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国政权面临更替与“过大关”，内外重压之下各国政策调整可能加快，天下“大乱”催生“大治”，我们将面临全新格局。

　　当今国际战略格局可以被“数字化”地显示为“7-1-6-3-2”格局，其中：7指，美、欧、中、俄、日、印度、巴西七大力量中心；1指“一超”美国；6指美国以外的“六强”；3指七大力量中心分别属于三个不同层级，美国仍然独享第一层次，欧、中、俄综合实力属于第二层次，日、印、巴则处于大国之中的第三层次；2指七大力量中心还可被划分为两大“集群”，美、欧、日构成发达国家集群，中、俄、印度、巴西构成新兴大国集群，二者形成“对垒”的战略态势。2012年势必成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敏感年”。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危机可能深化，全球性社会动荡恐将持续，多国政权面临更替与“过大关”，内外重压之下各国政策调整可能加快，天下“大乱”催生“大治”，但“由乱转治”尚需时日。

　　保护主义阴云密布

　　一方面，发达国家短期难以摆脱困境。欧债危机难以顺利解决，欧元区与非欧元区国家之间、欧盟主要大国之间（如德法两国与英国之间）围绕危机应对与欧盟发展方向角力不断，多国银行与金融风险积聚，危机集中于南欧又催化出欧元区的“南北矛盾”，不排除个别国家“破产”及暂时退出欧元区。美债问题死结难解，国会减赤“超级委员会”两党协商失败，奥巴马总统“就业法案”被阻，美国2012年失业率仍将高位徘徊。美欧为摆脱经济萎靡，对外强化恶性竞争与危机转嫁，推行保护主义，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可能针对新兴经济体搞贸易战、汇率战、货币战，加剧后者通胀与本币升值压力。例如，美国就以“汇率平衡法案”与“双反制裁”（反倾销与反补贴）等对中国进行重点打压，并一再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名狙击中资企业在美国的并购活动。

　　另一方面，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通过扩大内需、促进内贸、推动区域与跨区域合作，仍将保持较快增长。预计2012年世界经济仍将呈现“双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发达与发展中经济体将分别增长1.9%、6.1%，世界经济总体增速为 4%。

　　缺少全球领袖的折腾开端

　　在2012年，美、俄、日、法四大国均有“大选”，中国也将举行党的十八大，国际形势既热闹又敏感，可谓大戏连台、精彩纷呈。尤其是，主要国家大选相互“扎堆”，相关国家主要精力“拼选举”，竞选各方不择手段“打选战”，大选之后“新人新气象”，“大选年”将从各个层面影响2012年的全球“行情”。

　　首先，“选举之国”政策普遍“内向化”，全球治理恐将无人负责。各方主要精力大多用于应对选举与内部挑战，经济安全与就业民生大多成为竞选主轴，加之选战激烈与选情紧绷，致使其对外关注度势必下降。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颇为悲观，他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2012年：全球领袖的缺位”一文，指出虽然2012年很可能是关键的一年，正当这个世界迫切需要更多的领导人之际，全球领导人却在“酣睡”，即积极忙于国内事务（特别是执政面临的生存挑战），同时忽视许多需要他们迫切关注的全球挑战，例如气候变化。他认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届时将只会关注一件事：赢得连任，其不会因外部挑战而让自己从大选中分神，除非欧元潜在的崩盘可能会对此构成阻碍。关于中国，他预言到：中国领导人也不打算接过全球指挥棒，他们也将专注于本国的领导层换班，中国领导人最关注的将是确保交接工作一切顺利。马凯硕据此认为，所有全球最具实力的领导人都有着充足的理由按下“暂停”键，推迟应对全球挑战，但问题是历史已经在“快进”状态下展开，2012年对于全球领导力的需求将会扩大。

　　再次，大国关系经受“大选”进程及结果的“煎熬”与“折腾”。在选举期间，各国内部问题更加容易“被外部化”，经济问题也更加容易“被政治化”，一些国家可能为对内转移视线而对外转嫁危机，在外面寻找乃至制造“替罪羊”，致使国际摩擦增多，美国“大选”尤其是如此。其中，中国崛起势必将被某些国家聚焦放大，“中国威胁论”与“中国责任论”等又将被炒热。此外，政权更替之后“新人新气象”，各国新政府调整对外政策又将引发大国关系的连锁性反应。特别是，西方大国受制于“选举周期政治”，外交被内政“绑架”的闹剧又将上演，三对重要的大国关系面临考验：

　　一是美俄关系将受俄、美大选影响，美国对普京即将“重返”总统宝座深感不安，对俄罗斯的杜马选举迫不及待地加以干涉，一厢情愿地煽动所谓的“俄罗斯之春”。随着普京“东山再起”与俄罗斯“重振雄风”，预料美俄关系趋冷趋紧，例如俄谋建“欧亚联盟”与力图重拾对“前苏联空间”的影响力，这将加剧俄美在东欧与“大中亚”的地缘争夺；二是中美关系很可能受到美国大选与民主共和两党恶斗的影响，美国两党的总统竞选人又将为其内外困境寻找“替罪羊”，再度炒作“中国威胁论”，鼓动“对华强硬”。奥巴马政府届时不管是迫于“大选”压力，或是为了在竞选中“加分”而主动“对华示强”，都将导致中美关系难免“无事生非”、横生波折；三是中日关系也将受到日本政局异动（包括2012年9月的国会众议院改选）的影响，日本对华政策仍将严重受制于美日同盟与日本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

　　两大集群“竞合博弈”

　　西方大国以美欧日为核心，新兴大国则以中俄印为关键，两大集群将在以下六大层面深入博弈：一是围绕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应对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等，竞争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二是围绕中东北非新秩序与经济重建，围绕是坚持不干涉内政还是强调“保护责任”，竞争道义制高点、地缘战略与经济权益，叙利亚将是焦点；三是围绕朝核伊核，博弈核不扩散机制主导权与地缘利益，伊核将再度突出；四是围绕网络、海洋、太空、极地四大“全球公地”，角逐“新边疆”主导权与规则制定权；五是围绕“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减排细节与新能源经济，竞争“气候新秩序”与新能源产业主导权，新兴大国在该领域的合作主要体现为“基础四国”；六是围绕亚太地缘战略格局重组，以及朝鲜半岛“新变局”、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危局”、南海“危局”这三大地区热点，竞争地缘战略影响力。其中，西方大国不甘颓势，将极力维护国际体系主导权，并对新兴大国“分而制之”，包括不择手段地分化离间中印与中俄关系等。

　　“动荡传染病”继续发酵

　　其一，中东北非的乱局难以消停，“变天”各国前景不明。叙利亚朝野严重对立，西方加紧干涉，企图趁机破解所谓“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轴心”，局面失控的可能性难以排除；其二，西方国家的悲观与极端情绪上升，美欧日结构性衰退积重难返，“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导致民众优越感锐减，失落、焦虑、怨恨情绪增长，加之2012年又有所谓的“世界末日论”，致使极端思潮趁机在西方社会滋长；其三，新兴经济体虽然尚未出现严重的社会政治风潮，但也不同程度地面临制度瓶颈与治理难题，加之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条件下对“动荡传染病”的免疫力下降，致使内外不稳定因素容易产生“共振”，新兴大国的“维稳”压力普遍上升。

　　美国“插队加塞”冲击亚太秩序

　　美国“重返亚太”的实质是要在中国的“家门口”喧宾夺主，企图全面主导亚太，怎奈囊中羞涩、“巧妇（以希拉里国务卿为代表）难为无米之炊”。与此同时，有关各方继续围绕亚太秩序的四个方面复杂角力：

　　在地区合作上，中美日印俄作为五大国，韩国与澳大利亚作为中等强国，东盟作为地区集团，八大力量博弈东亚合作机制，东亚峰会“谁主沉浮”备受瞩目；在政治上，美国在中国周边极力“掺沙子”、“挖墙脚”，投机取巧、巧取豪夺，企图将既有联盟体系升级扩大为“亚太防华网”，周边一些国家继续“傍美制华”；在经济上，中、印、东盟三大新兴经济体构成周边三个“增长极”，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复杂多元，“东盟+1”系列、“东盟+3”、中日韩并行不悖，美国强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全力抢攻亚太大市场；在安全上，阿富汗战争在十年之后出现“拐点”，美国急于甩掉包袱以“轻装上阵”，巴基斯坦安全局势堪忧，南亚力量对比严重失衡，“阿巴”地缘战略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南北矛盾与各自政局演变叠加，“后金正日时代”朝鲜半岛变数增多。多方围绕“南海问题”合纵连横，“域外大国”纷纷介入，个别国家有恃无恐，突发事件难以排除。伊朗被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指控涉嫌研制核武器，西方强权对其步步紧逼，波斯湾又现战争阴云。

　　文/陈向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