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央集权制度的中国政治格局决定了“自上而下”成为最容易的改革路线图，这样的可操作性预设前提，进一步把中国改革的动力机制确定为“中共中央是中国改革的第一发动机”，具体的中国改革“定义域”就是官场决定改革，要把官场生育市场的中国特色“官本位”发展成为官场生育社会，整个中国需要从城市化大兴土木的建筑工地扩张成为官僚集团设计中国人民吃喝拉撒睡的计划经济体制再一次兴风作浪。从教育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等不一而足的“改革”部门化，使得“法律部门化”和“特权利益部门化”得到了空前的英雄大用武之地，面对“要求改革国家发改委的政府部门设置体制”，还有“质问设立金融国资委的国家体制规定性是什么？”让人民看到了“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就是“官本位体制”最后的疯狂。行政事业单位改革被大呼小叫的标榜为“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大决战”，老百姓却说这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拿奴才开心”，为什么不开门见山改革执政党和政府的“铁饭碗体制特权牟取暴利呢？”作为早已经提出来“中国改革顶层设计”问题的学者吴敬琏，现在感觉到“顶层”只能顶到国务院的部委，连中共中央组织部及其干部管理体制都只能是望尘莫及，所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提出来“顶顶层设计”，潜台词就是顶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设计，来一个中国政治优生优育大比拼。这一切设计理念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本原理，没有看到公民社会的组织细胞设计和国家权力民主制的设计才是目标定位意义上的基本规范，中共中央对于中国改革的“第一按钮启动器作用”应该尽快转移权力作用机制到民间社会，这也是毛泽东一生一世发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成功秘诀，也是农民村长出身的刘邦战胜项羽的关键，更是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根据地的社会组织性获得可持续发展潜力，战胜国民党表面化统治的秘诀，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直被老百姓念念不忘的根本原因之一，注定了“派性”取代“党性”。没有公民社团的社会自组织功能及其所需要结构设计，高高在上的执政党“顶层设计”之宪法和法律政策体系，都是空中楼阁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导致中央集权制度土崩瓦解，中央政府于是成为官场的傀儡，政治领袖更是官僚集团的傀儡，一切相应的“顶层设计”必然是纸上谈兵。

中国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前十年之后，权贵资本主义特权政治经济格局酝酿形成了官商勾结于权钱腐败、物价上涨捆绑税负畸重、通货膨胀借重于政府融资平台、官民贫富两极分化、滥发货币迫使实体经济衰退、投机性经济泡沫疯涨的客观危机，倒逼中国的改革必须逃出重围，迫使那些洞察先机的中国学者提出来“顶层设计”议题，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要求中央顶层反思自身问题，要求掌控中国改革的中央顶层首先改革自身。当然，这样的“顶层设计”都需要配套进行中高层设计，否则没有可操作性，但却总是面对细枝末节的设计就无能为力了。遗憾的是中国现在遭遇的困难都是来自于细枝末节，不是来自于中央层面的整体性政策错误，而且中央顶层的成绩斐然，GDP全球第二，中国央行资产超过美联储和欧洲央行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人民银行的周小川行长已经被渣打银行誉为全球央行的总行长，再加一把劲就能够让中国元首成为地球的球长，真正是祖国山河一片红，形势大好大大的好。为什么中国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冰火两重天呢？只能是说明中国的顶层脱离了底层，中间是断裂带，成为空中楼阁，急需的“改革”之政治经济体制设计应该是总体设计，而非仅仅是关于政治顶层的设计。其中，官僚与民间的大融合，才是最重要的政治设计。

“顶层设计”的典范之一是欧元货币体系设计，蒙代尔教授为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欧元取代欧盟国家的主权货币，期间吸收了多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成果，是第一个标准意义上的世界货币。但是欧元危机已经是全世界的共识，相应的欧盟体制设计同样是“顶层设计”的代表作，都是在具体实践之后毁誉参半的科学化成果。相信中国现在能够进行“顶层设计”的智囊团，没有在科学性方面超越诺贝尔经济学奖成果的能力，尽管计划经济体制就是矢志不渝的“顶层设计”始作俑者，前苏联的“顶层设计”具有神乎其神的自吹自擂，结果是亡党亡国。那么，中国呼吁“顶层设计”的专家学者究竟是要诉求什么奇迹呢？

还是先来看一看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怎么样进行“顶层设计”的，他发动的改革往往被认为是经济体制改革，其实是第一步单刀直入政治权力领域，改革毛泽东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施迄今为止的“以党领政”之“党委与政府明确分工”体制，所谓的人大、政协、军委（军区）之类机构都是附属于党和政府的，并非是分权制的真正权力主体。这种“顶层设计”是中央集权制度的渐进性政治改革，邓小平当时没有专家团队进行科学化的政治体制改革“顶层设计”，他是完全从切身体会出发，针对客观的真实体制展开击中要害的分化瓦解，重新建构共产党领导的一整套管理体制。这种改革是建立在对于新旧体制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基础上的，需要今天呼吁“顶层设计”的专家必须把新的体制描绘出来具体的框架、结构及其功能，包括负面影响、需要支付的代价等等，让人们能够进行公开化的评估。否则，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就是自欺欺人的哗众取宠，嘴尖皮厚腹中空，没有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诚意。

“顶层设计”也可以被说成为需要保密的政治信息，邓小平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讳莫如深，他那一代人至少是共产党的保密工作毫无疑问，老干部在十年浩劫当中巩固发展了战争年代军事化的纪律性和高度一致的思想觉悟，能够达成共识来粉碎“四人帮”及其各级势力，也能够很容易地达到共识进行取缔“一元化”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像今天我们所有的党委会常委都有过被出卖的经历，即令是在省军区的作战部地下室召开共产党绝密会议研究人事调动或者经济利益分配方案，参加者都是共产党常委，散会3小时内这个绝密会议的内容就肯定泄密了。党委的内奸比比皆是，颠覆的不仅仅是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更是信任危机和帮派斗争，表明了执政党凝聚力是“顶层设计”的命门穴，说到底就是共产党缺乏科学思想支撑的一致性共识，完全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强权意志及其强加于人。没有高度科学认识的一致性，就不会有政治信任的“顶层设计”，更没有相应的方案可行性及其贯彻执行必然性，期间的各种各样“常委会”都是“分脏会”而瓜分形形色色的特权利益，即使被泄密者出卖也没办法立案查处，避免“是是非非”越来越多，所以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邓小平发动中国改革开放之际，第一要务是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大张旗鼓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以全面否定“两个凡是”路线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实现对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全盘否定。然后，破除迷信的基础上拨乱反正，依靠平反昭雪冤假错案争取过来的一大批年富力强知识分子，配合那些多年来受到毛泽东政治冲击的老干部，形成了干部队伍的优势力量，才能够展开改革。现在的“顶层设计”在解放思想、统一认识方面缺乏明确的“弹着点”，人才优势的形成问题更是“无的放矢”。现在“顶层设计”的功能性寄托很突出，超过了具体化的结构性描述，使得受众和读者都难以明白“顶层设计”的真正涵义与内容。这就说明“顶层设计”本身还是模糊概念，需要明朗化。更重要的是，“顶层设计”的潜台词是众口一词的“官场生育市场、法律产生公平、政治决定一切”，总而言之就是设计中国共产党如何掌控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一直存在的出发点误区：所有的改革设计，第一目标都是增加财政收入，也就是巩固政府对于经济的垄断性与掌控能力。第二才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考虑老百姓的钱袋子应该增加多少？第三位的目标才是中国改革如何才能够孵化出来市场经济，也就是公平竞争的优胜劣汰新陈代谢机制如何在中国逃脱“官本位”的重重包围？第四位的政策设计目标才是考虑党和政府“官本位”的操作平台能不能孕育产生出来反对等级化特权的市场经济？客观上，只有被滞后到三四位置的市场经济目标才应该是中国改革设计的首要目标。而且，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民间经济，就是与官本位的特权执政党格格不入的平等派。在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官本位”的改革开放政策“顶层设计”本身，就是扼杀市场经济的劳而无功甚至适得其反行为，根源在于“顶层设计”问题的提出，就是封建主义性质的皇帝意识在作崇。谁都想冒充一次毛主席来发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高指示“真理”，尽管谁都知道这样的“普遍真理”和“绝对真理”是子虚乌有的自欺欺人，但是达官贵人都要拼命宣扬自己能够发现如此的“万能钥匙”，一刀切地解决中国政治经济的一切发展问题。追求这种万应灵丹或者说灵丹妙药的专家教授也不计其数，“顶层设计”乃至“顶顶层设计”都跃跃欲试，只不过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吵吵闹闹好几年了，至今都是“难产”的孕妇。甚至，我们的一些倡导“顶层设计”的著名学者都降格成为预言家，例如说“顶层设计不消灭特权 话就会使得中国二三百年后才能进入市场经济”，中国的“顶层设计”如果不及时到位就会是二十年内发生政治经济的系统化全面危机。这在实际上就直截了当提出来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命力边界线”，或者说“临界点”问题，要求我们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今日模式的真正“致命性短板”在哪里？我认为，在于社会细胞的组织性，幅员辽阔的中国农村社会早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丧失人心的第一板块，无论是大学生村官还是农民村委会党支部，都不能与人口众多的老百姓无缝对接，都在融入农民群众之中方面不能与毛泽东时代同日而语，往往是农村征地拆迁过程中党支部村委会出现了官僚黑社会恶势力倾向性，激起民愤。城市的人口流动性彻底打破了基层“街道办”的政府垄断性管理体系，房价飞涨和物价上涨以及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工人养老保险不到公务员三分之一水平等等官僚与老百姓贫富两极分化显而易见，市民社会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的不满比比皆是，相应的社团党派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直线下降，党和政府的官僚早已经习惯于躲进小楼成一统，呆在机关大院养尊处优，和当年国民党丧失中国大陆的情景毫无二致。

本文所说的“顶层设计”，是在中国当前实施“中央集权制度”的前提条件下，定义“顶层”就是“中共中央”，相应的设计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关方案。如果没有中央集权制度的刚性约束，顶层设计就是多余的。在民主政治的“公民公开选举产生政府”背景下，国家改革政策是竞选大纲就说明白了的，是自下而上的认同，不需要国家政治的顶层设计。前苏联和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都看到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主义属性，比照成熟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联邦制，设计了加盟共和国体制，力求通过分权制来化解中央集权制度的皇帝化特权弊病。但是，由于分权制的权力没有以人民群众的底层社会自组织权力为起点，使得分权制在加盟国的层次发生了权力过分集中于官僚团队的“官本位”格局，导致加盟国成为分裂整个主权国家的巨大隐患。这就是说，分权制如果仅仅局限于官场，就会孕育“草头王”的诸侯国官僚集团，就会酝酿分裂祖国的官场势力。这种情况下的国家政治权力“顶层设计”，在本质上就应该是防止分裂国家主权的势力抬头，务必针对官场的截留“中央政策”之地方权贵主义坚决打击，而且打击的方式应该是人民战争。这一点，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种成功的变态尝试，启发我们认识到所谓的“政治和改革领域顶层设计”必须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否则就必然演变成为官场的内部斗争和国内战争，例如南斯拉夫内战。

对此，当前中国改革面临的是“二难处境”，亦即现行共产党领导体制是中央集权制度而实施“官本位”模式，一切改革举措都是官场行为，官僚集团是改革的主力军，这种改革主体已经作为既得利益集团而本质上反对改革，以免使其获取的既得利益在改革当中丧失。所以中国权力的“政治顶层”一方面成为反对改革的官僚集团之傀儡，另一方面又不敢放心低层的劳动者大众能够支持改革。“两难困境”的根源是中央集权制度，徐群贵在《中央集权制度及其军事化暴力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注定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封建王权属性》论文里面已经论证“中央集权制度”是封建主义皇帝权力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必须下定决心改革和以革命手段铲除的“背叛科学社会主义”之体制。问题是这种体制有利于官僚的特权享受，面对中国钢铁工业大幅度亏损和停工停产的同时，优质钢特种钢的进口却十分旺盛，说明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先进科技生产力严重不足，党和政府却没有相应的优胜劣汰有效措施。同样的，国有企业在产业门类上存在着千差万别的资源禀赋依赖性，铁矿石与稀土永磁的资源市场就是天壤之别，当然在企业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模式方面就大不相同，不存在全部国有企业千篇一律的通用政策方案，必须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也就是急需广泛开展微观经济学的大力研究。可是，懒惰成性的官僚集团在“顶层设计”领域总是梦寐以求“万能钥匙”，用以对接中央集权制度的“放之四海而皆准”普遍真理之“封建主义圣旨迷信”。

所以，改革“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第一要务。相应的解放思想，就是反对封建主义，取缔等级化的“官本位”共产党领导模式，砸烂官僚铁饭碗，建设全民福利社会。世界著名的微观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大声疾呼中国消除特权，为法制化平等的财产权市场经济竞争开辟道路，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权”实质上就是中央集权制度的皇帝类型特权，是“官本位”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封建主义特权，它在根本上扼杀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制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这种中央集权制度在当代中国明明白白要求通过“信息化加速发展工业化”的途径实现科技生产力升级换代，但是中央政府国有企业控制的中国网络宽带上网速度是全世界倒数第六，中国大陆2M宽带用户平均上网速度为142.2K\s,4M用户则为232.7K\s，与名义速度差距极大，而费用堪称世界先进水平，用户上网平均1M宽带每月13.13美元，是越南的3倍，美国的4倍，韩国的29倍，香港的469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尚全会长统计调查数据证明，中国垄断性的党和政府权力支撑国有企业进行经济领域及其经济利益的空前垄断，占比全国劳动者人数5%的国有企业职工分享国民收入的55%，国有企业的生产力科技先进性在全世界是马尾穿豆腐——提不上串串，中国政府总是喋喋不休要求美国把高技术限制放宽一些，让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能够购买美国高科技。面对如此不堪入目的中央集权制度败笔，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政策的精髓一如既往就是分权制，然而爱慕特权的中共中央要求这种分权制不能颠覆中央集权制度，只能是巩固强化中央集权制度，实际上就是自相矛盾，不明白分权制的临界点就是在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性时必然失去自身生命力，因为它的权力必须向上服从时就丧失了向下负责任的正常功能。历史的事实证明，分权制如果不能把国家权力分享到每一个公民身上而实现社会化，就会蜕化变质成为官场内部的分赃机制，从而必然是衙门越来越多之际官僚越来越队伍庞大，争权夺利的官场内讧就司空见惯。这样的勾心斗角，必然使得政治腐败乱象丛生，结党营私的党内帮派林立，门户之见使得权势山头纵横交错，就像前苏联共产党灭亡的时候那样离心离德，树倒猢狲散。这种政治畸形在今日中国的政绩工程当中暴露无遗，例如调控房地产的杀手锏之一，就是大力建设保障房，结果却被“官本位”体制扭曲成为适得其反的闹剧，保障房叫好不叫座，廉租房空置率明显巨大，经适房被官僚特权人群当成唐僧肉分赃抢夺，早已经是政治腐败的高发区。原因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廉政监督能力脱离人民民主直接支撑，纪律检查和依法监管早已经是官场内部诛锄异己的阴谋诡计，包括薄熙来掩盖妻子预谋杀人案、“蒜你狠”的农副产品炒作乱涨价、三聚氰胺和毒胶囊、地沟油在内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党和政府的监管机构一而再、再而三地集体缺席，作为事后诸葛亮的表演还是姗姗来迟，更不能产生长效的良性循环机制。

中央集权制度在几千年封建主义历史上盛衰荣辱“六道轮回”，临界点就是政权组织贪得无厌而空心化，官僚集团与民间社会隔离带越来越宽大，失去民心，行政能力越来越衰减，中央皇帝成为庞大官僚体系的傀儡。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今日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大陆一样如此脱离群众，官僚集团层层截留权力及其利益而架空中央权威，扭曲中央政策而加剧官僚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造成的社会自组织功能与执政党统治导向南辕北辙状况，进一步酿成中央政府成为无根草。同时，使得执政党为核心的统治集团自身丧失崇高的政治信仰和民族崛起使命感，中央领导层在国家对外关系决策方面丧权辱国，一切为了保护达官贵人家属移民海外及其国外存款的叛国利益，在找借口的同时如同林冲面对高衙内“手自软了”，把国家民族的尊严置于苟且偷生之官僚特权利益安全性之下，宁愿成为汉奸也要保障官僚永远是万岁统治者。这种政治“空心菜”注定要灭亡，并且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例如中国政府的人民币“财富空心化”，一方面是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中国央行滥发钞票形成的流动性位居世界第一；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化竞争力越来越弱势，通货膨胀及其货币贬值引起国内物价上涨的经济危机。

“顶层设计”的话语前提是中国的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如何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打着科学社会主义旗号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执政党，不能让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来决定政治上层建筑。追根溯源是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及其暴力革命道路注定了强权大于民主，“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号称“第二政府”，随后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把“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及其九个“国家机械工业部”和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等等“产业部”，统一改革成为“大部制”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号称“小国务院”或者“第二总理衙门”。结果是“六个中央政府部委管不了一头猪”，中国共产党6000万党员领导着改革发展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吃饭遭遇地沟油、奶粉质量受害于三聚氰胺、医药保健品装进了毒胶囊等等不一而足的生存危机，证明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应当修改为“国家发展毒品委员会”。当然，还有人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成立以来中国物价持续上涨，成品油从4元人民币时代上升到8元人民币时代，水电气煤日用品没有不涨价的中国商品，甚至美国市场买卖的中国商品要比在中国市场价格更低，这一切全部都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价格管理成果，更应该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改名字叫做“国家物价上涨捞钱委员会”。由此可见，垄断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央顶层“包打天下”体制必须改革，“顶层设计”务必消亡这样的“皇帝救世主”类型“顶层”，至少是把“官本位”的经济发展模式，彻底改变成为“以民为本”的民间化“市场经济”。相应的政府体制改革，就应该是完全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各级政府领导班子，自下而上进行改革。

由于中国是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机制，中共中央的换届选举就成为决定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现实性第一按钮。于是“五年制”的任期延展为连任两届之“十年”任期，就成为中国“顶层设计”的关键时刻，被誉为“兴奋剂周期律”或者说“性欲刺激的伟哥模式”，官僚五年就会动一动，新官上任三把火，上台之初都是想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都要“立竿见影”出政绩，十年来的中国政府一次又一次滥用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滥发钞票以拼命刺激经济高速度狂奔，一下子超发4万亿元人民币拉抬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为了筹措资金，设计出来政府融资平台之类投机性炒作公司，把强行廉价征收农民市民住宅土地和耕地的扭曲性拆迁费用控制在低水平层面，例如西安市政府每亩二十万元左右征收的农民土地卖给韩国三星集团每亩四百万元人民币，20倍的利润空间剖皮去肉包括上缴中央政府、官场吃喝嫖赌、地方政府提留等等，最少剩余四倍于征地款的现金可以用来进行再融资，这些总计五倍于征地款的政府融资平台资本，又能够拿来向商业银行获取至少四倍的银行信贷资金，然后这样的共计9倍于征地款的政府融资平台资本，在65%的资产负债率水平上，就进一步变成为14倍于征地款的政府投机性资本投资，用于各种各样的“城市化”浮肿病政绩工程投入，一无是处地索取“买路钱”。就这样使用“伟哥刺激性欲”的模式持续制造中国经济兴奋状态，后遗症就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引起的物价上涨，实际上是经济虚火上升，肾虚休克，中央政府的八大产业振兴计划和地方政府的区域振兴计划，就是这一类典型。结果是中国钢铁集团30亿元人民币亏损，全国高速公路收费激起民愤却入不敷出，证券市场的虚假财务报表诈骗钱财打劫普通股民之犯罪大行其道，上市公司当中的国有企业离开实体经济主业去滥炒房地产和投机取巧酿成证券市场乱象丛生，令人瞠目结舌。

中国这样的依靠政治给予冲动性动力以发展经济之社会机制，是几千年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机制，总是需要最高统治集团不断进行官场勾心斗角以激励经济发展，实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政治一直发挥着束缚民间经济主体活力的反动派角色，一切国家政策都是以统治压迫剥削老百姓为出发点，目的都是为了给予官场捞钱牟取暴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这种情况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例如毛泽东在解放初期就制定两种等级的“商品粮户口”和“农业粮食户口”之户籍管理制度，对于曾经给予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皇帝道路贡献最大的农民最为苛刻，梁漱溟教授提出反对意见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严厉打击，原因是坑苦了农民才能够发展工业化。实质上是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对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劳动力商品化”的立场，马克思主义明明白白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就论证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不是暴力，而是源源不断的商品生产，是劳动力商品化创造出来剩余价值为代表的巨大社会财富。本文笔者徐群贵早已经在1986年的《新疆日报》发表文章“社会主义劳动力应该是商品”，是全中国第一个提出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必须切实做到“劳动力商品化及其定价权制度化”观点的青年学者，“按劳分配”的实质性意义就是按照劳动力价值来分配，不是按照长官意志的政府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官僚特权获得财富分配优先权的“分配模式”。毛泽东和邓小平客观上都是站在“官本位”的封建主义皇帝立场上歧视劳动人民，从来没有给予中国的劳动者按照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进行利益分配，始终如一地坚定不移按照官场特权大小进行中国的利益分配。这样的“顶层设计”，注定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改革开放政策都是以坑害工人农民劳动者为代价的，必然是越来越失去人心，工人农民劳动者以“农民工”的复合型身份始终处于中国社会的最低层，更不要奢谈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优越性。追根溯源，就是暴力革命的强权意识扭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这种强权的巨大特权利益诱惑以皇帝执政党的养尊处优待遇泯灭了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扼杀了大公无私的人应有之真知灼见，利令智昏的结果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土崩瓦解。暴力革命的利弊如同双刃剑，首先使得共产党人在骨子里排斥平等竞争的“非暴力财富获得路径”之市场经济，反对劳动力商品化的理由竟然是“按劳分配”，完全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直接对于“劳动”的价值衡量就是官老爷说了算，不是商品生产的市场经济说了算，不允许生产力在市场上拥有自主权来给予劳动力实施定价权。相应的“顶层设计”毫无疑问地就是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回归科学社会主义立场，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资本论》，制定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法制化《劳动工资法》，废除那种没有给予劳动力进行市场化定价权的“官本位”《劳动法》。

“转变发展方式”是十年来中国的“顶层设计”理念，操作这样的“顶层设计”乃是中共中央的独一无二权威，在200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十七大”的总书记报告当中明确向世界宣布“顶层设计”目标之一就是：“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07年10月16日中国资本市场的股票上证指数最高点位6124点立即诞生了，说明股市发展在于“预期”，中国最大的“预期”就是执政党政策给予老百姓的“预期”。同时期的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14198点也创造了新高，作为人民币捆绑在美元架构上的两个可比国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美国在2012年4月道琼斯指数已经回到13300点的水平，纳斯达克指数甚至超过了五年前的水平，但是中国股市的上证指数却还在2400点的关口挣扎得筋疲力尽，老百姓股民对于中国共产党“顶层设计”的财产性收入噤若寒蝉。期间，中国政府从来不承认自己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坦言自己遭遇金融危机，但是危机的美国竟然要比没有危机的中国经济还好，美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更是远远超过中国人民。事实证明中国官僚说假话，欺世盗名，拿出来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把中国资本市场上证指数6124点打压到1664点，让中国股民平均赔钱4万元，产业政策使得实体经济苦不堪言，中国大陆最具有民间市场经济生命力的温州市成为最大的重灾区。2012年4月公布的当年一季度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正在衰退，北京市和广东省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明显低于原计划要求的水准。中国确确实实不是一个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也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而是“官本位”模式的“政策经济”怪胎，长期以来备受推崇的“政府调控”已经被事实证明为“常态化过度干预”的经济领域祸国殃民行径，后遗症非常严重。

现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会议又被这样的“官本位”模式“顶层设计”推到风口浪尖上面，前车之鉴就是温家宝总理的政府调控讲话越来越没有了效力，2012年前四个月三次宏观经济政策讲话的内容对于相关产业都是致命性的打击，例如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变，官场招待费不准买高档酒，坚决制止银行暴利，每一次声色俱厉的政策性讲话影响力非常有限，基本上当天就消失了，说明中国经济已经不是党和政府能够真正驾驭的，必须让位于市场自身的活力。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会议的一切“顶层设计”如果背离了社会发展规律，一切从官场利益出发，第一维护官僚薪酬福利和政府投资增长需求，同样是会蜕化变质成令人贻笑大方的历史闹剧。例如面对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报道2012年报道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的严峻形势，各级政府已经蠢蠢欲动把年初启动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反其道而行之，演变成为结构性增税，中央政府的非税收入2012年一季度4118亿元同比增加1432亿元，增长53.3%，地方政府早已经由于中共中央的“顶层设计”患上了“投资激素依赖症”或者说“伟哥刺激性欲综合症”，中国政府实至名归为大地主、大资本家的贪婪成性暴露无遗。没有能力斩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中共中央就必然自绝于历史规律，没有能力斩首股市强盗逻辑和公开诈骗模式的中央政府就会自绝于市场规律。此时此刻的中国政治“顶层设计”，实际上就是如何从制度上消亡“顶层设计的社会基础”，让政治上层建筑主宰经济基础的“顶层拉动全社会、顶层设计决定中国命运”的格局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垃圾，也就是从此以后消灭“顶层设计”，让十三亿中国人民不再受到“政治顶层”的愚弄和剥削压迫，把人民当家作主真正变成“顶层”。

即将召开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会议的2012年5到10月必定是“宏观经济被增长”的敏感期，“保增长”已经是4月份的生死攸关“硬性规定”，否则五六月份的经济滞涨在所难免。原因是中国经济的“上下游产能配套不平衡”，实体经济结构性不合理与技术性落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表现的淋漓尽致。一方面使得中国经济缺乏国际性竞争力，在世界市场上早已经是“国际农民工”的赔钱赚吆喝可怜角色。另一方面产能过剩集中在低端生产力水平的实体经济领域，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雷声大雨点小，命中率更低，有效性很差。习惯于使用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手段，却是在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设计上早已经让人民币成为美元的傀儡，丧失了中国政府的独立自主掌控经济之资源条件，使得虚拟金融市场的“蓄水”功能严重不足，仅仅依靠货币宽松政策来刺激缺乏先进科技吸纳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合法生存能力的实体经济，作用十分有限，仿佛给一个病人滥用大补汤而发生“虚不受补、越补越虚”的“补死你”闹剧。根源是官僚集团唯利是图又鼠目寸光，“分权制”路线图设计出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格局早已经形成“官场自留地体制”惯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实权力传导机制早已经使得中共中央成为“官场傀儡”，一切“顶层设计”都会变成纸上谈兵。如同毛泽东当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所面临的形势，必须彻底打破现有的中国官场“板结化”局面。例如中国的钢铁工业是实体经济老大哥，一年9亿吨的产能几乎是世界前25名工业国钢铁产能的总和，即使中国房地产巅峰时期也使用不了8亿吨钢材，一亿吨的钢铁出口额度显然在国际上缺乏市场。中央政府急急忙忙配套发展那些使用钢铁的大型机械设备制造业和汽车工业“小型车生产线”，在国家基本建设规模“急刹车”的效益低下困境当中，机械设备采购大幅度减少；同时2012年70%的小型车生产线“闲置”，高档车的研发制造却一直是中国先进科技的软肋，发动机技术严重落后是中国飞机轮船缺乏“中国心脏”的致命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首的经济学界大呼小叫“金融泡沫”之际，要比这种虚拟金融市场危机更加严重的是中国实体经济产能过剩，而且是垃圾性产能太多，优质的先进科技产能少之又少。消化这些实体经济劣质产能的中国下游产业，缺乏承载力，其中最大的下游产业就是房地产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各级政府成为操盘手，民间经济缺乏进入的政策法律支持，“官本位”的中国政府经济学横行霸道。扬汤止沸的措施就是快刀斩乱麻解除对于民间资本的限制，广泛开启能源、电信、金融、交通包括铁路领域的民间资本大进军闸门，政府全力以赴进行经济运行的公共事务管理工作，官方大踏步地退出投资领域。釜底抽薪的举措就是“转变发展方式”或者说“经济转型”，第一要务为取消“政府融资平台”，砸烂官僚铁饭碗，实行全民福利社会政策，针对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政策和18万亿元的银行贷款操作进行深刻检讨，追究党和政府相关人员的重大决策失误责任，让中国的“政策拉动经济模式”承担“最后的疯狂”一切责任而寿终正寝。

“中国拯救世界”的中央集权制度“官本位”发展经济之“中国奇迹”，事实上是“吸毒刺激模式”的罪恶机制，好像是吸毒上瘾，每一次都必须讨要鸦片吗啡来缓解痛苦，而且需求量一次要比一次更大，使得今天的鸦片存货见底时，已经病入膏肓，到了真药难救的要命地步，才认识到政府投资拉动中国经济的背后，是政府控制生产要素价格和重要的资源价格，例如土地矿产资源以及能源价格，剥夺了市场定价权，扼杀了市场经济的内生性调节能力配置资源的活力。所以，中国要想走出2012年一季度开始的经济衰退困难局面，就必须壮士断腕以斩断中国政府垄断经济的脐带，首先以法律保障公民财产权和劳动力商品化收益权。严禁政府征地拆迁那样的违法犯罪侵占公民财产权和生命权行为，首先在宪法和法律方面明确对于政府的审判机制，对于任何官僚都必须废除终身制财政供养的同时要求审判其祸国殃民的经济项目投资案件。这是支持民间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真正保护伞，全国工商联统计的数据证明2011年民营经济占比GDP的50%，解决了70%的中国劳动力就业问题，完全有能力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且替代政府来拉动经济发展。否则，作为投资主体的中国政府就是名副其实的特权利益集团，在垄断性权力背景支持下以强盗逻辑破坏市场经济规则，中国共产党对此奉行“鸵鸟政策”视而不见地纵容官僚侵吞社会财富，有钱有势的中国权贵公开违法成为“双重国籍”甚至“多个国籍”的“妖怪”。

因此，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会议的“顶层设计”，就顺理成章地是政府“大瘦身”，彻底取消政府的投资权力及其融资平台，完全回归“公共事务管理”的角色定位。政府的结构，也就是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公务员，随时随地依法罢免任何官僚，消灭不受人民议会约束的任何党派官僚，不允许任何党派凌驾于全民公决的“民意”之上，“宪法”务必能够具体操作审判任何政党社团以及政府的政策和包括国家元首在内的任何人，废除万岁政党之类皇帝党派的特权规范。

在关于中国“顶层设计”的学术研讨论坛上，把《宪法》的修改与完善作为“顶层设计第一要务”的提法十分显眼，其代表性的立论口号就是“宪政社会主义”，呼吁构建中国特色的宪政社会主义，认为“国家主席刘少奇死于宪法无效力悲剧”，中国发展的唯一出路就是民主法制建设，就是“依法治国”首先做到“依宪执政”。这种“宪政社会主义”的话语前提是科学社会主义不讲“宪政”，需要从宪法及其规范国家政治的角度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事实上是歪曲了列宁主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列宁斯大林以及铁托等等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都是推崇宪法及其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了宪法体系，改革“三权分立”模式而形成社会主义公民代议制的权力结构，改造“联邦制”以形成社会主义的加盟共和国体制。因为，马克思主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定义非常清楚，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是建立在同时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有文明基础上的先进社会制度，其中自然而然地包括宪法、公开竞选产生政府、三权分立的代议制体系等等人类文明成果。宪政社会主义的客观预设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起源于封建主义的“反对宪法体制”社会基础，而且实事求是地明确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前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都是“官本位”体制的固定官僚人群终身制财政供养及其这种寄生虫模式剥削老百姓的体制名正言顺，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皇帝特权被执政党全面抄袭甚至照单全收。为了解决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特权万岁共产党及其蔑视宪法权威的社会主义模式问题，宪政社会主义的价值就是回归现实，暂时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治文明为基础”这个大前提退出来，不要砸烂中国官场的铁饭碗包括砸烂共产党的执政铁饭碗，维护中国共产党特权皇帝地位的潜台词之下诉求于“宪法及其约束力来规范官场”。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科学社会主义悲剧，是马克思主义向中国权贵低头让步的可歌可泣历史耻辱，必然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记载，清算皇帝特权的历史进步不会永远装聋作哑。

关于“宪法”及其“君主立宪制”在中国历史上的具体实践，早已经让“宪政社会主义”的思路以及“顶层设计”相形见绌，对比研究袁世凯时期的中华民国宪法及其宪政体制设计，要比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宪法及其政权体系，更加接近于欧美标准的“宪政”模式。再看看世界上的《宪法》样板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还有英国的《宪章》等等，相比之下“宪政社会主义”的宪法创新或者说设计就显得苍白无力。既然把起源于欧洲、成熟于美国的“宪政”要拿来发展中国，那么坐标系本身就是一个涉嫌“全盘西化”的敏感性话题，变通性在于针对欧美宪政进行中国式改造，而且是难于把握标准的自由化改造，其间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空间自然而然地被压缩了。唯一能够站住脚的就是“宪政社会主义”客观上回归“科学社会主义”，理智地清醒看到孙中山先生发动辛亥革命以来之所以没有实现“三民主义”，一个根本性的实际问题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情，使得皇帝特权统治格局并不能在生产力实现工业化之前被消灭。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暴力崇拜早已经颠覆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可行性，也同样的颠覆了孙中山先生的“宪政法制中国梦”。即令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戊戌变法”提出来的“君主立宪制”在今日中国也还是超前的幻想，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注定了“党政不分”是基本格局，。立宪制”的民主都要让位于特权制度的共产党垄断性政局结构，而“立宪制”的民主要比“宪政社会主义”更加经典。

这里面的中国历史上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行性至关重要，其最重要的规定性在于社会组织状态的容纳程度。从孙中山先生到蒋介石政权，国民党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一直不能站稳脚跟？也就是说为什么国民党统治一直缺乏基层社会的组织性支撑？不仅仅是小农经济的生产力问题，而且还有相应的农村社会自组织状态变迁问题，注定了国民党退出中国大陆成为历史性的必然。国民党在台湾的成功，是工业化生产力支撑现代化民主政治或者说“宪政三民主义”的水到渠成。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内革命战争获得政权，建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优势在于毛泽东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政策使得共产党在农村社会扎根发芽，进一步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这种树大根深的成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达到了巅峰状态，随后就在工业化城市化的生产力作用下土崩瓦解，国民经济频临崩溃的1976年天灾人祸加速了这种封建主义皇帝政治模式的彻底衰亡。继往开来的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虽然以“土地承包制”开天辟地，却没有能够在农村形成政治权力与民间社会的真正融合，更没有在城市化的市民社会与共产党统治体系之间形成毛泽东时代那样的水乳交融关联度。结果就是邓小平开启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越来越“官本位”横冲直撞，官僚集团与老百姓的矛盾重重，民间经济与国有企业发生了市场领域围绕资金及其银行制度的剧烈博弈，高利贷及其癌症经济链条就是这种“官本位”怪胎的底层表现，人民币发行绑定在美元坐标系上面就是高层次的“官本位”走向卖国求荣的具体表现。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聚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就使得中国进出口贸易隐患巨大，滥发钞票的“官本位”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发展模式早已经病入膏肓。出路只能是针对“特权投资”、“官本位体制”和官僚“铁饭碗”痛下杀手，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货币的独立自主权力，对于制造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党和政府原因不再讳莫如深，向全国人民告白一切社会问题的来龙去脉，形成万众一心合力攻坚克难的凝聚力。

美国作家在《失去中国的人》一书当中深刻揭示了蒋介石失败的形形色色缘由，客观上驳斥了美国学者林徽曾经论证的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之后首先向华北地区调兵遣将，而不是向东北地区大举进兵，就会让中国历史改写。在这里的关键性论述是针对社会底层组织是否支撑一个政治统治的分析，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执政党例如国民党拥有多少军队能够支撑一个政治体制，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三个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家，而是善于吸收先进理论来结合自己人生阅历的卓越政治家，生育抚养他们成长的家庭所在地生活环境及其社会组织状态，对于他们的革命道路和成功之门具有直接影响力。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统治在客观上没有真正形成，也就不作为正式议题研讨。蒋介石生长于帮会组织最普遍和最繁荣时期的浙江省沿海农村，家庭变故比较大，读书和留学生经历尽管使得蒋介石接受许许多多新思想，但上海滩的青红帮组织性对于蒋介石一生治理国民党之类社团，都是作用最大的影响力因素，导致了蒋介石的统治主要局限于帮派化，一直不能站在一个正常人的立场上通盘研究整个农村社会的组织性，更不能解决市民社会的组织性问题，在滥发钞票引起金圆券之类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均源于国民党官场腐败之际，李公朴闻一多等人所代表的民主党派社团集中体现了社会各阶层在城市反对蒋介石统治，这样的城市大败局使得毛泽东那种“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得以成功。否则，发达生产力聚集的城市怎么会不支持蒋介石政府而欢迎“共匪”呢？卫立煌杜聿明和李宗仁等等一大批国民党军队将领在抗日战争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一旦在解放战争当中遭遇共产党军队就兵败如山倒，军事上的指挥失误远远小于城市人心反对蒋介石引起全局性官僚集团丧失战斗力的作用。毛泽东是湖南省的客家人子孙后代，祖籍是江西省的客家人集聚区，与成就毛泽东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脉相承于客家人“集体化生产队加战斗队”传统型大家庭组织，这就是井冈山地区的客家人子弟兵成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主力军的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准确无误地写道：“红军暨赣闽苏区人民以卓尔不群的客家英雄性格，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和叶剑英等领袖人物都有客家血统，在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中，有70％以上是客家人。凡是参观过客家人土楼围屋的人们都知道，家族聚集几十个家庭居住在同一个大房子里面，自幼就形成“抱团”的潜意识，使得客家人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其领导集团及主力军基本上都是客家子弟；客家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其领导集团大部分是客家人，孙中山缔造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时的同盟会发起者当中客家人占了一半多的人数（112人的广东籍同盟会会员中，有客家人73人），黄花岗72烈士中客家人占了三分之一。这种“家长制”的客家人战斗传统，被毛泽东自始至终保持下来，他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组织性十分重视，就象闽粤赣客家人集聚区几百年来生产生活集体化的“割据”模式一样，毛泽东建立了红色政权“割据一方”的革命根据地和生产队加战斗队模式，并且进入城市之后发展了这样一种“保甲制度”的全民皆兵状态，把这一招“家庭为单位的户籍管制模式”登峰造极成为新中国集体化、合作化“公有制”体制，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管制型社会主义”，区别仅仅在于客家人的“家长制”被改变成为“党委首长一把手决定权制度”。相比之下，从小离开中国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打工仔”邓小平，就对于低层社会组织性的巨大作用力没有了切身体会，邓小平对比毛泽东的优势就是亲身体验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工厂劳动生活，矢志不渝地要在中国大地上实现工业化而且不同于毛泽东局限于农民意识，这就是邓小平坚信市场经济要比计划经济体制更好。当时并不是世界上有哪一种理论的说服力征服了邓小平，而是邓小平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义无反顾地要求中国以生产力先进性为唯一标准，不论你是打着“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招牌，只要能够现实地发展经济就是硬道理。所以，不管白猫还是黑猫，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政治标签”靠边站，我只要你的实际工作结果是好的就行。但是，邓小平的先天不足在于从来没有进入法国的主流社会，不了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自组织功能是如何培养和建立起来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在1989年学潮当中被老百姓破口大骂，仍然没有让邓小平看到这是一个政权失去基层社会组织性根基的严重问题，反而被邓小平说成为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抓好教育。江泽民意识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严重性，还是没有在城市和农村的社团组织作用方面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科学研究，直至胡锦涛时期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政治顶层如果离开了底层社会组织的认同与支持，终究有一天会成为类似于“空中花园”的无根草。出路只能是共产党回归民间社会，作为社团组织不要再依靠纳税人的钱财进行财政供养。

反观欧美发达国家的“多党制”和“一党制”，共同的根基都是最广泛的民间社团党派支撑着宪法实现有效约束的竞选政治，保障了政治清正廉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南亚欠发达国家模仿西方民主制度，在民间经济和民间社团党派欠发达状态下，形成了“多党制的分赃体制”，不能酝酿产生相互有效制约的“政党政治主体”，从而不能体现出来民主的有效监督功能以防治政治权力腐败。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宪政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应该重温列宁主义经典之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重新写作一本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派幼稚病》给自己树碑立传。可以借鉴的历史，首先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因为没有相应的民间社团党派支撑，也就是没有核心的政治主体充当人民大众“领导者”，使得“宪政法制”都成为空中楼阁。甚至戊戌变法倡导的“君主立宪”，都不是仅仅一个皇帝能够解决的客观问题。因为皇帝“缴枪不杀”把政府权力拱手相让给你的时候，你拿什么样的政治主体去组建政府呢？皇帝是代表着一种体制，绝对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即使你解决了政府的党派主体问题，还有一个立法权的行使问题，皇帝的“官本位”立法是一切为了官场的特权利益，而不是人民大众的利益。那么，公民个人选举权如果仅仅是一人一票的权力，袁世凯一个肉包子就能换取一个老百姓的选举权，你的民主权力未免太不值钱了。这里面的议会制度设计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现成饭，关键在于如何培养中国的民间化社团？并且利用这样的社团来支撑政党，解决政党如何保障公民个人权力得以有效实施的问题？期间，最重要的就是政党内部的民主化可操作性，是否能够让党内竞选产生政治领袖？例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如此自下而上竞选产生党内领导人？“党管干部”这一个通行天下的世界各国政党体制并不是党委包打天下来确定政府官僚任职问题，而是政党通过公开化的公平竞选方式产生干部队伍吐故纳新活力，反对秘密会议的分赃机制控制官僚进出官场与升降决定权。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组织部管理考察领导干部任职模式，实际上就是“官场内部勾心斗角”模式，金钱美女是真正的通行证，原因是政治不能公开竞选产生领导人的情况下，领导权交接过程就是官场的帮派权力平衡过程，就是一个政治腐败的可操作性具体实现过程。长此以往，必然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的亡党亡国结局。

“宪政”的表面化议题是政治“顶层设计”的结构性问题，实际上首先受制于政治主体，因为政治主体才是创造政治框架的始作俑者，也是“宪政”的缔造者。此时此刻，研究政党的组织化状态，进一步研究这种政党组织模式与民间社会的对接效果如何？民间社会本身的组织化状态又是怎么样的？中国农村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包产到户以后的社会组织性实际上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失控的领域。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性，也是社会组织状态明显游移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的有效管理之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已经是对于它所生存的周围社会，失去了良好互动性及其认同。当代中国社会已经明明白白地出现了执政党及其政府与老百姓的等级化对立状态，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包括执政模式确定的政府结构，早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社会现实，需要与时俱进地改革中国共产党自身结构和生存方式，尤其是需要改变“官本位”的政党生存定位。这方面中共中央政法委、综治委的统计数据表明，2011年全国平均每一天发生500次群体性上访事件，还不包括新疆的恐怖主义活动以及少数民族区域的宗教争端集会之类事件，更不涵盖劳资关系纠纷在工厂内部发生的矛盾冲突事件，说明了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变化早已经要求中国共产党改革包括自己在内的社团政党体制以适应现实，当然政府自身改革以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就更为迫切。作为人民代议制集中体现的人大、政协体制，也已经明显与社会底层劳动人民脱节了，需要真心实意地展开自下而上公开竞选产生专职化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并且实行全体公务员的低薪制度，保障所有的官职都不是牟取暴利或者超过普通劳动者利益的特权渠道。

2012年4月26日渣打银行公布中国的货币发行及其金融市场在当今世界上形成了最大的流动性，是全球滥发货币第一名，中国央行成为世界第一的货币规模“大老板”，相应的中国在国际资本输入与资本输出的资产负债表上显示亏损386亿美元，说明中国的外汇使用率很低也收益率很低，中国在国际贸易当中的竞争力欠佳。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截止2012年2月底其总资产达到28.33万亿元，约合4.5万亿美元，超过同期美联储和欧洲央行，五年总资产增长119%，每年平均增长23.8%远远高于GDP年平均增长9.64%的水平。中国政府滥发钞票使得广义货币M2的规模占比全球的52%，可谓是中国的钞票泛滥成灾，2011年底中国M2\GDP达到了189%，而同期美国M2\GDP仅仅为64%，两者相比之下美国在经济增长质量和资源禀赋上形成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优势恰好是中国的短板，中国政府把人民币设计为美元的傀儡货币使得经济命脉受制于人，金融市场一直被欧美金融霸主玩弄于股掌之间。这种洋奴哲学的“顶层设计”让美国很容易的把西方金融危机转嫁给中国人民，使得即令中国引以为荣的实体经济例如钢铁工业汽车工业大型机械设备制造业，全部处于欧美的阴影笼罩之下而缺乏行之有效的权威性技术标准、国际化品牌优势、全球化供应链管理体系，根源是中国政府的资源配置能力远远不如市场经济的欧美快速和高效益，官本位的中国共产党理念限制了中国企业新陈代谢酝酿科技竞争力的主动性，要想实现对于波音飞机、通用电气、微软和苹果、英特尔为代表的美国顶尖企业进行赶超之目标，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更是制度环境、市场经济培育、前瞻性高技术战略的“顶层设计”。这些又首先要求中国共产党不再痴迷于独霸天下的皇帝中央集权制度，深刻认识到“官本位”是中国改革的启动器又是定时炸弹，官僚与老百姓贫富两极分化必将埋葬一切官僚铁饭碗。

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顶层设计”方案，就是逐步取消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期间的过渡性体制就是“政策经济模式”，也就是说政府不再给企业下达行政命令以指挥生产经营活动，但是政府要作为经济启动器和刹车片来对于国民经济进行掌控，或者说政府要求经济的格局是服从于行政调控的。这种调控的切入点就是金融工具化，把货币作为杠杆来实现政府官场对于经济市场的调节，包括政府建立融资平台进行基础设施项目的巨额投资，改变过去政府仅仅是创办工厂商店的企业主身份，说白了就是政府要从资本家变成为金融家。支撑政府金融炒作的“融资平台”以及相应的货币发行机制，都是建立在招商引资“以土地开发为中心”的基础上。因此，政府务必摇身一变成为“大地主”，而且是拥有城市化整体规划权力的“南霸天”类型“无法无天”大老板。在这里，政策调控还有配套的税收制度规范，价格操盘手体制，例如政府掌握国有企业在能源领域、基本矿产资源领域的国内定价权，把成品油价格和钢铁、电力、自来水等等基本生产生活资料价格玩弄于股掌之间，据此控制全部物价指数的涨跌大趋势，对于当前中国持续不断的物价上涨应该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控制了商品价格的生成机制，也就是控制了整个市场的运行。这就等于把市场本身的价值规律颠覆了，实行了政府“定价权”制度，把市场经济边缘化。这样的模式与计划经济体制如出一辙，都是“官本位”的政府一方面充当投资商，另一方面冒充监管者，既是经济大老板，又是公共事务管理管理者，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官场管制市场”，根本无法让市场被生育出来。原因是市场经济必须要有法制化的平等竞争环境，在公平竞争当中发展先进生产力，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强势，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壮大中国的综合国力。官场之要害是等级化的特权，市场的命脉是平等化的契约，两者不能互相孕育，何况中国特色的官场来自于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传统，建立在暴力革命及其一元化执政党领导体制基础上，市场经济却是坚决反对暴力强权的多元化主体大聚合，二者是牛头不对马嘴，冰炭不同炉，水火不相容。所以，中国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首先需要摆脱“官本位”的特权化窠臼局限性，义无反顾地走向“以民为本”的“民本位”路线图，自下而上开创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新局面。

“官本位”体制的效能低下在王立军事件和乌坎村事件当中暴露无遗，一次又一次证明官职大小并不能真正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大小，官僚职务等级虚高的结果是政治权力腐败转化为组织体制的集团性腐败，整个政党的政治能力由强大变成软弱，甚至面对事实而言气卑弱，无法自圆其说。2011年广东省一个小小的农村征地拆迁案例引起成千上万人上访被阻挠，官府与民间社会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发生了冲突，乌坎村事件作为一个农民村委会的问题竟然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省委书记派出副书记朱明国前往处理，一个省委书记才能够解决一个农民村委会产生的问题，说明了职务很高的执政党官僚在作用效力上很低，而且作为高级干部的市委书记和实权派县委书记、镇党委书记都是尸位素餐，整个管理体系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无效化状态。相比之下，王立军事件就是针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市委书记制度的一种嘲弄，人们在问：“假如王立军不去美国领事馆诉苦，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体制内还有什么样的更有效方式来达到目的而且不会被定叛国罪呢？”客观上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常委分工负责制”领导模式早已经在陈良宇案件当中表现出来“权力分赃制”特征，领导干部的产生不是来源于公开的自下而上党内公平竞选，而是来自于上一级领导层的秘密协商，不仅仅败坏的是党内民主风气，更重要的是党内组织形态被彻底变成为阴谋诡计产物，一切衡量人事调整是非曲直的标准都蜕化变质为“权力人缘平衡术”，组织腐败必然进一步使得执政党领导权堕落腐化。针对薄熙来的特权阻挠公安局长王立军侦查其妻子薄谷开来及帮凶杀人灭口案件之事，法律常识告诉我们这不是单纯违背中国共产党纪律的事情，而是包庇罪犯和妨碍公务罪的刑事诉讼问题，管辖权必须是人民检察院启动逮捕处理程序，怎么能够仅仅以中共中央决定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调查来敷衍了事呢？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中央领导身份出任省市党委书记，明明白白是二合一的强权重复性叠加，王立军虽然是副省长级别的副市长，也不能跨越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去直接沟通中共中央，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没有能力解决反腐倡廉信息畅通无阻的问题，做不到下情上达的及时有效，而法律明确迟到的正义等于非正义，甚至迟到的正义恰恰就对应着冤假错案。高官厚禄的王立军是堂堂副市长都没有正常渠道保障举报犯罪的权利得以安全实施，千千万万中国的老百姓怎么能够真正享受到民主监督官僚胡作非为的社会主义国家权利呢？这是中国共产党现有“顶层设计”不可逾越的死穴，迫使善良的人们呼吁取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省市党委书记的制度安排，取消王立军事件有责任的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员会常委会议通过人事调整阻挠刑事案件侦破的机制，也就是说应该取消不经全体共产党员参加公开竞选产生的“党委”及其“常委”体制。一切有关共产党的“领导人任命”都必须是公平竞争的选举产生人才，不是共产党组织部在党委的常委秘密会议上确定人选之后的矫揉造作公开选拔。欺世盗名的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领导人统一由上级任命”、“常委会议决定下级领导干部民主推荐、考评”之类模式，客观上断送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诚实守信品德，也葬送了相应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信仰，毫无疑问地成为诡计多端的政治阴谋家广泛滋生与成长性平台。低职务的官衔高配置，是一种封建主义收买人心的卑劣手段，依靠虚伪的头衔来表现官僚权威，而不是把执政党权威摆放在法律制度的平台上进行严格规范，从俗不可耐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省市党委书记，到中国共产党各级政法委管制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公安局、司法局的干部及其人事调整工作，使得在中国行政权领域的警察公安局，与司法独立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没有了最起码的区别，而且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或者公安局长职务等级高于检察长、法院院长的惯例，已经使得“警察本位制”肆无忌惮地毒害了中国法律体系，法制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在此荡然无存，冤假错案必然泛滥成灾，否则王立军副市长何必胆战心惊地跑到美国领事馆去诉苦呢？所以，改革中央政法委体制，应当说是中国的“顶层设计”之一。问题是这种体制完全处于“党管干部”的体制之下，是一个二流的副属性体制。

这种情况在“官本位”的中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架构设计当中，同样的乱象丛生。按照1994年朱镕基总理主持分税制设计时的理念，保障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是第一要务，至于这样的税负隐藏在商品价格体系里面，是否会导致市场的价值规律被扭曲？欧美发达国家的直接税负标示于商品价格显示牌上面的方式究竟在中国使用时可能产生何种利弊？这一切并没有被考虑，尤其是商品价格体系的生成机制有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能源以及矿产资源的价格是形成整个价格体系的基础，如果这些基础性的生产要素价格不能由市场直接决定，那么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的垄断性来支配价格体系，是否就会酝酿颠覆市场经济的危机？或者说就会使得价格信息失灵，价值规律调节中国经济的良性循环机制就会被政府权力破坏？因此，江泽民朱镕基领导中国的“顶层设计”之际，就埋藏了税负与价格两大经济调控杠杆的歪曲性隐患，客观上就早已经扼杀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内生性活力。当然，这种扼杀市场经济的好处是官僚集团以政府平台获取最大利益，官府有钱有势的代价是让市场经济充当牺牲品，特别是成活于市场经济汪洋大海的民间经济在这里就是祭台上的鱼肉百姓之第一替死鬼，民间经济的中小企业被伤亡之后就是大多数老百姓受到政府剥削压迫，官僚集团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斗争就此拉开序幕。

然而，经济利益引发的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大众矛盾主战场还不在这里，因为税负和价格的剥削在累计数量上比较大的同时总是离散化的分布于小额现金支付，不会产生剧烈的集中性反感。城市化的房屋拆迁才以生存危机的一次性巨大冲击力触发老百姓抗拒，保卫家园的战争状态是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人都十分敏感的。拆迁房屋的目的是开发商业化的房地产，而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银行业的制度设计直接决定着中国房地产的盛衰荣辱。恰如其分地说，中国的银行业及其金融市场设计是缺乏系统工程理念的，以至于与之密切相关的资本市场、证券市场都是在“顶层设计”方面缺乏科学性统筹规划的。追根溯源，是由于“官本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决策制度缺乏科学性，当然根本就谈不上所谓的科学发展观，2012年一季度明确显示的严重经济系统化困境，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并没有事先做出前瞻性准确无误判断的，特别是面对议论纷纷的不同专家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莫衷一是，真假难辨，缺乏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科学决策识别能力。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副总理针对2012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发表谈话，说“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被很多经济学家质疑，此间的缘故在于判断经济基本面或好或坏的标准是什么呢？中国政府没有公布，经济学界也没有共识，可是老百姓的钱袋子越来越紧张，企业界更是风声鹤唳，一片哀嚎。

实际上，人民币的系统化设计才是真正高于“宪政”方面“顶层设计”的关键性设计，至少能够稳定人心，稳定经济，让人们在稳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心安理得地对于“政治顶层设计”指手画脚。众所周知，金融是市场经济的龙头老大，现代商品经济活动中最具有活力的因素，应当是非金融市场莫属，注定了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金融领域受到的冲击也是最严重的。毕竟金融市场是全部社会财富的可流动性集中代表着，生产领域累积的风险，商业交易环节累积的危机，都要通过货币这个金融载体，以货币信贷这个金融工具，不同程度地集中向金融市场传导，迫使中国政府2012年首先进行金融领域的改革以应对经济下降走低的负面影响。温州市金融改革试验区和深圳市金融创新改革方案，都是政府唱主角的“官本位”金融改革先锋队，难能可贵又缺乏“民间经济唱主角”的制度安排，可谓“顶层设计”不到位。这种情况下，金融领域的银行业带头从“脱离实体经济偏向于虚拟经济”转变为“放弃务虚而务实”之际，中国最大的实体经济集聚区之钢铁工业、大型机械设备制造业双双跌落，不仅仅是巨额亏损，更重要的是科技先进性生产力严重不足，在国内外市场的有效竞争力欠缺。金融业要务实的时候，却是没有英雄用武之地。这样一来，企业资本的优化就成为当务之急。资本市场的重点领域——证券市场就显得异常重要，中国证监会新任主席郭树清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地展开上市公司制度改革，从强制分红，到大幅度降低股市收费，千方百计让中国资本市场正本清源，对于上市公司的退出机制做出了明确的“退市”规范，针对虚假财务报表骗钱上市的诈骗犯罪行为有了治理趋势，但是与香港股市坚决打击圈钱犯罪的法制系统化操作规范还差距相当大。根本性的症结在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上市公司，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官商勾结特权金钱杂交优势品种，在“官本位”的中国政治法律框架内有实力兴风作浪玩弄权势抗拒正义，正如蒋经国在上海解决不了国民政府的金融危机问题一样，知法犯法的红色大资本家都是官僚出身或者人大政协成员。中国老百姓现在对于共产党及其政府治理贪官污吏奸商犯罪的信任度，是冷眼旁观的，中国股市半年来层出不穷的新政策并没有获得股民的积极响应，上证指数并没有表现出来应有的上涨大趋势，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顶层设计在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回归科学社会主义，当权者努力解放自己的特权思想，从万岁政党皇帝梦想之中走出来，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打心眼里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执政党的信仰而有效地取代官僚集团的厚黑学崇拜，认真学习《资本论》明明白白讲清楚的封建主义没有平等劳资关系的契约，剩余价值是在契约规范下平等劳资关系产生的财富，劳动力商品化和剩余价值资本化都是超过封建主义的财富存在方式，是先进于封建主义等级化特权掠夺财富机制的剥削制度，必须向前发展到社会主义。列宁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实践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构想之伟大尝试，但是被斯大林设计的中央集权制度支配下官府垄断性操作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全面歪曲了，倒退到封建主义特权发展道路上把“按劳分配”和“公有制”定位成为“官本位”体制，一切按照党和政府的特权等级化序列进行利益分配以及资源配置。相应的“党管干部”体制就被扭曲成为共产党垄断性操控国家人才的皇帝特权，实实在在把共产党歪曲打造成为当代工业化时期的“封建皇帝势力集团”，崇尚暴力强权及其掠夺性发财致富的强盗逻辑。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虽然在口头上否定了计划经济体制，但是由于“封建皇帝势力集团”依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潜意识定位，“官本位”的政治统治模式没有丝毫改变，官府充当大资本家、大地主的“皇帝利益机制”依然故我，强盗逻辑支配的官僚集团牟取暴利冲动愈演愈烈，导致了滥发钞票及其配套政府融资平台的疯狂膨胀型经济浮肿扩张，内生性的优质化先进科技生产力受到等级化的官僚强权打压，市场经济被特权政策作用力绑架，中国2012年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它是积重难返的“官僚政策经济规模增长模式”副作用大爆炸，必须反躬自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究竟是为了自己的执政特权永久化，还是真心实意为了中国的发展不拘一格尊重科学？判断的标准就是敢不敢砸烂官僚集团铁饭碗？能不能果断实施全民福利社会？全世界的竞选产生政府都是“党管干部”，问题在于党内公开竞选产生领导班子，实现经常化的人才辈出之新陈代谢，使得政党生命力鲜活。而且政党不由国家财政供养，不吃纳税人给予国库的钱财，也就是政党不能“官本位”，中国共产党必须全面回归民间化，完全彻底地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来生存发展。这是第一重要的中国“顶层设计”，否则就是欺世盗名的国贼。

过去的共产党暴力革命单纯地把“资本”确认为“罪恶滔天的剥削载体”，没有看到“资本”是要比封建主义“官权”的剥削性质更加文明进步的财富存在方式，而且是增值性质的财富，是法制化的市场经济“民间化财产权”，不像奴隶主那种“财产权与人身占有制度合二为一”和地主阶级“等级化暴力强权财产占有制度”的“国家暴力——财政赋敛”体制残酷无情。这样的“国家暴力——财政赋敛”体制在前苏联、东欧、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以“官府经济掌控社会财富的体制”，表现为“执政党政府暴力强权划分社会等级规范而分配财富”模式扎根于野蛮，需要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走出“官本位”的桎梏，执政党务必第一个回归民间社会，走出吃财政的剥削集团寄生虫身份定位。

马克思主义提出来“按劳分配”的时候并没有说要把“资本”消灭了，甚至关于“按劳分配”究竟如何具体在工资水平的数量化方面进行确定？并没有澄清“劳动”如何计量，以及与“劳动的衡量”问题相关联地确定如何报酬相应的“劳动”，等等可操作性问题。例如当时工厂化生产的计件工资、计时工资模式，首先就不适应马克思写作《资本论》这样的劳动，也不能适用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创造性劳动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按劳分配”的一切论述当中，都是以科学社会主义“要站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起点上进行操作”为前提条件，毫无疑义的是需要把资本主义成熟的人才市场化及其劳动力商品定价机制继承发扬，确保劳动者的“劳动创造价值”首先使得“劳动”获得应有的价钱。列宁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对此心领神会，列宁很清楚他自己的革命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劳动，如果不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就成为“无用功”，这里面的“财富”首先就必须是能够增值的“资本”，当然就是市场化的工厂设备，是工人劳动者得以进行劳动创造的必要条件。此时此刻，如果劳动者不和工厂化的“资本”相结合，就不能实现劳动本身。列宁主义对于“按劳分配”的理解和实践，自始至终都是与市场经济相辅相成的。斯大林虽然继承了列宁主义的商品经济观念，但是扼杀了市场经济，展开了“官本位”的官僚经济模式之“计划经济体制”，表面上是工农业生产交给政府来计划，生活消费品还是让市场经济操作，实际上政府对于生产的计划本身就是“军工企业第一”，全力以赴生产那些不能吃喝拉撒睡消费的枪支弹药之类杀人放火武器，整个国民经济始终处于“短缺状态”，诚如经济学家科尔奈《短缺经济学》揭示的那样，政府取代了资本家而成为一手拿枪炮、一手拿钞票的超级强盗逻辑操作者，要比一手拿钞票、一手拿契约的资本家更加穷凶极恶地剥削压迫劳动者。斯大林的愚民政策有一套理论说教，迄今为止都是中国共产党一些领导层的主导观念，那就是故意把“按劳分配”与“按资本分配”进行局限于二律背反的扭曲定义，认为消灭了“按资本分配”就能够实现“按劳分配”，其实经济学研究早已经证明“按劳分配”必须在“劳动”能够实现的“工厂化”资本存在空间里面进行，否则“劳动”本身就无法发生和进行与完成。工业化的客观现实是“劳动”与“资本”相互依存，如果“资本”是一种成本，是一种财富，那么“劳动”需要“资本”来提供技术设备和劳动工具等等劳动条件，而且应该承认“劳动”和“资本”的共同价值在于一起完全了财富的创造以及增值。这种情况下，“劳动”应该分享财富成果，“资本”也同样应该分享财富成果，二者的分配比例应该按照边际效用和社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来通过市场化的调节机制，系统化地形成，并不是斯大林那样的政治“假大空”口号就能够简单化解决的问题。事实上“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并行不悖，都是企业化生产力的内生性因素，唯一的危险性来自于企业化生产力之外的暴力强权之政府权力要求分配企业剩余价值，暴力强权性质的党和政府权力在斯大林那种计划经济体制的设计当中，早已经把政府的计划权力延伸到了企业剩余价值的分配领域，政府权力自然而然是要求财富分配依照政治权势大小进行分配，从来没有按照劳动进行分配，以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工资水平一直大大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要比资本家领导的政府更加严重地剥削压迫劳动人民。正因为如此，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亡党亡国，才是人类历史上的必然事件。

毛泽东时代对于“按劳分配”的解释，要比斯大林更加荒唐更加残酷无情，因为斯大林还要在列宁主义约束下承认商品经济，毛泽东思想压根反对商品经济，把农民买卖鸡蛋获取食盐的可怜生存交易，都认定为资本主义尾巴，要求坚决彻底的割掉。毛泽东思想对于“按劳分配”的解释，来源于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体制，内容是消灭私有制就能解决资本的剥削性质，就能废除“按资本分配”，而国家政府把资本家的财产权剥夺之后由政府进行占有，就是消灭私有制，例如希特勒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的方式，和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也要照章办事的模仿对象，让政府充当资本家就消灭了资本家剥削，国家官僚集团对于劳动的剥削就不是剥削，政府成为资本家的时候就是消灭了资本对于劳动的剥削。实质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理念，是要让劳动者同时占有他自己劳动所需要的工厂化设备等等资本，才能够避免这些资本对于劳动力的剥削，但是土地矿产资源等等不能被工厂化资本完全享受专有权的社会性质财富，还需要整个人类财富的系统化评估，而且这样的可操作性方案并不是让一个国家就能局限性地决定。何况，劳动者需要职业的转换，劳动者一生的劳动力状况及其待遇需要综合平衡，相应的资本也需要和劳动力一样的流动性，等等复杂性不一而足，并不是在一个工厂里面就能完全解决的问题。为此，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在欧洲几个主要的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实现。遗憾的是，斯大林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这些科学论述，纯粹把公有制解释成为官府所有制，把政府官僚利益与老百姓切身利益之间划等号，要求人民大众服从于政府的等级化利益分配原则，客观上就是倒退回到封建主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国家所有制格局，让老百姓成为政府官僚集团的奴隶，在利益分配上就是按照官府等级化社会档次进行财富分配。具体到新中国，利益分配首先是优待官僚集团的达官贵人，然后是城市户口吃商品粮的市民，最后是农民，以至于新中国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非正常伤亡的中国人口当中农民是最大群体，至少大跃进时代人民公社“全体农民砸锅卖铁统一吃饭进集体化食堂”之际饿死人两千万以上。我们小时候在农村亲眼看到毛泽东发动的“斗私批修”活动，强制砍伐农民的苹果树，说他们买卖苹果是资本主义投机倒把，可怜兮兮的农民抱着苹果树嚎啕大哭，惨不忍睹。每一次阅读台湾李敖力挺毛泽东的文章都会想起来这些切肤之痛的感触，觉得一个没有身临其境的人凭着主观臆断胡说八道是最缺乏人性的哗众取宠，当今中国也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蓄意利用毛泽东思想的公有制错误言论大做文章，例如有一个连经济学基本概念都不知道的杜建国2012年2月27日世界银行在北京与中国政府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发布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时，赶到发布会现场抗议并且散发“反对私有化国有企业”的传单，当时杜建国并没有见过这个研究报告的内容，就大喊大叫捍卫中国公有制的国有企业。事后一些网络平台不分青红皂白便发表文章“向杜建国致敬”，宣称自己早已经拿出来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有最佳的办法让国有企业只赚不赔。这些人对于国有企业的“官本位”体制及其垄断性弊端视而不见，还要企图加以利用，拿不出来任何科学性的根据就随随便便说中国的经济数据不能用，认识不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体制缔造的官本位国有企业是水火不相容的，必须把公平竞争放在一个反垄断的前提下进行。只要拥有官本位的等级化公有制企业，就没有公平竞争的可能性。

德高望重的周恩来总理、朱镕基总理在设计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制度环境及其管理体系时，都是第一原则为有利于增长国家政府收入，而不是老百姓生活水平上升，而且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二者很明显的不是同一个方向，取舍之间，包括毛泽东、江泽民、李鹏、胡锦涛、温家宝在内的一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是把中国改革的相应政策目标第一锁定在官府收入增长上面，老百姓的收入水平至始至终都是第二位置以后的事情。当今中国的国有企业垄断性机制正是在这样的改革政策导向性之下逐步形成的，同样的税收体系和价格体系以及金融市场设计都是“官本位”决定了官府利益第一重要，国富民穷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来源于“官本位”毒害。老百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打不起官司，甚至墓地高于房价而死不起。追根问底，在制度设计方面来说就是《宪法》完全成为官僚体系的设计图，没有了老百姓的“民权”保障性规范，难怪中国大陆人民呼吁马英九竞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呼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回归大陆。以民为本的理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法律体系当中缺乏硬性规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及其政府行为方式更是一切从官僚利益出发，使得老百姓没有捍卫自己人身权利、生命财产权利的独立自主性。即令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没有把公民权利的保障问题摆放到解放思想的高度加以认识，更没有把以民为本的理念放到解放生产力的高度加以肯定。最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民间经济，不是官府经济，政府财大气粗就会剥夺老百姓的发展经济自主权，中国的经济蛋糕是一个定数，政府切的多了，老百姓就必然收入减少。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路线和政治领袖一致认为官场能够生育市场，政府能够计划出来市场经济，至少执政党的政策能够设计出来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济模式。这是历史性的误区，马克思主义一再证明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政府权威永远只能是等级化的强权命令，市场经济服从于法律的平等契约之约束，不会受命于政府强盗逻辑的支配而兴旺发达。官本位的共产党依靠暴力强权来创造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必然会扼杀市场经济，出路只能是共产党回归民间社团的属性，不再迷恋强权命令的皇帝特权养尊处优，而是坚定不移地以自下而上群众路线发展经济，诚实守信于道德法律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化操作，把剥夺老百姓当家作主权力的自上而下管制性政策惯性彻底改变，不再依赖于暴力强权。想一想蒋介石政权崩溃的时候就是城市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农村人心惶惶，结果是几百万军队兵败如山倒。今天的中国在二十一世纪2011年以来同样是通货膨胀，人心思变，不满政府的情绪越来越能获得认同。不改革就死路一条，并非言过其实。改革的对象，就是“官本位”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就是要义无反顾地走向市场经济繁荣富强。这里的关键，就是放手发动群众，让人民当家作主。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公民面对歹徒的抢劫残杀只能是弱势的承受，不能有自己的枪支弹药独立自主地保卫自己，唯一的路径就是伤亡事件发生以后等待着警察前来破案，如果你死了，那就是无头案。老百姓的生命权实际上交给了警察和歹徒，自己的生命权都不能当家作主，哪里还谈得上在国家政治方面当家作主？如果中国的老百姓有合法枪支弹药保卫自己，至少没有这么多的“非法拆迁”及其草菅人命，更没有如此广泛获得官商勾结所支持和依赖的黑社会恶势力。老百姓自己依法击毙非法拆迁的歹徒和地方政府官僚，不仅仅是捍卫了《物权法》和《宪法》的尊严，而且对于廉政建设具有巨大的直接作用力，至少要比一万个共产党纪检委、检察院、公安局更能够打击贪官污吏及其豢养的黑社会恶势力。青岛市、重庆市、广东省等等打黑除恶的案例一再证明，黑社会恶势力的形成在中国大陆自始至终都有官场背景，都是官僚权力需要“变现”寻租时蓄意滋生和利用的私人武装，那些没有直接参与这种“官匪一家”活动的其他官僚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故意纵容黑社会恶势力欺压百姓。如果中国公民能够普遍化的拥有个人合法枪支弹药，就能够让老百姓直接惩罚贪官污吏和恶势力，中国的社会治安就空前的好。现在的主流观念是“没收公民个人的枪支弹药”，理由是歹徒有了枪支弹药更为可怕，所以老百姓和歹徒一样要被管制起来。这是一种利用歹徒的错误及其犯罪来惩罚老百姓的观点，至少是拿着歹徒的犯罪行为来限制人民的权利，要求人民只能是有钱，不能为了民间经济而形成民间武装，客观上还是让老百姓的财富没有自主保卫权，等于是民间财富没有真正的保障。因为歹徒抢劫杀人的作案时间往往只有几分钟，警察急急忙忙赶到犯罪现场时早已经人去楼空，无非是拿着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当儿戏。因此，修改中国宪法及其法律，赋予中国公民普遍化拥有枪支弹药并且合法自卫的权利，才能充分保障每一个公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性。现实是歹徒为了杀人越货，千方百计都能够获得枪支弹药或者各种各样的凶器，何况还有官商勾结给予恶势力进行暴力非法拆迁的武器支持。所有的遵纪守法公民由于自己没有枪支弹药来保家卫人，总是处于受害者的被动地位，真正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让老百姓在贪官污吏及其恶势力面前完全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老百姓普遍化地拥有枪支弹药，就能够如同美国那样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社会治安“生态圈”，公民自治的安全保障就顺理成章地得以酝酿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有钱有势的人们在实际上早已经通过警察特权拥有了枪支弹药，诚如一位具体负责枪支弹药管理的女警察上访中共中央却被所在单位迫害时所说的，她发现了上级领导违规给予富豪枪支弹药之际，才知道中国的枪支弹药可以经过管理特权进行买卖，而且不受追究。官商勾结就能得到枪支弹药，非法拆迁就有枪支弹药的保护伞，歹徒制造凶器的冲动与能力常常超过遵纪守法的老百姓，此时此刻故意限制老百姓全民皆兵拥有枪支弹药，实实在在就是存心不良地让老百姓受到贪官污吏及其恶势力坑害，就是替暴力犯罪分子能够作恶多端来人为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应该是设计如何解放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来塑造社团党派政治主体，让这些政治主体以集体智慧来进行各种各样的制度设计，在公开的舆论平台上让十三亿中国人民积极参与，集思广益拿出来方方面面的制度安排，作为人民大众认同的集体意志，由全体中国人具体实施。而不是让一小撮“高人”以神仙自居，故弄玄虚“顶层设计”，来把中国政治经济进行“一百年早知道”的预见。因为这样的矫揉造作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翻版，表面上是要求官僚集团给中国人民包打天下，实际上就是让官僚及其狗头军师策划出来一整套骗人的“鬼话”冒充“规划”，再贴上“科学发展观”的冠冕堂皇标签，欺世盗名，祸国殃民。何况，对于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全方位科学化设计，是不可能实现的“真实的谎言”，可望不可即的劳民伤财之事，再也不能搞下去了。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官僚集团有必要放开管制，主动让人民群众直接创造历史，这要比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官僚集团大包大揽好得多。这正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有中国共产党主动放弃暴力崇拜，回归民间社会，设身处地的与老百姓站在同一个民间经济立足点上，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创建千百万民间化社团党派，才能够真心实意消灭皇帝封建主义残余，才不会和前苏联共产党一样总是想要主宰人民大众的前途命运，结果是连自己的前途命运都完蛋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愿如此明智的仁人志士能够出现在中共中央决策层，让中国共产党不要再步前苏联共产党的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