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发行了林开钦的《论汉族客家民系》一书，作为曾经长期担任福建省党政领导职务的老同志，能够拿出来这样的客家研究文献，的确难能可贵，受到了客家人同胞的好评。但是，历史学界并没有给予高度的学术性评价，原因在于客家人的民系与民族归属问题被炫耀老祖宗辉煌历史的心态和情绪化做法遮蔽了，使得现在客家人历史源流的研究深深陷入家谱指引历史考证的泥潭。笔者徐群贵曾经就客家人的民族归属课题与原中国历史学会周天游会长讨论，共同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国家民政部领导包括中宣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管理部门沟通，一致认为唐宋断代史研究及其文物考证不利于现有客家人起源于那时候汉族难民的结论。回顾客家研究的历程，当年蒋介石作为军阀刽子手“总统”也不能压服历史学界对于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给予学术性认同，何况今日中国的学术界格局更是难于让政治王牌显示威力。毕竟，科学不是政治大帽子能够强奸民意的地方，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政治“假大空”权威评论只能是降低客家学研究的高度甚至品质和尊严。

林开钦的《论汉族客家民系》是现有客家研究成果优化组合的集大成者之一，但并不是象航空母舰那样把现有军事技术成果最优化在一个全新的平台上，仅仅是现有客家研究的思维定势又一次百科全书模式积木类型整合，给予过去的客家学术普及化工作做好了总结报告，仿佛马克思的经典之作《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揭示了旧模式思想意识已经走到天尽头。为什么如此判断林开钦的《论汉族客家民系》呢？因为它判断客家形成了民系并且隶属于汉民族的四条标准“脉络清晰的客家先民、特定的地域条件、特殊的历史年代、独特的客家文化”，实际上是我国五六十年代判断基诺人为独立民族时就早已经使用的标准，这种标准是完全立足于现实族群状况的判断标准，不能溯及查无实据的遥远历史。正因为如此，人类学增加了基因组辨识的标准，被称为是“鉴别民族或者民系真伪的亲子鉴定”。问题是汉民族作为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并不是单一的民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权威检测数据表明DNA同一性意义上的汉民族是不存在的。但是台湾客家人与高山族的DNA就有显著性差异，客家人集聚区的闽粤赣那些纯客家人县乡镇人口应该拥有DNA特别性，与历史上迁徙地汉民族的DNA对比性研究，是人类学确认和支持客家民系归属于汉民族的必要课题。有鉴于此，笔者徐群贵和冯秀珍教授建议中央政府在国台办设立客家人工作委员会，与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管的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协作成立“华夏客家研究院”，拿出来专款专用于这方面研究。

第二，林开钦的《论汉族客家民系》把“认同汉族客家民系”确定为客家学最大的“政治”，是客家研究的核心问题。事实上，自从孙中山先生公开自己的客家人出身之后，单纯着眼于中国近代史，就没有人能够否认“汉族客家民系”，即使“台独”领袖人物陈水扁、李登辉也都没有这样瞎胡闹。海内外民族学研究领域，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全世界学术性研究，都是认为客家人隶属于汉民族的论证不应该立足于唐宋汉民族迁徙，而是要回归明清时代闽粤赣地区客家人集聚成为现实的独立性族群之研究。例如，清王朝特别设立的“南赣巡抚衙门”，就是针对“家族势力”形成“生产队加战斗队”的客家人地方割据态势，专门进行“特区化”管理。这是客家族群真正形成的关键期，历史学界把客家人这种族群形成的根节点，视为“客家民系”得以形成的标志。在此前提下，揭示客家人的历史源流，才有科学性的意义，让人无可辩驳。林开钦的《论汉族客家民系》把一个显然荒诞不经的“否定客家人属于汉民族”论敌，夸大其词成为全部客家学研究的头号危险性，使得自己首先迷失了正确的科学研究大方向。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是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无知者无畏”后遗症，以为利用政治大帽子就能够统帅一切，所向披靡地代替一丝不苟的科学论证。

当代人类学研究公认判断一个民族的独立性，需要把民族学当成立足点。既然客家人是汉民族的一个民系，那么就应该站在民族学研究的立场上，从汉民族的整体观出发，高屋建瓴地俯视客家人作为其中一个民系的形成过程。这是历史学可以进入的领域，包括客家人的家谱研究，都是宝贵的资料，但不能冲击民族学研究的本体论探讨。这样的学术研究，的确把许多擅长于从光宗耀祖角度来进行文化学方式研究客家人历史的平庸之辈排除掉，让那些现在能够诠释客家人家谱的非学术类别“想象丰富型”人才靠边站，去一心一意发展客家文化产业，而不是打着“客家学”的科学幌子搅乱学术性探讨。一些人既要拿着历史学“王牌”来糊弄人，又不能按照历史学的严格要求提供科学论证，狐假虎威地瞎搅和、乱忽悠，把郑重其事的客家学研究弄得真假难辨，乌烟瘴气。文化是大众化的平台，需要依靠捧场来体现价值。然而，科学却是寂寞严谨的高精尖领域，不需要官职与粉丝的抬举，完全凭借过硬的历史证据及其逻辑论证与智慧启蒙来指点迷津。

林开钦的《论汉族客家民系》远离“客家民系究竟是什么时候具体在哪一些地方以什么样的多种多样具体化过程形成的？”课题，来进行大而无当的学术性架构，始终把唐宋时代的中原地区人口迁徙认定为客家人与汉民族的纽带，回避了严峻的问题“这个纽带对于客家人族群形成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具体化作用？”客观地说，离开客家人族群的形成，一味地大书特书家族家谱历史性光华，本身就是在否定客家的民系地位，完全痴迷于“家族体系”传承而冲淡了“民系”生成与传承。毕竟，“民系”是客家学的立足点，“家族”如何聚合反应成为“民系”？这是当前客家学研究的第一难题，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和冯秀珍《客家文化研究大观》与杨豪《秦人汉人客家人》，以及葛剑雄、谭其骧、王东、谭元亨、司徒尚纪、何光岳、曹国庆、王炳南等人，包括全世界一切涉及到客家学课题研究的专家，都没有能够令人心悦诚服地从正面专门研究解答这个问题。这是需要“顶层设计”的中华客家人各地区社团彼此大协作之课题，并且超越政治党派局限性的鸿篇巨制学术性系统工程，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客家人社团能够独立完成的研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本文笔者徐群贵和冯秀珍教授建议中央政府本着统筹兼顾全世界客家人资源的精神，由国务院国台办新组建客家人工作委员会出面与全国华侨联合会、世界华人联合会共同成立“中华客家总会”，用以对接香港崇正总会、台湾世界客属总会，整合全球化的客家资源，展开客家民系形成历史的研究，包括家族与族群、民系流变状态的探讨。

现在，客家人与汉民族的唐宋时代源远流长关系，和明清时代闽粤赣客家人集聚区形成过程之间，有几百年的酝酿时期或者说断层与空白，是我们客家人自己的迄今为止研究一直难于自圆其说的软肋。这样的困境，是我们客家人自己造成的，并不是学术界蓄意怀疑客家人隶属于汉民族，也不是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们左右了客家学术研究，而是我们客家人的虚荣心和门户之见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如果务实地进行具体化课题的探索，还是能够获得喜人成就的。例如华南师范大学练春招博士的论文《客家方言与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共同词语考略》，就让事实胜于雄辩，从语言学角度证明了客家人不是以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民系。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了缔造共和国，取代封建王朝的旧中国政治格局。如果没有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几乎在当时没有可能旗帜鲜明地提出来“客家人”族群问题，也就不会有罗香林以《国父家谱源流考》来高起点地建构客家学，并且在《客家研究导论》当中初步完成客家学的基本框架。当代中国的共和国民主政治形势对于我们客家人和客家学，都是枯木逢春犹再发的机遇，我们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朱德、叶剑英、叶挺都是客家人血统的精英，无形中给客家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国共产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红军暨赣闽苏区人民以卓而不群的客家英雄性格，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二十世纪日本著名学者山口宪造在《客家与中国革命》一书中，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客家人的革命精神。他说：“没有客家，就没有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科研处长徐辉琪研究员的《客家与辛亥革命》指出，一部中国今现代史几乎就是客家人写成的历史，“客家志士献身革命，根本上是为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现在，中国的和平崛起意义重大，实质上就是要走出暴力革命形成的强权意识和特权化政治体制局限性，把孙中山先生的共和国理想付诸实施，建设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实现富民强国的既定目标。此时此刻，《论汉族客家民系》的作者林开钦作为原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为《客家》期刊确立“鲜明政治、客家特色”的宗旨，显得格外具有远见卓识，客家人作为民系的形成史与汉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艰苦奋斗一直是相辅相成的。

台湾600万客家同胞在“一国两制、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当中举足轻重，使得客家学研究的意义重大，超越了纯粹学术性的层面。福建省在“海西经济区”和“平潭岛海峡两岸试验区”的大发展，特别是2012年3月26日台湾国民党名誉主席吴伯雄在北京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会谈之后，公开发表“一国两区”的海峡两岸和平统一政策主张，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当地都引起了巨大反响，呼唤我们客家人加快科学发展的步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中华民族的发展不是囿于封建主义帝王将相的中央集权制度政治格局，辛亥革命开启的民主共和国大门不会由于官僚特权在中国横行霸道就关闭了政治文明，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经历了三十多年来突飞猛进的经济大发展之后，近年以来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共产党“官本位”经济体制困难，政府充当大资本家进行大规模“铁、公、基”项目投资来拉动经济发展的路子越走越窄，改革政府体制的背后是重新创造性地构建中国共产党新体制和展开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海峡两岸统一于现代化共和国联邦制框架的大局已定，客家人自古以来各自为战、各自为阵、各自为政的迁徙开发精神需要在新时代升级换代。香港崇正总会第一次把传统形式的客家人同乡会，发展成为具有开创性的工商业社团组织，为客家人从封建主义宗法制家族及其宗亲会、同乡会组织嬗变成适应于市场经济现代化法制规范竞争性组织，奠定了基础，使得随后成立的台湾世界客属总会有了在新起点上进一步大发展的源流。当今中国大陆的公民社会欠发育和社团发展滞后状态严重制约了民主竞选产生政府官僚的可操作性，客家人与生俱来的“抱团”意识是公民社会团结一致的集体无意识基础，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站在海峡两岸关系的政治经济战略合作高度来看待客家人积极作用，有利于促进客家学术研究的长足发展。二十一世纪初期为了祖国统一，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共同对付“台独势力”的破坏性。如今，民进党的新一代领导人已经倡议和中国共产党对话交流，这是良好的开端。对于中国大陆以及共产党而言，通过客家人的整体性族群关联度来与台湾各党派保持良性互动，要比单纯突出国共两党合作并且卷入民进党与国民党那些是是非非，更加具有灵活性和主动性。这方面的客家学术和客家文化艺术交流合作尤其是经济法律融合，为民间化的客家亲情纽带提供了更多的英雄用武之地，必将塑造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商业文明及其许许多多商界民族英雄，诞生客家人贡献给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群体，使得客家事业更加兴旺发达。这应当说是再造政党、再造共和、再造中国的伟大事业，是每一个客家人客属同胞的共同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