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靖祥

当下中国总是反复充斥着令人堪忧的热点词汇，客流、物流和资金流，用工荒、保姆荒、柴油荒，实名制。2012年春节期间发生的两件事极为引人注目：城镇化率超过50%，中国进入了城市化社会时代；火车票实名制，以此解决春运的困难——一票难求。2月16日，为期40天的2012年全国春运工作落下帷幕，客流量高达31.58亿人次，再次创造纪录，一年又一年的春运被誉为“人类最大规模的周期性迁徙”。这些数字和故事的背后，被大家忽视而又极其深刻的社会经济问题却很少受到关注。为什么有春运？春运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是什么？结束春运与春天的到来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远？真正进入城市化时代的标识是什么？春运与城市化看似两不相干的事件，实则却是一对因果关系。粗浅的论断则是，扭曲的城市化是春运人次递增的真实原因。

春运是一场社会经济运动，春节前后人流、春晚节目总会触发伤愁和忧思。2011年春节前记忆重现，农民工队伍驾驶摩托车返乡，摩托车驶入高速路就此获得了“合法性”，一路交警保驾护送；农民工节目上春晚唱响了“春天里”，从此脱掉了农民工帽子变身为歌星。2012年春节不再重复2011，农民工演艺节目不再上春晚，山东农民在春晚上唱歌，节目就此变身戴上了“大众化”帽子；围绕春运的报道整个2012年春节期间倍增，火车票量情况，春节过后返城人流。看似脱离主题的新闻和故事背景，实则有着深刻含义。春运期间最大规模的人口流是农民工（有相关部分的数据统计为据，2011年2.4亿之多），农村劳动力流动而不是迁移，因此恰逢春节有返乡的行动。春节期间，“北上广”不再拥堵，但承载春运的铁路、公路和航空却变得拥堵。春节期间，大城市变得不再嘈杂，工厂机器声变小；一年365天除春节期间格外冷淡的乡村、乡镇和县城，春节期间变得热闹了。春节期间是集中消费的爆发期，据商务部监测，2012年除夕至正月初六，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4700亿元，比2011年春节期间增长16.2%。

城市化发展目标函数和约束变量迟迟未纳入到社会经济平衡和区域联动管理框架内，这恰恰是转型和变革中国的最大困惑，春运是扭曲城市化的测度计。社会经济发展转型中，城市化既是手段又是目标；破解城乡和区域发展失衡困局，城市化是最主要手段，各级政府在城市化实践中遭遇发展难题时越发感觉到无计可施甚至是束手无策。中国城市化正面临着发展严重失衡的大考验，截止目前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城市化都未像中国这样涉及如此众多的农村人口，国家或地区的成功范例借鉴更是难求。基于此，极有必要将“速度”和“质量”加以区别和对待；社会经济断裂管理不只是关注“协同”目标的实现，更加注重多目标体系优化和动态变迁。

对城市化的评判充斥着这样的关键词：半城市化、扭曲城市化、数字城镇化。春运很大一部分人口是城市流向农村，大城市人口流向小城镇；劳动力就业于城市，却不能迁移至城市。春运折射“两栖人”尴尬城市生活，既是重大经济问题，又是社会发展难题，难以在短期解决。春运可以说是用时间换空间，中国人的乡土情结、故土眷恋、家庭团聚，这样的交错使得春运不再是一种客流现象。背后却是城市与农村，地域空间分离的社会经济现象，由城乡二元体制和地区发展差距造成的后果。

由区域分治和城市户籍“玻璃墙”阻隔所致的城市化不具有稳定性，“优先发展经济，兼顾社会公平”的思潮引领，最终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断裂。经济和社会的协同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内容和条件，经济与社会的断裂一旦得不到及时修复，则必然使经济与社会的冲突形成恶性循环，会导致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相互联动和总爆发，2011年欧洲国家危机已经是最好的证据，并提供了反思城市化的最好范本。从上到下都应该注重城市化三大转变的时代要求：从“关注速度”转向“关注质量”；从要素的城市化转向人的城市化；从“空间城镇化”转向“人口城镇化”。

城市化与城镇化：殊途同归？中国推进的是要素城市化——土地和劳动力，而不是人口城市化。城镇化速度更是惊人，城镇化解决不了人口的地域空间流动难题。如果哪天没有了春运，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结束，或者彻底的人口城市化成为事实；如果要结束春运的集中资源投入使用和最大负荷运作，火车票实名制这样的手段也还是小儿科，需要通过健康的城市化来实现，客流不再集中于春天——春节，任何时候都是正常的。借用《我不想说》的歌词结束我们的讲述——想想长长的路擦擦脚下的鞋，不管明天什么季节，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一样的我就在你的面前，一样的路一样的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