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说:“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措又移之，如是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韩非子》则指出:“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法禁变易，号令数下者，可亡也”。韩非又把法律比喻为镜子或度量衡:“故镜执清而无事，美恶从而比焉。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载焉。夫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他批评申不害在韩国制定新法时，没有废除原来的“故法”，造成“故新相反，前后相悖”的问题，证明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法家反对法律频频变更，但并不是主张法应毋顾社会变化一成不变，而是主张“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

　　法不应溯及既往如果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引导人们作出应作的行为和阻吓人们作出不应作的行为，那么赋予法律溯及力便是值得质疑的。法家对此早有所认识。《管子》说:“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令未布而罪及之，则是上妄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