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有政协委员向两会提交一份提案，建议给每个公民建立“道德档案”：“我觉得应该给每个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以此来约束大家，每个人都要‘知耻’”。面对这样的提案，着实有点吃惊。再看提交者的身份，原来是一位国企的老总，于是原先的疑问就有了答案。

　　对于这种“有约束”的“档案”，我们这一代人是心有余悸的。计划时代，只要是“有单位”的人，都会有一份“档案”，掌握在“组织”手上。档案对“案主”是绝对保密的，案主个人并不清楚自己的档案中究竟有哪些“材料”以及是红、是白、是黑？于是，档案就很有可能成为单位领导整人的工具，文革中的“秋后算账”就是一种经典的说法，也曾为所谓的“黑材料”引发“文攻武卫”。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档案的神秘性及其神奇功能，已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甚至对很多人而言，有与没有、要与不要均可。但是，每当“国有”的人要想炒老板的鱿鱼，档案又成了一杀手锏。对于这些，国企的头儿们应该是很熟悉的。

　　当然，政协委员提出的“道德档案”一定不会这么黑暗。但是，同样存在以怎样的标准来衡量是否应该“知耻”，更重要的是，谁来决定谁谁谁应该“知耻”，谁谁谁毋需“知耻”。近年来，被揭露出来的贪官污吏在垮台前信誓旦旦地大讲“反腐倡廉”的黑色幽默比比皆是。可以想见，直到“东窗事发”，他们的“道德档案”中很有可能装满了“红材料”。因为有了这捞什子，一定会被当作其“政绩”的一部分。更进一步思考，要是你想到，你的“道德档案”很有可能是被控制在“黑色幽默”们手中，你的背后不觉得凉嗖嗖吗？

　　还有一个问题，道德标准是在变化的。现在有很多文章都在还我们的道德偶像雷锋作为一个“人”的真实面貌，譬如说他穿着打扮其实很时尚，也曾有过初恋什么的。我们想一想，这些在今天看来再寻常不过的生活琐事，当年为什么要刻意隐瞒起来。这些因为，现在挖掘出来的这些事迹都不符合那个年代的道德标准——“小皮鞋，喀喀响，资产阶级坏思想”。在红色经典《白毛女》的说明书上，喜儿和大春是“结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初恋”！那是一个多么惊悚的词。

　　当年学雷锋的红领巾，如今是快要退休的人了。想起我们儿时，想做好事没有机会，就从爹妈给的早点钱中省出一分钱，然后唱起“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就这样，日记中就又多了一件好事。然而，在这几十年中，道德标准起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有这么一堆东东装在你的“道德档案”中，除了可以给郭德刚们拿来逗哏，还有什么用？

　　再说，好像“道德滑坡”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社会共识，但我总有怀疑。譬如“小悦悦事件”，有18个人从她身边走过都“冷漠”了，但对此义愤填膺地进行批判的人有多少？这成千上万的人出来主持公道究竟说明中国社会的道德是滑坡还是不滑坡？再说，贵州山里的学生没有菜吃，又有多少人捐款捐物要让他们吃上热饭热菜，这说明中国古道热肠的人多得是啊！所以，中国社会并非“道德滑坡”，说道德被压抑可能更准确。

　　道德的问题，是不能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来“管理”的，法律和行政只能在道德底线上发力。要使国人在道德方面高尚起来，率先倡导的人必须像孔子那样言传身教，或者说像雷锋那样以身作则，以使更多的国人效仿并身体力行。在具体的政策法规上，给予欲行道德之人以方便也是很重要的。譬如，为贵州学生筹款的社会行动，严格说来，在中国却是不合法的。有这样的“法”，道德自然会被压抑，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