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学研究的关键问题
全国高科技管理工作委员会
文化产业专委会副秘书长徐群贵(客家人)
内容提要
建议世界客家人恳亲大会期间由中国政府支持、新闻媒体出面呼吁客家企业和社团、各界贤达共同设立“客家发展基金”及“世界客家论坛”,在刨古事堆的同时,更要注重于构建现代客家文化,务实求发展,为客家人的兴旺发达而努力奋斗。因此,需要着重研究客家移民的文化和客家经商文化及有关的客家社团文化。
客家族群是华夏民族中一个突出的重要民系。客家民系在中国近代现代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例如:客家人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其领导集团及主力军是客家人:客家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其领导集团大部分是客家人,孙中山缔造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时的同盟会发起者当中客家人占了一半人数(112人的广东籍同盟会会员中,有客家人73人),黄花岗72烈士中客家人占了三分之一。
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客家人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在北伐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铁军----叶挺独立团从团长到士兵85%是客家人。在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中,有70%以上是客家人,中国共产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红军暨赣闽苏区人民以卓尔不群的客家英雄性格,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和叶剑英等领袖人物都有客家血统。
客家人孙中山先生公祭黄帝陵明确客家民系是炎黄子孙,客家人马英九暨台湾的世界客属总会、行政院客家事务委员会在海峡两岸和谐发展中贡献突出。2008年西安举行了由陕西省政府主办、西安市政府和陕西客家联谊会承办的世界客属22届恳亲大会(简称世客大会)其主题为:“炎黄根、客家情、促和谐、谋发展”,确立了陕西省黄帝陵是全球客家人播迁图的起点,倡导2010年河源市举办第23届恳亲大会(简称世客大会)时设立客家发展基金和客家发展论坛,使客家事业可以站在更高定位和更广阔网络平台上发挥世界客家资源的优势,为海峡两岸长期和谐繁荣的可持续发展和跨越式发展多做贡献,更为整合全世界华人客家人智慧和力量、振兴中华大业做出应有贡献!现在尚且没有单列的客家发展基金和客家发展论坛,我们建议河源市举办第23届恳亲大会期间由新闻媒体出面呼吁设立客家发展基金及世界客家论坛乃是第一个族群性质的基金,首先用来研究、宣传、弘扬客家民系的光辉历史,更重要的从历史走向未来,及时把握当今时代发展的脉搏来发展客家事业,把重点放在客家事业特别是客家文化经济产业发展方面,把客家历史研究推向新境界。研究客家民系的生成过程必须首先了解汉民族的形成历史,把客家民系的孕育进程放到中华民族整体历史的大背景下,加以透视。公认的民族学研究成果,是汉族形成于汉朝,在此前只有华夏族,被称为“中国诸华族”而有“中华”之词谓。那么,这就有一个从“华夏族”到创始“汉族”的历史性的课题需要研究,其中有哪些华夏族群成为了少数民族?又有哪些华夏族群演变成了汉族?这当中,包括汉族的八大民系分支如何生成?
客家族群是华夏民族中一个突出的重要民系。客家民系在中国近代现代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例如:客家人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其领导集团及主力军是客家人:客家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其领导集团大部分是客家人,孙中山缔造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时的同盟会发起者当中客家人占了一半人数(112人的广东籍同盟会会员中,有客家人73人),黄花岗72烈士中客家人占了三分之一。
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客家人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在北伐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铁军----叶挺独立团从团长到士兵85%是客家人。在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中,有70%以上是客家人,中国共产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红军暨赣闽苏区人民以卓尔不群的客家英雄性格,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和叶剑英等领袖人物都有客家血统。
客家人孙中山先生公祭黄帝陵明确客家民系是炎黄子孙,客家人马英九暨台湾的世界客属总会、行政院客家事务委员会在海峡两岸和谐发展中贡献突出。2008年西安举行了由陕西省政府主办、西安市政府和陕西客家联谊会承办的世界客属22届恳亲大会(简称世客大会)其主题为:“炎黄根、客家情、促和谐、谋发展”,确立了陕西省黄帝陵是全球客家人播迁图的起点,倡导2010年河源市举办第23届恳亲大会(简称世客大会)时设立客家发展基金和客家发展论坛,使客家事业可以站在更高定位和更广阔网络平台上发挥世界客家资源的优势,为海峡两岸长期和谐繁荣的可持续发展和跨越式发展多做贡献,更为整合全世界华人客家人智慧和力量、振兴中华大业做出应有贡献!现在尚且没有单列的客家发展基金和客家发展论坛,我们建议河源市举办第23届恳亲大会期间由新闻媒体出面呼吁设立客家发展基金及世界客家论坛乃是第一个族群性质的基金,首先用来研究、宣传、弘扬客家民系的光辉历史,更重要的从历史走向未来,及时把握当今时代发展的脉搏来发展客家事业,把重点放在客家事业特别是客家文化经济产业发展方面,把客家历史研究推向新境界。研究客家民系的生成过程必须首先了解汉民族的形成历史,把客家民系的孕育进程放到中华民族整体历史的大背景下,加以透视。公认的民族学研究成果,是汉族形成于汉朝,在此前只有华夏族,被称为“中国诸华族”而有“中华”之词谓。那么,这就有一个从“华夏族”到创始“汉族”的历史性的课题需要研究,其中有哪些华夏族群成为了少数民族?又有哪些华夏族群演变成了汉族?这当中,包括汉族的八大民系分支如何生成?
华夏族的史迹起源于炎黄二帝,是黄帝从关中平原向北部山地丘陵发展,与炎帝大战72次于涿鹿的逐鹿中原之过程,其“中原”地界并非今日之中原地域,而是以黄河故道冲击形成的八百里秦川为核心地域。黄河水流原本走今日渭河水道,兰州市禹门口的黄河改道于河套方向乃在关中平原形成之后。黄河流域在古代时气候湿润,养育形成了炎黄部落文明,也确定了农耕文化的黄帝优势,使炎黄二帝与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形成了人种界限,偏重于向南发展,在黄帝八代已经到达湖南省和广东省地界。所以,夏商周的文化方向是由北向南,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也从北向南发展。汉武帝时代认为北方匈奴“非我族类”,坚决歼灭,斩尽杀绝;但对南方蛮夷,却认为属于炎黄后裔,兵不血刃为上策,即令用兵征讨,也以驯服为主导,采取融合与同化的政策。特别是汉武帝之后汉族的形成,在文化上凸显御用儒家文化,采取一手暴力法家权术,一手愚民奴化教育的儒家仁政之统治规范。对比之下,南方汉族民系则较少有这种文化奴役痼疾,大多保留了周礼周易文化的原生状态,所以才有汉族各大民系的相继诞生和发展于南方,与北方汉族主流皇权家族体系相区别。
自从汉武帝以后,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权力系统,一概不允许家族势力过于庞大而形成对抗王权之分裂势力,务必要求“儿大分家”,离散家族凝聚力。对比之下,周武王开启的诸侯分封制,则完全相反,鼓励皇亲贵族外迁形成本土势力,来臣服于周王室周天子。因此,周王朝的赐姓诸侯,最容易发展成为区域化的汉族民系。所以,汉武帝之后的封建王朝更倾向于扼杀民系,迫使匈奴胡人在若干年后同化为汉族,但却不能成为相对独立的民系,必须淡化为广普型汉族家庭存活方式。
自从汉武帝以后,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权力系统,一概不允许家族势力过于庞大而形成对抗王权之分裂势力,务必要求“儿大分家”,离散家族凝聚力。对比之下,周武王开启的诸侯分封制,则完全相反,鼓励皇亲贵族外迁形成本土势力,来臣服于周王室周天子。因此,周王朝的赐姓诸侯,最容易发展成为区域化的汉族民系。所以,汉武帝之后的封建王朝更倾向于扼杀民系,迫使匈奴胡人在若干年后同化为汉族,但却不能成为相对独立的民系,必须淡化为广普型汉族家庭存活方式。
虽然汉族文化起于炎黄,但直到殷商甲骨文都是“有字无文”的没有典章制度体系之时代。周王朝遗存的甲骨文已经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殷商,在考古史料上确立了周文化是中华文明第一个系统化纪元的里程碑。周秦汉唐四大王朝,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典范代表,以“农耕文化”突出了陕西省八百里秦川的地理环境,是一个能够孕育产生“农业文明”博大精深文化体系的最佳人居环境。对比之下,黄河中下游平原的河南山东都以“易攻难守”而只能是孕育某种文化,但却绝然不能使这种文化发育成为参天大树。更何况黄河泛滥成灾,是古代洪水的周期效应,蝗虫吃过界更为经常。尽管山东曲阜诞生了孔孟儒学,但“孔孟之道”却始于汉武帝在长安关中平原的长安古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八百里秦川成为封建帝王势力最容易操控的大本营,在四隘险关的拱护下,出武关可以南征,出东面涵谷关即为陕陌,可以攻取洛阳,横扫河南及大江南北。难怪刘邦定都是先选洛阳,最终放弃,汉王朝首先定都长安。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同样证明,江西省与河南省的地理条件相类似,只能成为某种文化的摇篮,但不能成为集大成者。唯有赣南、粤东、闽西三角界地带这一块被明王朝弘治年间开始,直到清王朝设立为特区“南赣巡抚管辖区”的山地丘陵,能够以其相对独立性,最终孕育形成客家民系。此前,只能以广阔的江西省腹地直到江淮,为客家移民中转站;通过迁徙移民,而确立客家围屋的“宗族势力集团”生成模式。这种割据势力的生存理念,注定了客家人。成为太平天国起义的骨干和共产党井岗山红色割据的主力军,使得新中国1955年授衔将军中2/3以上具有客家血缘。
艰难困苦的客家先民,并不象一些人想像的那样都是衣冠士族。恰恰相反,客家人在近代史上基本都是表现为草莽英雄,以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为突出史实。客家文化的凝集实证,首先是土楼。如同世界上研究金字塔和万里长城及皇宫城址一样,建筑人居遗存是第一文物,最具有确凿的说服力。从客家土楼来看,客家先民已经没有任何要装饰的虚浮文化,一切能被确立为客家文化的元素首先都必须是实用于客家人生存繁衍的生活性智慧。这种实用文化倾向,集中在《周易》及其周文化宗族制度礼俗方面,与北方主流汉族的“孔孟之道”有着明显差异。它的生存智慧明明白白地超越了仁政范畴,具有周礼的原生态活化石特征。这在客家人“大男子主义”对比于广府文化“女人优先”状态时,明显地体现了南方土著的母系社会遗迹,也体现了周礼“男尊女卑”的残余。
现在对于移民形成客家人的争议,集中在唐宋以前,但唐代以后形成客家人的历史说法解释不了“江淮漂泊几百年的客家人语言怎么独立存在?”等疑问,确实需要在文化角度发现线索,不拘一格考证史料,包括考察族谱等稀缺证据。当然,研究历史是为了应对现实,面向未来,为了今后客家人的发展。所以,在刨古事堆的同时,更要注重于构建现代客家文化,务实求发展,为客家人的兴旺发达而努力奋斗。因此,需要着重研究客家移民的文化和客家经商文化及有关的客家社团文化。
迄今客家人在感情上热衷的“族谱”标榜史迹,以及相应的“汉族南迁史料”考证,都无法解释客家人的宗族制度及其民居土楼风水文化等系统的周易周礼文明源流,出现一种悖论:为了解释客家人对周文化体系传承的渊源,就只能说客家民系产生和源流早于汉族汉朝时代,应该说客家民系是华夏族当中参与始创汉族南方分支的始祖民系;但这在移民史上只有黄帝南迁和赵佗南越国以及更早的周王朝分封诸侯赐姓移民之类传说,考古论证欠缺确凿证据。把客家人起源收缩到唐宋以后,的确有移民史的部分证据,但文化上的宋明理学及其所传承的汉儒御用文化,又与客家人的土楼民居现实主义周易文化及其宗族制度和周礼规范相去甚远,无法解释客家人对周文化的原生态继承弘扬之事实,尤其是不能解释客家人对抗王权的自治小社会状态。
从客家人推崇的族谱来看,福建省宁化县石壁的客家先民只能是汉儒的文化特征,包括其继承西晋以后的族谱文化遗产,都与土楼宗族制度及其周易风水文化大相径庭,其中的缘由至今仍是一个谜团。以宁化石壁石氏宗祠的匾联为例:
肇基河南,迁基江南,建基闽南,扩基岭南,年近三千历史;
始祖厝公,远祖奋公,中祖扈公,近祖崇公,威武万石流衍。
可见宁化客家人的祖宗肯定在唐代以后,因为河南的地域名称是在唐代才开始产生,唐代以前没有河南的省治辖名。凡是祖籍河南的汉族人,其姓氏起源都应该都在西周的关中平原。因为中国的姓氏文化起源于黄帝时代,特别是起源于黄帝为二十个儿子赐姓时主要活动范围的八百里秦川及其沿黄河流域往北到山西河北一带,铸就了夏王朝到殷商王朝的姓氏格局。此后,周王朝赐姓以分封诸侯,才使姓氏文化有了今日格局,而周王朝所在地又与黄帝炎帝生长发展之地相一致,都在今日陕西为核心的区域。客家人对周易和周礼宗族制度的传承,很难用唐宋以后河南的御用儒学来解释。因此,唐宋以后南迁的客家先民在“文化始祖”的意义上,难于定位成土楼文明的先祖。这当中,特别是唐宋的衣冠士族,更加突出汉儒御用儒学文化,缺乏客家人土楼文明的宗族自强和自立、自治、自信之周文化宗族文明特征。客家人是依靠自我力量开辟新天地的典型,不是皇亲贵胄到封地施行仁政王权,而是显著地倚重周王朝赐姓迁徙到异地他乡,开创基业之诸侯山头文化,不是汉儒以后唐宋贵族到异地他乡避乱享乐而追逐皇封,替王道开路。客家人在近代登上历史政治舞台时,就以土楼小社会的自主性,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客家人借重西方天主教而加以中国化改造,向世界宣告客家人只崇敬炎黄始祖,不臣服于王权霸道,坚持世界上没有帝王统治者救民于水火,只有客家人靠自己当家做主,才能生存发展。这就是真正的客家精神,需要我们发扬光大。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同样证明,江西省与河南省的地理条件相类似,只能成为某种文化的摇篮,但不能成为集大成者。唯有赣南、粤东、闽西三角界地带这一块被明王朝弘治年间开始,直到清王朝设立为特区“南赣巡抚管辖区”的山地丘陵,能够以其相对独立性,最终孕育形成客家民系。此前,只能以广阔的江西省腹地直到江淮,为客家移民中转站;通过迁徙移民,而确立客家围屋的“宗族势力集团”生成模式。这种割据势力的生存理念,注定了客家人。成为太平天国起义的骨干和共产党井岗山红色割据的主力军,使得新中国1955年授衔将军中2/3以上具有客家血缘。
艰难困苦的客家先民,并不象一些人想像的那样都是衣冠士族。恰恰相反,客家人在近代史上基本都是表现为草莽英雄,以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为突出史实。客家文化的凝集实证,首先是土楼。如同世界上研究金字塔和万里长城及皇宫城址一样,建筑人居遗存是第一文物,最具有确凿的说服力。从客家土楼来看,客家先民已经没有任何要装饰的虚浮文化,一切能被确立为客家文化的元素首先都必须是实用于客家人生存繁衍的生活性智慧。这种实用文化倾向,集中在《周易》及其周文化宗族制度礼俗方面,与北方主流汉族的“孔孟之道”有着明显差异。它的生存智慧明明白白地超越了仁政范畴,具有周礼的原生态活化石特征。这在客家人“大男子主义”对比于广府文化“女人优先”状态时,明显地体现了南方土著的母系社会遗迹,也体现了周礼“男尊女卑”的残余。
现在对于移民形成客家人的争议,集中在唐宋以前,但唐代以后形成客家人的历史说法解释不了“江淮漂泊几百年的客家人语言怎么独立存在?”等疑问,确实需要在文化角度发现线索,不拘一格考证史料,包括考察族谱等稀缺证据。当然,研究历史是为了应对现实,面向未来,为了今后客家人的发展。所以,在刨古事堆的同时,更要注重于构建现代客家文化,务实求发展,为客家人的兴旺发达而努力奋斗。因此,需要着重研究客家移民的文化和客家经商文化及有关的客家社团文化。
迄今客家人在感情上热衷的“族谱”标榜史迹,以及相应的“汉族南迁史料”考证,都无法解释客家人的宗族制度及其民居土楼风水文化等系统的周易周礼文明源流,出现一种悖论:为了解释客家人对周文化体系传承的渊源,就只能说客家民系产生和源流早于汉族汉朝时代,应该说客家民系是华夏族当中参与始创汉族南方分支的始祖民系;但这在移民史上只有黄帝南迁和赵佗南越国以及更早的周王朝分封诸侯赐姓移民之类传说,考古论证欠缺确凿证据。把客家人起源收缩到唐宋以后,的确有移民史的部分证据,但文化上的宋明理学及其所传承的汉儒御用文化,又与客家人的土楼民居现实主义周易文化及其宗族制度和周礼规范相去甚远,无法解释客家人对周文化的原生态继承弘扬之事实,尤其是不能解释客家人对抗王权的自治小社会状态。
从客家人推崇的族谱来看,福建省宁化县石壁的客家先民只能是汉儒的文化特征,包括其继承西晋以后的族谱文化遗产,都与土楼宗族制度及其周易风水文化大相径庭,其中的缘由至今仍是一个谜团。以宁化石壁石氏宗祠的匾联为例:
肇基河南,迁基江南,建基闽南,扩基岭南,年近三千历史;
始祖厝公,远祖奋公,中祖扈公,近祖崇公,威武万石流衍。
可见宁化客家人的祖宗肯定在唐代以后,因为河南的地域名称是在唐代才开始产生,唐代以前没有河南的省治辖名。凡是祖籍河南的汉族人,其姓氏起源都应该都在西周的关中平原。因为中国的姓氏文化起源于黄帝时代,特别是起源于黄帝为二十个儿子赐姓时主要活动范围的八百里秦川及其沿黄河流域往北到山西河北一带,铸就了夏王朝到殷商王朝的姓氏格局。此后,周王朝赐姓以分封诸侯,才使姓氏文化有了今日格局,而周王朝所在地又与黄帝炎帝生长发展之地相一致,都在今日陕西为核心的区域。客家人对周易和周礼宗族制度的传承,很难用唐宋以后河南的御用儒学来解释。因此,唐宋以后南迁的客家先民在“文化始祖”的意义上,难于定位成土楼文明的先祖。这当中,特别是唐宋的衣冠士族,更加突出汉儒御用儒学文化,缺乏客家人土楼文明的宗族自强和自立、自治、自信之周文化宗族文明特征。客家人是依靠自我力量开辟新天地的典型,不是皇亲贵胄到封地施行仁政王权,而是显著地倚重周王朝赐姓迁徙到异地他乡,开创基业之诸侯山头文化,不是汉儒以后唐宋贵族到异地他乡避乱享乐而追逐皇封,替王道开路。客家人在近代登上历史政治舞台时,就以土楼小社会的自主性,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客家人借重西方天主教而加以中国化改造,向世界宣告客家人只崇敬炎黄始祖,不臣服于王权霸道,坚持世界上没有帝王统治者救民于水火,只有客家人靠自己当家做主,才能生存发展。这就是真正的客家精神,需要我们发扬光大。
全国高科技管理工作委员会
文化产业专委会副秘书长徐群贵教授(客家人)
2009.4.6---20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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