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眼”看“领导”

   “领导”一词，其基本含义是带领、引导，主管或者指导。《辞海》对领导一词的解释是“带领、指导朝一定方向前进”。领导最重要的本义不是直接的“指挥”，无论是“带领”，还是“引导”，首先是强调为集体的发展或者是开展工作指明方向，为成员解难释惑，指点迷津。这样的意思，在佛学里是用“开近显远”来表达的。
“开近显远”是佛教天台宗对于《法华经》所作的判释之语，认为自有人类以来，随着时间的演变，人类也逐渐进化，但因不明了“宇宙的真理”-------真正的“法”，所以只能依照着本能，或依赖着讹谬错误、不切实际的“法”而盲目的生存着。然而，这些并不可能使人类得到真正的进步。这里所说真正的“法”，在佛教里是指世间万物“存在”、“生意盎然”的宇宙生命体。佛教认为，由于时代的转变，由于每个人根器的差异，对于“法”的理解和执行方式有所不同，出现参差。因此，必须要有人出现于人世间，觉悟出真正的“法”，并将其传达予世人。这个人，就是释迦牟尼。佛教认为，久远无始以前便已确然存在“法”，人间没有人能把握“法”，由于释迦牟尼的出世、成道，才使得我们得知久远无始的过去以来俨然已存在的“法”。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领导的庞大僧团是人类早期社会组织之一，世尊所开示的教说、佛陀的教诲便是“开近显远”的意义之所在，世尊就是人世间难遇难得的大导师。

在这里，佛教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 领导者在一个组织中，最重要的是一个“觉者”、“智者”，是一个“开近显远”的教师。佛法影响人类社会2500多年，传入中国2000年，自古以来一直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具有“君师合一”的领导思想。西方领导学的经典著作《君主论》认为，“君王不应该有其他思想或者其他目的，他只应该为战争艺术及其军队的组织与纪律操心，他也不应该拿别的事情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因为战争的艺术乃是他这个君临天下者所应学会的唯一艺术”。他还写道，“与人争雄，世间有二种方法，一种用法律，另一种凭暴力，第一种是人的方法，第二种是兽的方法；不过第一种方法时常常觉得不足的，必须籍以第二种”。与这种领导思想不同，中国儒家认为君王作为领导者，应当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的人，又是道德最完美、学识最渊博的人，在治国理政中是一个满怀菩萨心肠、以德治国的人，君师合一就是圣王合一，师者至极就是圣，君者至极就是王，王者君临天下，故有“至圣先师孔子”之说。师与圣，是学问、理想和道德的化身，是精神领袖；君与王，则是现实政治秩序的统治者，这二者合而为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推崇的领导人。

然而在世间，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如何作为，佛教并没有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不仅因为这个问题局限在具体的方法论上，还在于佛法是出世间法，对这个问题关注的高度有别于世间。世界上所有的领导行为，如执政治国、兴办企业、修身齐家等等，要达到的目的，无非是国家要安定、企业要发展、人生要丰富、生命要灿烂。然而这些就代表了所有存在的实相吗？佛教认为，人是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的综合体。具体而言，人身是五蕴和合而成的生命体，即人是由“色、受、想、行、识”五种要素构成，“色”是物质现象，“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所以，佛家才会说，不管是什么“领导”都要应该懂得放下。这个放下，是说领导者的领导行为是一种修行。在佛法中，有修因得果之论。修因也称为“布施”，《大乘义章》卷十二解释布施之义：以己财事分散与他，称为布；惙己惠人，称为施。因此，概括讲，布施就是做利益众生的事。世间人有千千万万的追求，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一类人追求财富；一类人追求智慧；一类人追求长寿。布施包括财布施、法布施和无畏布施。如世间人布施金钱财物，称为财布施，成了亿万富翁。布施佛法、佛学经典书籍以及世间一切有益的知识、技术，称为法布施，成了科学家。别人遇到危难、内心不安时，对其进行救助、安慰，使之摆脱恐惧的行为称为无畏布施，成了高官。佛家的真谛是修行——即修正人们对宇宙人生的错误的看法、想法、说法、做法，学佛的纲领是修觉、正、净，即修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对一位领导者而言，只要有“无畏布施”之心，就是处于有为而治”和“无为而治”之间，随时治也可以不治，可以有为而治也可以无为而治。世界上没有不变的方法论，这些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已，没有对错好坏。

      佛教“六和敬”思想，揭示了领导的终极意义在于缔造组织的和谐。“见和同解，戒和同修，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利合同均”的六和敬思想，本质是“外同他善”、“内自谦卑”。 在以此构建的组织中，领导者弱化强制、重在引导和服务，有各种不同的领导行为：教化、劝勉、赞扬、启发、动员，领导风格也最终会成为一种道德转化，不论领导者拥有什么样的愿景目标，追随者对于实现目标都会觉得满怀激情。这与现代社会以层级制权威为基础的控制型领导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