府以及各国央行确实大量增加了货币供给，并压低了利率，但是大规模的政府项目投资却并没有发生。尽管随着西方各国失业率的攀高和多年居高不下，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也在不断攀高，但西方各国的财政支出主要是增加失业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而不是像我们国家这样大量地投基本建设方面的大项目，因而，近些年西方国家政府所采取的凯恩斯的宏观政策，包括大规模的减税，并没有造就大政府。所以，西方国家并不完全是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而大致可以认为只是采取了凯恩斯个人原初的经济政策主张。如果说西方各国在这次危机之后并没有真正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或者如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茨所认为的那样采取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力度还不够，那么可以认为中国政府近几年奉行的却是地道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百分之一百或者说百分之二百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经济的运作，有许多相通和相似的地方。中国大陆现在的市场经济，原本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行政运作方式，还有很大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惯性和遗产成分，所以经济一下滑，政府机构特别是“国家发改委”的官员运用起来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手段，可以说是不用学就得心应手了。因此应该认为，虽然中国名义上已不再实行计划经济了，但是在政府机构的运作和实际政策操作，却充满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做法，甚至可以认为发展了凯恩斯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实质上就是货币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就有了近几年发生的“国进民退”现象，也就随之有了“中国模式”之说。

的确，过去30多年中国之所以出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说来并不是引入了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手段的结果。相反，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在中国经济社会中引入了市场机制，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说法，我们是通过引入市场经济和市场化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中国一大批企业家的崛起，又恰好赶上了人类社会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英特网的迅速扩展和应用为主轴的一波新的科技创新浪潮。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尤其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加入了全球分工体系，并凭借廉价劳动力，制造了大量产品，创造了大量财富，且平衡了美国经济内部无法平衡问题，于是，不但中国经济自身高速增长，也贡献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对于过去30多年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似乎西方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都无法完全给予解释。同样是市场经济，拉美和印度并没有像中国这样高速增长，且增长时期这么长；人类社会第三次科技革命创新，即科学发明被广泛应用到工业生产，也非中国独有；中国更没有成熟的民主与法治的政治体制。2006年在海内外经济学界就有一个共识性质的观点：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现象时，除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之外，一个伴随的解释变量就是中国一大批企业家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崛起和不断创新。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每一次新技术革命的发现、企业家的技术创新都将推动经济的新一轮增长。人类社会的现代科技革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发明；另一个是创新，即把发明运用到生产过程中。而在后一个方面，企业家在其中起很大作用，故被熊彼特称作为“企业家创新”。具体到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和农民企业家，外资也大量涌入，带来了新技术和组织创新。国有管理者、高级经理人，尽管受制于现存的体制，也不断努力创新自己的“商业王国”，不断做大做强自己管理的大企业。中国人的经商精神，不亚于任何一个民族。我们华人做生意，既精明，又节俭，非常符合马克斯·韦伯所讲的企业家精神。因此，可以认为，在引入市场经济之后，一大批企业家出现和民营企业的崛起，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政治制度，以及历代王朝所屡屡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严重束缚和压抑国人的经商精神。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认为，是数千年的皇权专制的制度压抑和窒碍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们传统中国社会停留在农耕为主的自然经济而不发展。而一旦制度束缚不在了，一旦政府允许并鼓励市场经济的发展了，一旦引入市场资源配置体制了，一大批中国企业家就会崛起和出现，经济增长的巨大潜能就被“释放”出来了。新加坡、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是例子，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也是例子。由此我们也可以预期，在经济已经市场化的当今中国，只要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还在，只要我们中国人发展经济、追求财富的动力还在，如果在能有现代的民主与法治的政治制度，加上对市场交易的产权保护更加完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还将会继续一段时期。换句话说，如果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是我们吃了“市场化改革”红利的结果的话，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看来就要主要靠吃“制度化改革”即民主法治建设的红利了。由此也可以判断，中国经济所正在开始面临的“大转型”，正在倒逼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催促着中国社会的“大转型”。这种转型的实质就是完全彻底承认市场经济及其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确立民主法制格局的政治上层建筑，把一门心思搅合市场价格机制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之类“官本位”体制连根拔掉。

这方面，中国大陆的成品油价格定价权机制，就是最典型的“官本位”祸国殃民铁证如山。2011年4月上调成品油价格时，为了应对汹汹民意，国家发改委解密油价的“定价机制”，暴露了天价的社会运作成本尽在其中。国家发改委表示，按销售价算，美国全国平均6.38元人民币，加州7.02元人民币（均按现行汇率计算），略低于我国，但如果按不含税的“裸油价”算，全美平均5.64元人民币，我国为4.66元，还是低于美国的。且我国的油价远远低于欧洲，可以说，除了产油国，我国成品油的不含税价格是最低的。（《京华时报》4月7日）美国每升油税负平均0.74元，税收占比约12%，而中国每升油的税负却高达3元人民币以上，税负占比三成以上。中国大陆一团乱麻的石油市场中，潜藏着突出的税费、不公、体制性低效等问题。从炼油效率、产能、成本等所有方面来说，中国位居世界前列，不支持高油价。支持高油价的主要是税费。截至2009年底，我国拥有炼油厂120家左右，其中炼油能力超过2000万吨级的炼油厂达到2座，超过1000万吨级的炼油厂已达到13座，并形成了燕山、上海、扬子、齐鲁、茂名等5个百万吨级乙烯基地。我国炼油产能早已不是茶杯里的工程。而在“十二五”期间，全国各地规划新布点大型炼油项目13个，年新增炼油能力2.5亿吨。根据在建和拟建计划，到2015年全国炼油能力将达8亿吨。而有关机构预测2015年国内成品油需求3.5亿吨，对应所需炼油能力5.8亿吨，由此造成炼油产能过剩2亿吨以上。中国大陆的炼化成本远远低于美国等国家，按照新财富最佳分析师李晨先生的分析，以每升油8元计，炼油成本仅占0.16元，而美国在6.50元的油价里，炼油成本约0.63元，两者相差3.9倍，我国炼油效率远高于美国。在成本中包括环境、人力等完全成本。在8块钱里，中国大陆的原油成本约5.06元，美国约为4.6元。在运输环节，中国成本比美国高10%；在分销环节，美国为0.54元，中国为0.63元，到此为止，中美价格相差不远。中美两国终端油价相差如此之远，最大的因素是税费。李晨先生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每升油里有0.68元税收，包括联邦消费税是0.31元，消费税0.37元，汽油终端价6.50元。中国每升油，税收2.30元，包括增值税1.18元，消费税1.00元，城建及附加按照增值税的10%收取，约0.12元。中美终端油价税收差距为1.62元，与中美成品油终端价格基本相当。

正因为中国大陆中石油集团、中石化集团“两桶油”付出了如此之高的税费，牢苦功高，因此垄断得理直气壮，动辄卡住民营加油站的脖子，周期性油荒一再卷土重来，大面积的油质低下发动机故障等公害事件一再发生却毫无歉意，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不得不频频为石油垄断巨头背书，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背书。为求高税费，石油巨头垄断愈演愈烈。上市之后手握巨资，首先做的不是储备低价油，而是向下游挤压民营加油站与炼化厂，游说有关部门取消油源进口权，一统江湖辉煌无比。不仅如此，在一些地区，石油巨头参股的分销公司成为当地经济一霸，地产、金融无孔不入。民营炼企在压制之下，与石油巨头相比成本更高、环境问题更严重，反过来成为被取消的有力理由。由于税费不靖，中石油、中石化亦官亦商，其成本、费用成为一笔糊涂帐。两家石油集团公司旗下的上市公司公布的2011年业绩报告，中石油加工原油1.33亿吨，亏损600亿元，每吨亏损450元；而中石化加工原油2.17亿吨，亏损348亿元，每吨亏损160元。与2011年相比国际油价、进口油价的变化并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却忽然出现巨亏。北京市工商大学投资者保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宏亮认为，“两桶油”向上游转移利润的可能性比较大。中石油至少超过千亿元转移到上游的生产与勘探板块，而中石化至少有500多亿元转移到生产与勘探板块。此外，炼油板块巨亏的另一原因是中石油将自采的原油对外销售以赚取巨额利润，而自己炼油的原油大部分来自外采，这就使得成本看似很高，最终出现炼油巨亏而总利润变化不大的结果。也就是说，两家公司有意混淆自采油与外购油，以低价品卖高价。税费如此之高，财政却不透明，通过维持垄断地位、给予补贴，获得利润与更多的税费，购油者付出巨大代价，数据巨大的公车却对油价毫不敏感，中国的油耗并没有因为高油价下降。在这里，中国的国有企业公司不像公司，像负责任的地头蛇，政府部门不像部门，倒像是资本家公司的新闻发言人，价格扭曲、激励机制扭曲，这样的体制必须改革，首先就是开门见山地单刀直入“改革中央政府”。一切归位，让中国政府仅仅是公共事务管理的角色，国有企业不能再以国家发改委钱袋子的身份耀武扬威。当然，中国政府是中国共产党的掌中之物，国有企业是政府的掌中宝，中国改革的“命门穴”就是改革中国共产党体制，从共产党回归民间社团的正常角色开始，从政府披露一切经济调控数据的透明化公共财政开始，从国有企业一心一意干事业做起，从商品价格交给市场经济独立自主决定开始。

商品定价权本来就是市场的分内之事，不是官场的公共事务管理范围内事情，为什么官场要瞎折腾市场的价值规律呢？说到底，还是利欲熏心，贪得无厌，结果是利令智昏，害人害己，害苦了中国人民，坑害了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坑蒙拐骗了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千千万万血汗钱。现在，中国政府的垄断性国有企业早已经使得中国的能源政策完全要唯美国石油大亨的马首是瞻，因为中国57%以上的石油需要依赖于进口，早已经是世界上的石油购买第一大户，却是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石油定价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宋国青指出，尽管中国大陆只有十来年的石油进口历史，有关的规律性特征还不能在统计数据上显著地体现出来，但是依据他自己对于中国粮食40多年进口的历史性规律研究来看，中国石油进口正在步粮食进口的被动性后尘，他说“自从中国进口粮食以来，几乎没有一次不是在国际粮食价格的高点展开大量进口，而又在最低点出口粮食。如今，中国的石油进口，正在走粮食国际贸易的怪圈。”当然，中国的石油进口为了保障国际的能源安全，进口的时机选择在数量与价格一齐飞扬之际，后果是成本的巨额上升，官僚能够得到回扣红包，中国人民多支付巨大数量的血汗钱。2011年中国进口石油所花费的美元外汇激增了45.3%，换来的是2012年2月3日《新民晚报》披露伊朗核危机足以让中国的能源政策发生危机，中国当前的石油战略性储备仅仅够用30天，而美国是420天，欧盟各国最少的238天，最多的250天，日本是200天。预计一旦伊朗核危机引发战争，至少需要阻断海上石油国际航线200天左右，中国的飞机轮船火车汽车之类燃油车辆也就“死”定了。

中央集权制度在粗放型农业社会家庭化生产力状态下，是封建主义大一统政策能够千篇一律管理整个国家千百万农民的行之有效体制。但是，在工业化商品经济的多样性市场挑战面前，一刀切的中央集权制度就被市场经济要求精细化、规范化、法律化、平等化的公开政治操作阻断了通道，皇帝的圣旨可以随心所欲朝令夕改，不受任何程序性的硬化约束，更没有平等制约因子的认同必要性，自上而下的权力及其对于社会运行的规范总是一条“单行线”，而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却是自下而上的树形图结构，在横向网络结构方面更是专业化的发散性拓展状态，例如工业化生产的各种各样技术标准，从多种多样的商品质量规范到多姿多彩社会生活要求的不同市场环境规范，是一个皇帝机构无所适从的。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2012年5月25日公布的统计数据证明，中国大城市的政府重点项目存在着严重的建筑物基础水渗透危机，80%的中国大陆建筑物基础处理工程防水技术存在着不达标的危险性，例如北京地铁十号线的地下水防护工程不过关，早已经危机四伏。还有房地产行业普遍性的商业化建筑物70年使用权，由于房屋建筑物基础防水层所需要的防水工程保质期只有五年，防水层材料保质期只有二三十年，使得70年产权本身没有了技术性的安全保障。追根溯源，就是因为中央集权制度的中国政府能够颁布建筑材料方面水泥钢材的质量标准，却难于及时检测明确防水层材料的耐腐蚀技术标准。还有，中央政府直接操作的长江三峡大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设计施工，本身存在着科技质量不成熟的显著后遗症，使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气候生态包括水系平衡都遭到了破坏。再就是地方政府的矿产资源工业化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系统工程统筹兼顾，一直都是说到做不到的纸上谈兵，甚至丧失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诚信度，比如世界遗鸥的最大栖息地红碱淖由于政府旅游局修建环湖高速公路阻断了湖内外的地表水流动性，周边煤矿开发严重改变了红碱淖地下水的水系生态良性循环，使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每一年水位平均下降1米，水面萎缩1平方公里。遗鸥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差，遗鸥的数量明显减少。

最突出的中央集权制度权力失灵状态，就发生在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城市化运动方面，不仅仅是城市交通“堵车”和垃圾场堆积如山背后的水资源污染、空气质量严重恶化之类自然环境问题，而且社会生态在封建主义“官本位”等级化区分公民为三六九等尊卑贵贱之际，更加恶化了人际关系及其道德约束力，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滋长的阶级矛盾斗争，酝酿官僚集团与老百姓的利益对立格局。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与增长，城市化是其最大动力。2012年4月李克强副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演讲中强调，扩大内需将是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而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比例刚超过50%，每一个百分点增长就意味着有上千万人进入城市，具有巨大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城镇人口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将可带动最终消费增加1.6%。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第一要义，就是要打破计划年代城镇户口与非城镇户口造成的身份差别与歧视，以此来促进农村人口有序地向城市流动。当前的户藉制度改革正在走这一步，但是还不够。特别是当前大城市的户口仍然附着不少特别的权利时，户籍制度改革更是要打破这种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限制。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利用中央集权制度的“保甲模式”把公民固定在一个农村或者城市辖区，并且作为“管制人口”的计划生育刚性约束力抓手。于是，按照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中国政府的户籍放开的主要范围放在中小城市。按照这种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不仅会为大中城市的户籍流动创造更多的寻租设租机会，导致城市之间人口流动机制扭曲，而且也向市场表明了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发展方面是倾向于中小城市，或有人所提的城镇化。但是，从世界历史进程来说，现代国家城市化的进程基本上都是先聚集在大城市开始，然后等这些大城市发展之后才逐渐向这些城市周边扩散，以此来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如果中国城市化进程只是限制在城镇化的取向上，希望通过创造中国城镇化来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发展中国经济，这样做可能如早年通过户籍制度制造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模式一样，造成中小城市，或小城市及小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与大中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

当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现实状态却没有按照中央集权制度的中央政府要求来展开“城镇化”，而是中小城市的居民向大城市及特大城市流动的“城市化”。由于当前户籍制度改革滞后的限制，这种城市化受到严重阻碍。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就必须通过重大的户藉制度改革来实现，而这种针对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势必削弱中央政府对于眼皮底下“人口管制”的控制力。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城市最为重要的就是，建立起全国性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让全国劳动力人口能够自由地、没有歧视地在国内劳动力市场流动。这样才能保持中国社会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至少能够防止前苏联解体所依赖的地方民族主义“人口区域固定化”发生恶性循环，能够在全国性的人口流动当中强化爱国主义。而正是这种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不仅将调动全国人民加大教育或人力资本投入的积极性，提高整个民族的人力资本素质，而且它也是加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繁荣的关键所在。比如，现在许多非精英人士不断地在寻找发展新机会、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大量民营企业家涌现、大量的农民子弟进入国家公务系统等，都是这种合理的社会流动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地反思：中国大陆人口为什么会在短时间内快速向一些特大城市集中，而不流向中小城市？这在于中国中等以下的城市，不仅经济发展程度不够或经济发展落后、文明程度较低，而且现有的政治体制结构也决定了人们在这些中小城市不容易获得应有的公平发展之机会。所以，中小城市的改革开放力度不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种原因背后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县级以下政权存在着中央政策难以贯彻执行的“政令不通”或者“政策失灵”问题，其实是地区行政公署、县政府之类基层政府缺乏“城市化政策权力”的问题。因为，当前中国仍然是以政府权力为主导的经济，在这种经济结构下，城市的经济发展往往不在于当地资源条件及生产力布局，而在于政府权力大小。因为政府权力“级别高低”成了聚集资源最有力的工具，级别越高政府权力越大，所聚集的资源就越多，这个地方的经济就越容易发展，居民所面临的机会就可能越多，例如北京及中国省会城市都成了国内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相反的典型例子，就是当今世界上一切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都与所在地政府级别没有因果关系，例如美国，首都华盛顿并不是经济城市。因此，中国的真实城市化就得对政府职能重新界定，就得对现有的制度安排进行重大改革，以此来减弱政府权力对资源的主导与聚集作用，以此来培育市场机制并通过市场法则来保证城市经济发展。政府的“权力经济”格局不突破，要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就是不可能的。为了解决这种“伪城市化”的问题，就必须废除中央集权制度的“等级化”行政权力梯度递减硬性规定，给予行政公署、县政府、乡镇政府由当地人民公开选举产生并且获得当地人民最大化授权来实施“城市化”和“城镇化”政策的权力，中央政府给予房地产保障、户籍流动性规范等等打破现有中央集权制度“管制性”格局的法制化支持。只有通过这样的一些重大国家制度改革，才能打破城乡居民二元分割，让每一个农民进入城市并真正实现身份的转换，让中小城市的居民自由进入大城市。这样才能强化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在流动性当中充满发展的活力，而不是固化这种流动性，让人口形成地方势力。因此，这样才能弱化政府对资源的主导，而不导致“权力经济”盛行等畸形状态周而复始。否则，“伪城市化”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大打折扣。这是落实2012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再强调“保增长”的要求所必须条件，因为人口的流动性是最基本的工业化资源之劳动力作为生产力因素新陈代谢不断优化之必要条件，是带动中国房地产事业从市场化炒作转变为“民生保障产业”的改革动力之一。

城市化的进程与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政策的失调，显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公有制是针锋相对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没有生活保障状况提出来的制度性安排，如果哪一种公有制不能给予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社会保障特别是衣食住行之类基本型福利社会保障，那么是否就应该判断说这是一种并非社会主义属性的公有制？或者说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公有制，抑或是否为虚假的公有制？”针对福利社会，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的主流学者和媒体都是反对的，认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虚伪性，是西方经济学对于政治政策的一种扭曲，导致了中国围绕“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展开政治体制配套？”的巨大疑惑与政治迷茫状态。其中，关于市场经济路径的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孰是孰非？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政策选择的争议焦点。这种百家争鸣的学术性研究应该是正常的，遗憾的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之类官方媒体常常挥舞“政治大帽子”蛮不讲理甚至强词夺理，蓄意扼杀科学而唯我独尊，以“政治南霸天”自居。“实事求是”应当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的应有态度，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依靠外贸及地方政府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力都已经明显减弱，三驾马车似乎只剩下消费了。但是，依靠启动中国大陆的内需消费来保增长，就必须让人民大众有钱来消费，也就是如何保障中国人民的收入水平问题。根据GDP收入法核算，劳动者报酬占中国大陆GDP的比重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53%左右下降至近年来的40%左右。国民收入包括三个部分：劳动收入；企业利润；政府财政收入。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每年都为GDP增长的两倍甚至更高，那么，其他两项自然就被挤下来了。一方面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在下降，另一方面CPI还在涨，这就意味着普通居民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很慢。另外，2005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家电产品包括液晶电视、电脑、冰箱、空调等普及得已经很广了，且中国大陆的液晶电视的普及率可能比其他发达国家还要高，家电和其他耐用消费品一般有较长的更新周期。2011年以来，中国大陆汽车销量增速也在下降。在这种情形下，指靠启动家庭消费来启动内需，应该说是非常困难的。

再说，如果中国大陆一味地强调刺激消费，产业结构就会原地踏步，现在国内产品质量保障堪忧，中国人大量消费“洋品牌”商品，早已经是对于中国大陆产业升级换代的强烈要求。倘若中国大陆的制造业不能向更高的价值链产业结构提升自己，实体经济企业不能投入足够的资金进行研发创新，或者说企业投入到科技研发上面的资金不足，企业生产率就没办法提高，中国大陆企业的竞争力就会衰退。《南方都市报》报道2012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审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报告时来自于广东省的全国人大代表、网易CEO丁磊就发言，说科技创新能够让消费者满意，能够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促进着企业的技术创新，但是这种来自于市场的原始动力被中央层面的制度落后状态扼杀着，国家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缺乏及时性和有效性，酿成的现实性结果就是“谁创新谁倒霉”，例如企业被侵权之后，向盗用方打官司，经常都是法院拖拖拉拉两三年，即使赢了官司也损失惨重，因为法院对于盗用方的处罚很轻，至少罚款与盗用方收入相比还是划得来的。这是法律配套跟不上市场经济需求的现象，更是打击了中国大陆企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性。相比之下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投资投机性赚钱的机遇在中国大陆，远远超过了科技研发创新获得利润的概率与收入幅度，需要在资本市场管理体系的设计方面于商业银行信贷支持企业创新政策方面进行全方位协调，至少在中国缺乏成熟的风险投资机制情况下，能够给予企业科技创新予以大力扶持。这是中央政策精细化的具体诉求，是在中央集权制度把产权官府化规范的背景下，能不能进行的权宜之计，出路仍然是把立法权还给人民大众，让相关的企业及其行业性协会开展法律法规和政策起草工作，集思广益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减速的背后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官本位”公有制垄断性扭曲了整个价格体系，要想在现实条件下“保增长”就需要对于生产要素的价格进行重新估值，解决企业生产要素成本上涨压力越来越大的问题，否则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过去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就会消失殆尽，曾经制造出来大量出口创汇产品的制造业经济就会裹足不前。中央政府当前最大的“保增长”举措，就应该是尽快调整“供给结构”和“要素结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真正动力机制，是从外部需求推动力，转向国内“有效供给”推动经济发展，保障企业生产力发展，形成高质量的产品供应链来取代国民被迫购买“洋品牌”商品的财富流失现象，而不是直接就能够实现“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目标。何况，单纯地强调“国内消费拉动力”之际，讨论的话题仍然是总需求的概念，没有企业的生产性需求，就无法形成国内自己的消费品刺激国民消费。核心问题依然是“中国大陆内部的总需求从何处产生？”中央政府的思维定势就是从“需求端口”以地主工厂主的销售员眼光寻找哪里有市场需求？首先是看到了出口创汇，国际贸易不行了，就无可奈何地盯住了国内消费，现在是国内消费量很大却买卖“优质的外国消费品”，迫使中国政府关注自己的企业供给能力和档次高低。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必须把着眼点放到劳动、资本、技术及其企业化的生产效率之“优质新组合”上面，来从国民经济总量上拉动总需求和改变国内经济结构。必须看到，中国大陆制造业的产出规模虽然占比世界产出总量的6%左右，但制造业科技研发投入仅仅只有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的0.3%，模仿剽窃先进技术的违法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行为屡禁不止，造成中国大陆产品假冒伪劣的信誉丧失，当然也就失去了消费者。依靠内需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意图，就会必然性地泡汤流产。

中国大陆政府融资平台富得流油之际，特别是官场穷奢极欲的现实面前，中国制造业却存在着严重的“贫困化”增长普遍性现象，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德国的5.56%，劳动者工资收入远远低于官僚集团，企业设备和原材料采购都是因陋就简，劣质产品在所难免。如何进行持续不断的中间投入展开技术革新呢？资金严重不足，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商业银行是“官本位”体制，不能给予实体经济企业进行风险投资以扶持科技创新，更不能在产品后续开发方面给予中间投入的支持，使得中国大陆的很多企业只能是为欧美发达国家制作初级产品，低价位卖给人家之后，就被后续开发成为身价百倍的高消费商品。从中间投入的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能够得到至少1倍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大陆只有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这在“增加值率”揭示经济体的投入产出效益方面，就表现得更加清清楚楚，截止目前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增加值率”只有26.23%，要比美国低22.99点，比日本地22.12点，比德国低21.69点，这就让中国大陆在全球产业分工当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不仅仅是企业家要奋发图强，更重要的是国家政治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自主性，“顶层放权让利”，让企业界站在实体经济生产力发展的需求角度提出来金融体制改革的可行性方案，而且是温州市的企业现实情况与深圳市不同，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钢铁工业与纺织工业不同，要求商业银行化大为小、化整为零，一事一议，一切从实体经济企业的科技化生产力发展实际出发，来因势利导地重新设计中国特色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建设。所以，精细化的金融体制改革是只有千百万人共同集思广益，才能够创造出来的人间奇迹，绝对不是中共中央国务院能够自上而下发放出来的金科玉律，必须在实践当中不断地修正和与时俱进。

表面上看，国内消费品市场和实体经济企业优质产品供给是直接依赖于银行业的金融新鲜血液，实际上金融市场的货币定价权来自于资本市场的基础性财富，尤其是与土地的财产权货币化、市场化及其可流动性，利害攸关。因此，没有足够成熟的土地与矿产资源市场化制度设计，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独立自主定价权，也就是说价值规律及其价格调节机制就是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市场，人民币也由此只能是傀儡性质的货币。这样的大败局之下，中国政府就实际上没有足够的能力实现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发展之政策性目标。资源税改革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大进步，土地市场化改革才是重大突破。2012年5月25日《深圳市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正式公布，标志着新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土改”的序幕已经拉开，明确深圳市与广东省政府和国土资源部合作进行试点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土地利用高效化、土地管理法制化，目的是解决当前突出的强行征地拆迁、地方政府使用土地数量越来越大的“欲壑难填”状态。2011年4月8日中央政府国土资源部宣布自己派出369人调研31个省市区179个县区，调查数据表明土地供需矛盾日益加剧。中央政府下达的土地使用指标，往往只能满足地方政府三分之一的需求量。在这种土地使用狮子大张口的同时，土地使用的产出率比较低，甚至圈地而不使用的无节制行为令人发指。症结之一就是“土地的非集约化使用”，土地成本与效益严重失衡，原因就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主义政治体制硬生生不允许“土地商品化”，使得政府强权能够获得土地巨额“溢价”，拿着从农民手里廉价征收来的土地，官僚权贵集团就能够官商勾结牟取暴利。特别是土地储备，早已经成为政府融资平台的“押宝”王牌，成为中国特色的“金融杠杆化”之支撑点。但是，这种“官有制”的政治属性“土地公有制”刚性规范，使得这一次深圳市的土地改革局限性仍然在于“一切为了官府”，至少是为了政府的财政利益稳定性。所以，土地的市场化、货币化及其对于整个资本市场的定价权巨大作用力，被人为扼杀了，必然会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缺乏价值规律的商品体系定价权，弊大于利的中国改革之所以艰难曲折，关键还是在于政治观念方面中央集权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总是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以地主的心态来评议、判断改革开放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当然，举步维艰的深圳市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还是在土地所有权的“确权”方面有了进步，给予农民的小产权房屋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减少征地拆迁的血腥味，总是要比不改革更好一些。

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要有实质性的突破，就是毫无保留地“为人民服务”或者说“人民当家作主”，让十三亿中国人民公开竞选产生国家权力机构及其政治领袖，才能够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改革与制度系统化确立。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站在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主义皇帝特权立场上，寻找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早已经持续性成功的那些要比封建主义自然经济更加赚钱的门路，而且不要引起危害中国等级化“官本位”利益分配格局的社会危机，不要让人民群众由此滋生出来公开竞选政府的任何威胁官僚既得利益倾向性，更不要产生怀疑共产党特权高于人民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的危险思想意识，一切言论行动的出发点都必须是毫无疑问地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出卖国家主权和人民大众利益，永远不要让中国人民知道希特勒是最喜欢标榜“人民性”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领袖，法西斯德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即今日中国政府权力经济模式的祖师爷，世界上并没有“大众汽车”这样的品牌，实际上德国拥有的是希特勒给予命名的中央政府国有企业（亦即中国意义上的“央企”）“人民汽车”，中国标榜的人民政府早已经在特权化皇帝体制本质上是权贵资本政府。之所以中国老百姓是全世界最勤劳勇敢的最贫穷人民，根本原因就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主义政治体制及其所有权归属于暴力强权之强盗逻辑，剥夺了人民大众的合法财产权及其市场经济实现财富增值民间化途径，一切都必须通过“官本位”的认可才能够在中国获得口头承认但是面对官商勾结的拆迁之际就没有了老百姓的财产权保障。在中国《宪法》成为一纸空文的大前提下，中国发展的民意基础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心发现，一代又一代共产党领导人逐步“人性化”地改变着毛泽东时代肆无忌惮的皇帝意识及其个人崇拜，越来越好地实行亲民政策，特别是邓小平由于被打倒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面人物，接受改造的时候体会了民间疾苦，下定决心拨乱反正消灭封建主义皇帝意识及其政治体制残余。但是出于针对中央集权制度缺乏科学性的透彻认识，马克思主义又缺乏这种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现实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理论前瞻性指导，使得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并没有超越邓小平反对封建主义的局限性，反而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方面强化中央集权制度，把国有企业的转亏为盈、扭亏为盈建立在垄断性经营的“官本位”特权基础上，酝酿产生了中国政府直接操作经济的大资本家身份定位，全方位复制了希特勒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却没有希特勒的全民福利社会保障，埋藏了官僚集团与老百姓的贫富两极分化之类矛盾斗争的巨大隐患。胡锦涛温家宝是相比之下新中国最为亲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们推出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补贴政策举措最多，却是老百姓民怨沸腾的高发期。如同前苏联最令人痛恨的是共产党领袖勃列日涅夫，他对于前苏联解体负有最深刻的体制性责任，戈尔巴乔夫作为收拾烂摊子的锐意进取新一代领导人“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使出浑身解数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在理论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地从中央层面急进“民主化”步骤而导致局势失控，亡党亡国。戈尔巴乔夫是可悲的，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同样面临着这样的挑战。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从邓小平开始走到今天的2012年之所以受到人民大众的怀疑，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任度之所以明显地下降，原因就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皇帝意识让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官本位”的剥削者既得利益决定改革开放政策取向定势，政策不敢公开化操作，例如2012年前四个月中央政府的国家发改委新增审批项目增长8000多个，仅仅四月份国家发改委批准的项目就多达3280个，是2011年同期的两倍。这一切悄悄进行的经济刺激行动在2012年5月23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的时候，才间接性发出政策信号：“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此的目标定位是“保增长”，省市政府机构在媒体方面则明确了保障8%增长率的政治性目标，原因是2012年一季度企业普遍感到比较困难，资金紧张、税负很重、工资成本也在上涨，特别是一些浙江的出口企业反映说，都到4月份了，今年的出口订单却不如往年那么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长8.1%数据有水分，真实性数据很可能在8%以下。三月份一部分经济学家乐观地认为，中国经济在4月份将“探底回升”，结果是四五月份的情况没有丝毫的回升迹象。按照2010年开始实施的我国《统计法》，虚报数字要受到行政处分甚至要追究法律责任的，但各个地区上报的统计数据是否准确和真实，每个季度的GDP数字是否反映经济的真实走势，人们却不敢贸然判断，2012年5月24日《经济日报》报道一季度各省市GDP汇总数字11.28万亿元，而国家统计局口径是10.8万亿元，相差4800亿元此前2009年相差1.4万亿元，2010年相差3.5万亿元，2011年相差4.6万亿元，相当于一个山东省的2011年GDP总合。数量浮肿病在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后果的2009年上半年，中国大陆的外贸出口绝对值下降了18.1%，整个经济非常困难，各地的工业用电量也大幅度下降，但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仍说2009年中国大陆的GDP增长了7.1%，让政治家官僚也不要十分相信自己官方的GDP统计数据，因为这种短期数据并不一定反应中国大陆经济的实际变化。为了不至于眼看着中国大陆经济在希腊之类经济体崩溃之前就走上断头台，就丧失民意的支持并且失去中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的空间，中央政府就必须采取对症下药的积极性政策挽救经济，努力改变经济增速预期大幅下降的状态。问题是这一系列举措的政策缺乏透明度，没有保障最起码的人民当家作主知情权，使得中央政府动辄万亿元的投资项目没有明确与中国改革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度？政策及其资金的碎片化，加剧了中国改革的碎片化、无序化状态，改革的目标模糊，改革的路径迷失了方向，改革的行动搁浅于中央政策急于求成又急功近利。中央政府明明白白仍然沿着国有企业“官本位”的投资拉动经济发展路线图在进行操作，这种操作的必然性结果就是公有制债务货币化，“铁、公、基”债务越来越成为庞然大物，负债率必然超过60%的警戒线，用不了两三年就会是企业债、公司债、垃圾债漫天飞舞，掀起新一轮的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的融资大潮，高速公路收费之类变相涨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通货膨胀率迅速上升而蚕食人民币的信誉及其公民财富，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用再一次掉价。2012年5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下降1.6%，其中4月份下降2.2%，比3月份下滑6.7个百分点，利润下滑比较快的是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企业下降9.9%，外商以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下降13.2%，利用外资金额连续7个月下降。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民营企业包括集体企业利润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其中私营企业增长20.9%，集体企业增长12.3%，股份制企业增长0.6%，说明了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但是，中央政府仍然大把大把地花钱给亏损的国有企业，不给经济效益好的民营企业以支持它们集中发展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当然，民营企业的工资远远低于非私营企业，农牧渔业劳动者报酬远远低于金融业，这种几十年一贯制的中国政治经济“官本位”体制惰性造成的不公平，是民营企业剥削劳动者的“血汗工厂”根源之一。2012年5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私营企业及其社会组织行业2011年至今的年度工资水平为人均24556元人民币，远远低于最高法院确认全国年度人均工资42452元人民币对应的国家赔偿金标准162.65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老百姓在私营单位劳动一天的收入不如监狱蒙冤者一天的赔偿金。非私营企业事业单位机构在岗人员工资年度人均42452元人民币，分别增长14.3和18.3%，其中私营单位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例如慈善团体）的行业性平均年度工资只有11738元人民币，而非私营单位金融业人均年度工资91364元人民币，明显是贫富两极分化。而且，农林牧渔业劳动者年人均工资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48%，金融业却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15倍，后者是前者的近五倍。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行业的劳动者远远不如银行业之类非实体经济的薪酬，显然不利于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更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这种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冰火两重天的情形表明金融业是特权行业，这种特权的本质是“官本位”，银行业无论民营银行还是股份制银行都和国有银行一样是政府管制性操控的机构，使得2012年春天刚刚开始的温州市金融体制改革试验已经偏离了市场经济的轨道，正在直接毁坏着民间金融的生命力。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作为温州市金融研究院、温州大学金融学院的特邀专家调查研究后说温州市的金融改革如同给病人抹清凉油以求收获治疗效果，实际上就是作秀的成分大于治病救人解决问题，一方面是“官本位”的政府要扮演万能钥匙的角色，收编或者说“招安”民间金融；另一方面是行政故意不作为，拒不放松对于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的审判限制，大踏步放开利率管制。实质上温州市政府这种针对金融改革的举步维艰状态，是因为中国政府系统全面的不清楚“官场”与“市场”的边界，潜意识是对于“金融市场化”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没有“管控”的把握。究竟会产生多么巨大的风险呢？至少不会有通货膨胀的风险，没有吴英非法集资案件那样的风险，有的是10年前温州市探索利率市场化允许民间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上浮30%，一下子让农村信用社的存款大幅度剧增，国有银行大发雷霆，政府出面撤销这种改革。还有，中国政府反对解决官方外汇存储量过分的大而使得外汇占款支配基础公布发行问题，也就是反对解决美元外汇支配人民币发行的问题，不愿意让公民个人直接进行人民币境外投资，不愿意拓宽民间投资的渠道以实现“藏外汇于民”之目的，不愿意减少政府的外汇储备。温州市政府数据表明2011年当地境外投资额5352.7万美元，外汇资金出境2139.04万美元，人民币境外投资176.万美元，温州市商务局说这里面资金投入的项目90%都是中小企业。温州市金融办估计这是当地资金的九牛一毛，温州民间资本总量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而且每年以14%的速度增长。这样的资金存储量，完全适合于2007年温州市和全国一样进行过的“香港股市直通车”试点，然而却被中国政府千篇一律叫停。原因是这一切金融改革的关键是单刀直入“资金定价权市场化”，直接要利害攸关政府掌握的资金“官府定价权”，客观上要剥夺“官本位”的资金定价权，怎么能不让中国政府心惊肉跳？官僚集团为了自己的特权利益，就要葬送中国金融的市场经济前景，坚定不移地反对金融定价权被市场化。温州市政府现在忙于小额贷款公司升级换代为村镇银行，而不关心“村镇银行对于扶持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并没有胜过小额贷款公司的功能，仅仅是能够吸收存款”；温州市政府忙于建立“借贷平台”把民间融资纳入官方的规范化管理范畴，虽然有利于民间融资“阳光化”和脱离高利贷黑社会危险区，但是中央政府并没有因此来规划全国性的民间资金平台，把借贷资金计入企业成本享受税前抵扣，向着风险监管与市场交易的目标迈进。温州市政府支持自然人发起成立金融服务机构，例如自然人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公司或者股权投资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等，可是由于官方已经给民间银行业设置了死胡同，就必然使得这些金融服务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很可能扭曲成为混淆黑白的金融黑匣子。

正是由于中国政府的金融政策面对市场经济半推半就的墙头草态度，使得中国经济没有办法形成良性循环，2012年前四个月的贸易、工业增加值、用电量、财政收入、贷款额等等一系列无法由各级政府造假数字证明了中国经济持续性下降，下降的幅度超过了中央政府的预期。2012年5月24日汇丰银行公布的中国大陆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8.7，已经连续第七个月位于警戒线以下，中小企业制造业的出口主要市场欧盟危机重重，全中国的外贸早已经对于GDP是负的贡献率，也就是说早已经成为不良的包袱。世界银行的权威数据一再指出，中国大陆的劳动力效率只有欧洲的二分之一，甚至远远不如拉丁美洲的国家。这种威胁中小企业生命力的不良因素首先来自于政府的“户籍”歧视性政策，民营企业不敢投入资金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害怕自己花钱培训的人才由于户籍制度而无法稳定生活在企业所在地。这样一来，中国的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嗷嗷待哺，迫切需要资金注入的同时，中国政府所有的国有银行不能给予民营企业资金保障，民间金融又被中国政府管制得拿不出合理合法的资金注入民营企业，中国政府的劳动者户籍管制直接扼杀人力资源与企业化生产力之间的最优化配置。归根结底，是公有制体制成为一个类似于鲁迅先生所说的“厚障壁”，隔断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有机联系，形成一个界限分明的“楚河汉界”。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因为科学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把公有制界定为“官府所有制”，只有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主义社会里面皇帝明确“官府”就是“公共财产”的代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是最高境界的“公”，“天下为公”就是天下服务于皇帝，服从于皇帝。于是，一切以“官府”为唯一标准划分“公有”还是“私有”，至于人民群众的医疗保障、教育公平、安居乐业由于不是官府利益问题，就不是“公有制”的范畴内事务，就是私有制的问题，是需要老百姓自己个人买单的事情。为此，中国大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医疗部门率先引入经济政策，医院成为暴富领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了对付危机，就出现了教育的产业化，国家教育部实施大学贷款圈地扩张规模以扩大招生的政策。尽管政府从来没有正式提出教育产业化，但实际上中国的教育从此之后走上了激进的产业化道路，中小学以重点学校建设作为政府拨款的方向，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收费水平越来越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政策导入了另外一个社会性很强的领域，即房地产的商业化大开发，形成了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府“土地财政模式”及其官方融资平台体制。改革、发展、稳定，这本来应当是中国所追求的良性发展道路，现在却是政府的利欲熏心，以掏空老百姓钱袋子来发展壮大GDP，以GDP数据为标准的经济增长被赋予最高的政策重要性，如此的“发展”越快，社会上老百姓与官僚的利益矛盾就越大，社会就越不稳定。在这里，中国政府的中央集权制度“一刀切”行政惯性暴露无遗，一旦确定“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经济统帅一切，一旦明确改革开放政策的大方向是“市场经济”，就要把一切领域都变成市场，市场里面一切向钱看，价值标准必须拿金钱来衡量，商品价格就是金钱的多少，那么官僚就带头一切向钱看。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没有了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分不清哪些领域是人民生活的保障性范围，不能商品化？分不清哪些领域是市场经济的主战场，必须毫不动摇地市场化？经济学研究证明，在任何国家，如果医院、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公民福利领域成为暴富的领域，这个社会肯定是不会稳定的。因为这些领域是人民大众的刚性需求领域，必须进行社会保障，才能够赢得人心，否则就是真正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公有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直认为人民利益就是最大的公有制具体规定性，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如何保障问题，才是公有制的根本任务。

当然，人民生活水平的保障领域并不是不应当引入市场化的经济政策，这些领域并非完全排斥市场，在很多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当中，市场机制也被应用到这些社会领域，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这些公共领域的过度官僚化，用以提高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效率。事关重大民生利益的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机制，和企业化的市场经济机制应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必须加以分清楚。中国政府在事关重大民生利益的公共服务领域过分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同时国有企业为代表的经济领域则缺少市场化，官僚集团垄断着国有企业，压根不愿意实施真正有效的市场化公开平等竞争来破坏特权官僚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贵族定位。国有企业以及产业资本之类经济领域应当充分市场化，保障经济效率、生产力新陈代谢，这是一个国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综合国力主题。但在中国大陆并没有发生，尤其在国有企业领域。西方新自由主义来到中国之后，“走错”了地方。在西方，新自由主义主要发生在企业化的经济领域。例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首相期间，他们曾经努力把民生公共部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进行私有化，但是遇到了民主政治的强烈抵抗。而在中国，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国有企业的强大抵抗，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集权制度“等级化”官本位体制不允许新自由主义威胁官僚既得利益，只是让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借助于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以暴力扼杀中国大陆民主力量，确保西方进口到中国大陆的新自由主义能够全方位危害老百姓。直到现在为止，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市场化不足。

相比之下，新加坡有一个庞大的“国有企业”群体，在其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同时，新加坡政府在推行“国有企业”市场化方面也不遗余力，非常彻底。“国有企业”所拥有的劳动生产力、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并不比西方企业差，甚至超越了西方企业。新加坡官员尤其是经济官员密切关注着国际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一直在思考着新加坡如何保持产业上的优势。这种意识很难在西方国家见到。不过，新加坡操作国有企业的“淡马锡机构”政府官员不像中国官僚那样端着“铁饭碗”养尊处优，他们没有“党管干部”的铁交椅，竞选产生官僚的民主化机制使得他们必须认真地随时随地调查研究“产业政策是否有效？能不能经得住市场的考验？”在全球一体化的市场经济大格局之下，即令中国大陆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市场的考验也是防止政府犯错的最有效的工具。这些经验教训之所以在中国大陆没有被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成功，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新加坡的执政党不同于中央集权制度的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千方百计当“皇帝”的哪一种“万岁万岁万万岁”官僚集团，新加坡的“淡马锡机构”人员是“批量化”吐故纳新的流动性人才，中国官僚体制则是“僵尸型”的垄断政治而垄断经济利益的特权集团。

事实上，经济学从来没有证明私有制一定会发展经济，或者说公有制一定会发展经济。经济学仅仅是证明企业化、资本化、货币化的市场化资源配置及其良性循环流动性，一定会保障经济发展。其中，铲除特权的平等竞争，是政治法律保障，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则是内生性保障。中国发展的唯一出路，就是消除中国共产党的“官本位”及其官僚铁饭碗制度，让中国共产党回归民间社团的属性。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过工业化、城市化途径展开规模化发展的，其中城市化运动是行政级别的升级换代，来自于改革开放政策把“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最大优惠给予了大中型城市“开发区”建设“招商引资”项目，引进外商投资成为“以开放促进开发”战略的实施路径，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人民币配套及其贷款支持早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城市化”快车道。问题是这些工业化项目运作需要基础设施的全方位配套支撑，由此诞生了“国家开发银行的巨额信贷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规模投资建设基础设施项目”的中国特色体制，酝酿产生了“官本位”的中国“基础设施”领域引起“乱收费”现象。问题是，这种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于产业化的经济发展是需要投资回报的，还本付息之外必须赚钱，西南财经大学彭韶兵论文《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资金回报率》早已经证明现有“官本位”模式的建设质量堪忧，投资回报率偏低，边际产出率急剧下降。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六期发表夏秀梅、李海英论文《投资回报率：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的先行指标探讨》指出投资回报率ROI在中国的现实体制作用力之下，难以提高的原因是服务价格、投资成本核算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市场化的公平竞争不到位，相应的市场经济价值规律无法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北京市在2006年就明确“不承诺基础设施投入的资本回报率”，《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条例》对此做出了十分具体的规定，实际上排斥了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化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从此以后确立了政府投资在这个领域的垄断性地位，2006年之后成为依靠政府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战场，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4万亿元经济刺激资金，就集中投放到城市基础设施和铁路、高速公路方面，号称中国政府拉动经济发展的“铁公基”。2011年开始暴露出来这种明白无误的“政府干预经济”转变为“政府主持经济”的极端化凯恩斯主义后患无穷，是新时期计划经济体制的新形态，变本加厉地强化政府在经济利益方面贪得无厌的经济垄断者作用力，导致了政府主导的铁路债务居高不下、高速公路超期收费、基础设施建设纵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乱涨价之类恶化结构性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进一步引致金融市场蚕食实体经济的工厂“倒闭浪潮”，酿成中国经济全面下行的不良趋势。

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使得我们不能指望在投资效率下降之时，依然靠着老马拉大车。当产生同样的GDP需要的资金是十年前的5倍时，更多的人会为现实的巨大债务担忧不已，辉煌的经济成果不能建立在未来无法承担的债务基础上，并煽动起对于集中型投资模式的盲目崇拜，进而引发群体性的独特模式傲慢综合症。纵观中国今日的政治主体充当投资主体之“官本位”制度早已经病入膏肓，各级政府的债台高筑，2011年产生一元钱的GDP就需要1.8倍的广义货币M2投入，客观上已经使中国政府没有多少机会和本钱再挑三拣四，更没有资格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早已经屡试不爽的市场经济成功模式评头论足，更不能拿着“姓社”还是“姓资”的政治标签来横挑鼻子竖挑眼。因为，站在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主义立场上，是没有资格评价中国的改革属于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即使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是要比封建主义皇帝特权类型经济更加先进的。我们真正负责任的务实求发展做法，就是认真研究西方市场经济路线图的经验教训，进行适用于我们国情的改造，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包括了引进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的作用力来救中国。首先，新自由主义能够解决当前国家开发银行大幅度给予省市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炒作土地财政的大是大非问题，因为政府充当投资大老板是凯恩斯主义的极端化表现，西方发达国家最近一二十年的实践表明新自由主义模式是解决这种极端化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途径。中国政府重点投资包括债务支持的高铁网络设施项目已经成为沉重的巨大包袱，中央集权制度通过金融市场特别是银行贷款方式支持地方政府大规模进行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的经济分权制模式，也明明白白变成为地方政府巨额债务和扰乱债券市场诚实守信原则的巨大消极因素，直接加剧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风险性和业已形成的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危机，典型的代表性案例就是国家开发银行作为省市政府基础设施项目融资者的未来债务风险十分显著。2012年5月10日《金融时报》报道国家开发银行近日与重庆市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即将在高速公路、两江新区建设等等基础设施领域以及化工、钢铁、物流之类高端产业领域进行继往开来的投融资合作，同时还有保障房、中小企业、教育等等民生领域和矿产、农业、能源之类国际化领域开展原先基础上的强化合作，进一步发挥重庆市政府的组织协调经济发展优势和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不再另行标注）中长期投融资综合性优势，通过规划先行、政策引导、市场建设、融资推动的方式，共同促进重庆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国开行成立重庆分行是在直辖市成立后的1999年，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 2004年末，国开行重庆分行的贷款余额已达265亿元，如果加上总行直投的项目，贷款余额达到了348亿元。国开行是重庆模式的有力推手。根据2011年国开行年度报告，当年国开行新增中西部人民币贷款3605亿元，占比53% ；新增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人民币贷款728亿元，占比11%；新增西藏和四省藏区贷款人民币248亿元，新增新疆贷款人民币352亿元，居全国金融机构首位。由于缺乏具体的地区贷款数据，根据媒体披露，国开行“大力支持重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发展项目，带动社会融资总额超过3500亿元。截至2012年3月底，国开行重庆分行本外币贷款余额1256亿元，不良贷款率0.1%，连续7年保持在1%以内，本息回收率连续10年保持在98%以上，较好实现了支持发展与防范风险的有机统一”。曾任担任过世界银行和IMF顾问的香港大学教授许成钢先生认为，“重庆从国开行获得的支持力度，是其他省级政府都不可能获得的”。 2007年成为令人关注的转折点，从2007年开始，国开行在重庆的投资突飞猛进。当年6月15日，国开行与重庆市政府就支持重庆市“一圈两翼”发展战略达成战略协议，一口气与重庆市16个政府投融资平台签订了近1500亿元的贷款合作协议。其表内本外币余额从2007年底的500亿出头，飞跃至2011年末的1203亿元。三年间，资产规模扩张了2.4倍；若与2004年末时相比，贷款余额几乎增长了4-5倍。盘点国开行年报，几项与重庆基础设施相关的贷款投放被单独列出：2010年，支持重庆“二环八射”项目建设的贷款余额为人民币337.39亿元人民币，对项目的累计承诺贷款达506.83亿元；2009年，为支持重庆轻轨项目3、6号线项目承诺的贷款为人民币111.9亿元。在2007年之后，国开行具有深重的重庆情结。

授信并不是国开行给予重庆市资金的全部，国开行深入重庆的整体金融服务，仅以2010年9月份国开行与重庆市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签订的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为例，作为金融服务顾问的国开行承诺将提供“投、贷、债、租”等全面的金融服务。国开行成为重庆最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体，来自国开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4月末，重庆分行纳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统计口径的融资平台共计59户，表内人民币贷款余额1063亿元，而截至3月底，重庆分行贷款余额才1229亿元，平台贷款余额已占到该分行全部贷款余额的86%，已是不争之实。国开行重庆分行还表示，据介绍，截至2011年底，国开行重庆分行共有政府融资平台客户58户，贷款余额占全市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的23%，由此可以推断，截至2011年底，重庆市全部地方融资平台余额应该在4620亿元左右，国开行的平台贷占重庆全部平台贷的25%。另据银监会数据，截至2011年9月末，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超过1万家，平台贷款余额9.1万亿元；据此估算，国开行平台贷余额接近2.3万亿元，稳居各大金融机构之首。当然，国开行进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信贷较早，总是能够获得优质土地与其他资产作为抵押品。以在重庆的国有企业贷款为例，多位重庆商行的大股东，号称“重庆淡马锡”的渝富资产、重庆市地产集团、重庆市水利投资公司等与政府融资平台有关的国字号公司，都将各自所持重庆商行股份中的大部分抵押给了国开行，总计质押股份达71,523万股。万一著名的重庆“八大投”出现违约，国开行几乎可以直接接手重庆城商行，而后籍由注资、上市实现资产增值。不仅如此，渝富公司拥有巨额土地储备，为保障贷款的安全性，开行重庆分行为渝富公司提供的21亿元贷款，一部分是用收购的不良资产做抵押，另一部分是渝富公司将5000亩土地储备做抵押。国开行不仅可能成为重庆的金主，还成为重庆的大地主。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的投资拉动经济发展模式当中，地方政府的土地资源垄断性，与银行“官本位”垄断性比翼双飞，缺一不可，成为撬动中国政府大规模投资的最长杠杆。没有人能够设想，未来土地价值下降或者存款利率上升，将会出现怎样的惨状。同时，国开行在债券发行等方面享有天然溢价。目前的投资大国，背后是土地增值与金融资产上升的支撑。只有剥离两者后，投资收益才能作为最重要的考量，列入决策变量，用以考核政府投资的回报率或者说经济效益。即便不能做到这一点，国开行秉持特殊任务，主要通过开展中长期信贷与投资等金融业务，为国民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服务，也是责无旁贷，所有的弊端之根源都在于“官本位”的中国经济体制刚性。看一看国家开发银行的三大股东分别是财政部、中央汇金公司和中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可谓是口含金汤匙横空出世的皇家子弟，有理由傲慢，更能够恃权傲物，俯视天下的中国人民那些可怜巴巴的公民财产权，让中央政府滥发钞票的纸币通过政府大规模投资玩弄“狸猫换太子”的游戏，把中国老百姓的“非公有制”财产置换反应成为官僚集团的财产，让中国老百姓拿着纸币之类花花票子在官僚们穷奢极欲的花花世界旁边黯然神伤，承受着货币贬值的折腾。所以，改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恶性循环体制，就必须痛下决心改革中央政府的国家开发银行体制，以及这种特权银行体制背后的财政体制和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包括国家发改委体制。因为国家开发银行不不仅仅是重庆模式的始作俑者，而且把它向全国各地推而广之，形成了全中国的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发展大规模项目操盘手格局。例如2012年5月11日，国家开发银行与贵州省政府在贵阳举行高层联席会议暨银企合作协议签字仪式。据介绍，国开行贵州分行成立十年来累计向贵州发放贷款1200多亿元，其中非个人中长期贷款余额在贵州省同业排名第一，是当地中长期投融资领域的主力银行。2012年5月14日，国家开发银行与河南省政府在京举行高层联席会议，并签署《支持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科学发展开发性金融合作备忘录》。根据协议，“十二五”期间国开行将充分发挥中长期投融资和综合金融服务优势，支持中原经济区的科学建设及发展。截至2012年3月底，国开行已累计向河南省投放信贷资金3100亿元，带动社会融资投入超过900亿元。由于政府充当大资本家来大规模投资以拉动经济发展的路子尚未走到尽头，政府投资拉动中国经济的主导金融机构之一，国开行受到各地省市县乡镇政府的热烈欢迎。

在这里，中国政府并不是单纯地通过国家开发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来实施中央集权制度展开控制基础设施可操作性，而且是通过国有企业控制钢铁、石油、矿产资源、运输道路等等来掌控相应的资源价格体系，使得民营企业为代表的民间经济负担沉重，不仅仅是中央政府管理的税收越来越重。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乱摊派”层出不穷，“乱收费”屡禁不止，根源是“政府级别大小决定了其资源控制范围大小”，中央政府的权威有利于国有企业的垄断性经营和1994年朱镕基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形成的集权制收入来源强化效益，省市政府就必须通过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融资体制来构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同时加大力度从地方企业榨取钱财以保障政府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针对这种政府经济、权力经济现象，直截了当地指出不配被一些中国官僚及其御用学者自我标榜为“中国模式”，它实际上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不是中国的发明，历史上早就有，发明者就是马克思主义诞生那个时代的极权专制政治家俾斯麦，号称“铁血宰相”，在德国实行了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典型的所谓获得了巨大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纳粹德国的希特勒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领袖，与前苏联共产党领袖斯大林一开始是好朋友，彼此作为共产党执政领袖，相互承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就是跟着希特勒学习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日本也是这样的大搞搞国家资本主义来发展军事化及其侵略性能力，给中国人民和亚洲许多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同样危害了日本人民的利益。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分析“为什么国家资本主义一定会导致世界不稳定？为什么国家资本主义一定会导致对外的扩张和国际关系的紧张？为什么国家资本主义对内一定是搞民粹主义？”世界上最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是英美民主国家先建立起来的，而是俾斯麦建立起来的。凡是国家资本主义一定是两条：对外民族主义，对内民粹主义。一定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纳粹德国在大萧条中是首先走出萧条的，后来英美知识分子把德国、苏联奉为楷模。大家都知道大众汽车，刚开始是国有企业，希特勒的央企，后来私有化的。吴敬琏研究员同时告诉中国人民，说希特勒什么都搞“人民”的，银行叫人民银行，Volkswagen早年翻译叫人民汽车。我们中国政府大概愿意“人民”是我们的专利名词，故意翻译成为“大众汽车”，其实标榜自己的“人民性”是最虚伪的政治骗局。打着“人民”的旗号“坑民”，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充当投资大老板发展经济的体制性错误，还要强词夺理地说这是为了保证市场的有序竞争，好像市场竞争本身就是无序，就是一片混乱。人类历史上的几百年市场经济事实早已经证明市场本身是非常有秩序的，而且市场本身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间化秩序，是不需要中央集权的秩序，它的秩序是由价格体系来维持的。大部分报纸在谈有序竞争的时候，基本上是跟着政府走的，政府的管制、管理都在竞争的旗号下堂而皇之地向前推进。实际上中国各级政府大包大揽“铁公基”项目的巨额投资，强制性的干预才完全彻底的打乱了中国的市场秩序。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此大声疾呼中国共产党十四次代表大会确立了经济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后就给市场经济下了一个定义，说“什么叫市场经济？就是在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那么，市场怎么起基础性作用呢？就是价格，就是竞争形成的价格，所谓市场机制就是价格机制。大家都承认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是价格机制后来就不说了。中央政府的国家发改委一天到晚都忙忙碌碌着在干预市场的价格，实际上是把价格体系全打乱了，折腾得物价上涨。原因是政府把市场自发形成的、非常精密的价格体系全打乱了，资源立即发生错配。国家发改委在管价格的时候，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指令媒体讨论“中国的油价现在为什么比美国高了？”表面上是为民请命，实际上转移了关键性的话题“政府的发改委干扰打乱了价格机制的运行，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怎么样改革中国政府的价格管理体系？”这才是比较中美油价背后的解决问题之路。中央政府急急忙忙今天控绿豆，明天控大蒜，价格机制不起作用了，市场经济当然没办法生根发芽。

说到底，中国当前的一切危机及其难题都是来自于政府行为或者说执政党的大有作为，用以前美国总统里根的一句名言来说：“……在当前这场危机中，政府的管理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政府的管理就是问题所在。”（罗纳德·里根就职演说，1981年1月20日）面对严峻的经济危机现实，中国政府必须反省，以美国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从上世纪初就脱离了古典经济学的政治传统，痴迷于研究纯经济学，当然他们的政府是在强有力的宪政民主的制衡之下。而中国这一假设根本不成立，中国政府已经从改革初期的推动者变为既得利益集团，现在是阻碍改革的进行。80年代说中国的官商勾结，权利套现，一个政府批文能够卖几千块钱，今天一个批文要买卖几百万元人民币。在改革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的扩张，中国政府发现它的权力越来越值钱，它的地位、它对改革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经济学有一种分析框架，认为政府和市场有边界，当市场失灵，政府就要来干预。实际上，这在经济转型中完全不适用，因为政府本身就是市场领域的害群之马，就是所有的疑难问题之制造者。我们的逻辑不是凯恩斯主义consistent，假设消费者最大化自己的效率，假设厂商最大化自己的利润，偏偏要假设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人类文明的市场经济历史证明，市场失灵很有可能还要交给市场自己去解决好，因为政府干预特别是政府包打天下的介入，往往是喧宾夺主的鸟巢鸠占，政府充当经济主体的大规模投资行为结果早已经是更差。政府不是最大化社会福利，政府通过立法、执法、公共财政，在最大化自己的利益，青木昌彦的三方博弈模型都讲了。今日中国的事实表明，政府已经是市场经济中最强大的利益相关方，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政府身上来继续推动改革，除非有经济危机。2012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改革它自身的容忍度提高，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政府没钱了，爆胎了，推行国家资本主义推行不下去了。铁道部不破产，它绝对不会同意铁道部改革，绝对不会开放铁路投资的。下一步财税改革会推动的，因为很多地方政府过不下去了。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它因生决定的低效率，意味着危机或迟或早一定爆发的，而危机一旦爆发，就是改革的时机。

改革的大方向，应该就是针锋相对解决中国政府的大资本家定位问题，就是还权力于人民。最容易做到的就是给予公民财产权及其相应的政治选举权进行有效地保障，要求人民当家作主首先直接以公开竞选决定官僚任免权力，砸烂一切官僚的铁饭碗，废除终身制的官僚由国家财政供养体制。全体中国人一视同仁地实施社会保障，法律明确人人平等的客观性基础，就是社会保障千篇一律平等化，确保公民权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全方位展开，在人民民主的大前提下实施公有制和政府公共事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