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地域文化特点
姚怀亮
在周代，华夏文化主要由南、北两支文化合而组成。北支文化为中原文化，它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南支文化即楚文化，它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而中原文化的典型代表则是诞生于黄河流域的秦文化。
长期以来，人们将商洛文化的地域特点归结为“秦风楚韵”。有的文章还将其进一步发挥为“既有北方之旷野，又有南方之灵秀”，相比之下，还是前者概括的较为准确一些。但是，对秦、楚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挖掘先秦时期华夏文化的精髓，寻求秦、楚文化与当代商洛地方文化的某些共通精神，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有益的养份，这些具有较强理论意义和历史、现实意义的课题研讨，目前在我市基本还是一个空白。因此，比较秦、楚文化的异同，探讨其发展规律，对于把握商洛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及现实表现形态，籍以充实和丰富当代商洛文化的内容，实现商洛文化的突破发展，都不无裨益。
一、春秋战国之际，秦、楚两国与商洛密切的历史渊源
欲弄清秦、楚文化对商洛文化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影响，首先必须对秦、楚两国在春秋战国之际与商洛地区密切的历史渊源有一个轮廓的了解。
楚作为一个民族应该由来已久，可能在时间上要早于西周，但其作为一个国家，则是崛起于西周，强盛于春秋战国，衰亡于战国末期。当其全盛之时，曾执霸主牛耳，其问鼎中原之实力，令周天子心惊肉跳，让诸侯国退避三舍。到战国时，天下虽然出现“七雄”纷争的局面，但真正强大者唯秦、楚两国而已。以前人们都以为，楚国最为辉煌的历史发生在江汉平原，但自上世纪70-80年代，考古界对湖北江陵纪南城的多次发掘，确定了该城实为战国时期所建，说明楚国定都于此只是其800余年历史中的一段而已。那么，春秋时期的楚都究竟在哪里？成为我国历史学界和考古界长期难以解决的重大疑案。
据战国时史官所撰的《世本》一书记载：“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鬻熊是楚人始祖祝融的后裔，在殷商衰落周族兴起之际，他率族投奔周文王姬昌，曾担任“文王之师”，史称“鬻子”。到鬻熊的曾孙熊绎时，周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史记·楚世家》)。而“丹阳”究在何处？一直是历史学界、考古学界长期争论的热点。一说在今湖北秭归，一说在今湖北枝江，或说在今湖北南漳一带，或称在今河南淅川，但均拿不出有说服力的文化遗存铁证，而且根据近些年学术界研讨的情况分析，上述说法也确有诸多难以圆通之处。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著名荆楚历史地理学者石泉先生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率先提出“熊绎所居丹阳城当在今陕西商县的丹江河谷”的新观点。其理由是：①《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有楚右尹子革回答楚灵王的一段话，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供王事”。熊绎既建都于丹阳，又 “辟在荆山”，可见丹阳距荆山应不太远，甚至可以认为丹阳就在荆山脚下。《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所记周瑜就曾说过：“昔者楚国初封于荆山之侧，不满百里之地。”说明熊绎受封之始就居于荆山旁边。而在今商县附近，丹江上游一带，古有楚山三座(秦王山、刘岭、商山)，楚水二条(南秦河、三十里铺河)。另外，丹江上游北部偏东诸水源中，又有名荆水和大荆川、西荆川者。而且这些楚山楚水早在魏晋六朝时已见于文献记载，其历史渊源之久，可以想见。“荆”、 “楚”二字，上古通用，则楚山亦可称之为荆山。而荆山脚下，正是商州之所在的“丹江之阳”河谷平原。这同商末、周初楚人早期活动的场所，熊绎所居的“丹阳”和“辟在荆山”的地望与名称皆能相合。②商于道又是逾秦岭、蓝关，通往关中平原、西周王都的大道，正符合西周初年周、楚交往较密的史事。③西周初年，熊绎所居的丹阳地理环境较为艰苦，近旁有高山，荒芜偏僻，但也应有一块比较平坦的土地。较之淅川来说，今陕西商县其自然环境当更相合些。另外，商洛特产中也盛产楚人当时“以供王事”的“桃弧棘矢”(弓材)和用以滤酒的“苞茅”(龙须草)。因此，似可认为熊绎所居的早期楚都丹阳，宜当在此。(以上观点摘自石泉、徐德宽《楚都丹阳地望新探》一文，原载《江汉论坛》1982年第三期。)
周昭王时，屡次出兵南征，迫使楚人沿丹江河谷下徙。下到周夷王以前数十年间，楚人终于在丹江下游(今河南淅川县境)的“丹、淅之会”，建立起了新都。按照中外历史上地名随人迁徙的惯例，新都仍称作“丹阳”，“荆山”之名也随楚人的实力所及越过汉水，移植于汉水西南今湖北南漳西北的八十里左右处。
因循石泉先生的思路，周光林、郭云进两位学者认为，周王朝之所以封鬻熊、熊绎的部族为“楚”，当与其居住的地名有关。《左传·隐公八年》载：“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命之氏”。意思是说，周天子封建诸侯，根据出生地而赐给姓，根据分封土地而称氏。楚国之所以得名为“楚”，当渊源于丹阳附近这些楚山和楚水(详见周光林、郭云进：《楚都丹阳地望新探》，原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四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
楚成王三十七年(公元前635年)，秦、晋联合伐鄀。其时楚申息之师戍守在商密。秦人绕过析县(今淅川)，悄悄地绑架了一些楚国的士兵，让这些人去围攻商密。并且假称已与楚将斗克和屈御寇二人达成了协议，骗开了商密的城门。嗣后秦人俘获斗克和屈御寇而去。楚成王急命子玉率兵去追秦师，不及而返。鄀为秦、楚界之小方国。商密，杜预注《左传》谓，为“今南乡丹水县”。根据康熙年间编纂的《续修商州志》的说法，商密故城在今丹凤县竹林关之西南，旧名丹水县密阳乡，其城晋兴宁末上洛太守王靡之曾予以改筑。嗣后，楚国为了加强对上洛的控制，于公元前632年曾委派子西为商公，驻守商邑，以监视秦、晋两国动向。子西，即斗宜申，曾任楚工尹。公，即楚制县令的称谓。同年四月，晋、齐、宋、秦之师与楚、陈、蔡之师，战于城濮，楚师大败，齐桓公遂称霸诸侯，上洛亦为晋占有。公元前377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时，上洛转而为魏国所有。其后楚、魏战于陉山，魏惧秦援楚，许秦以上洛之地，商于六百里的土地从此归于秦有。秦孝公十一年(公元前351年)，秦“城商塞”，就是将商邑作为自己边界上的要塞而在此修建起坚固的城池。十一年之后，秦孝公因卫鞅率军东伐，连破魏军，收复了河东之地，遂以商十五邑封鞅，鞅因此号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有怨望者。其时，商君过去的一位朋友叫做赵良的人，曾劝说过商君莫要“贪商于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可见商于经过楚、魏、晋、秦四个国家的相继开发，此间的经济社会已相当发达。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
“秦风楚韵”探析(二)
按楚人心理，商於六百里土地曾是楚人的发祥之地，上洛也是楚人最早开发出来的，楚国理所应当拥有对它的占领权。再者“商(又)系秦楚咽喉，幽林菁谷，最易伏戎。况西距关中，北距崤函，东距宛邓，悉道阻长。”“脱有不虞(此指战事发生)，置邮之羽书未至，斥堠之烽火已传。秣马洗兵，灭此朝食，易易耳”(王廷伊《续修商志》语)，上洛之地完全可以作为楚国西北部边境上阻挡秦人进犯的险固军事要塞。因此，数百年间楚国历代国君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商於之地的眷恋和追求。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秦国准备攻打齐国，而齐、楚两国交好，秦惠文王担心楚国会出兵援齐，所以先派说客张仪去游说楚怀王。张仪欺骗怀王说，若楚国同齐国绝交，秦国愿意将商於六百里的土地还给楚国。楚怀王不知是计，竟高兴地对群臣说：“吾复得吾商於之地矣！”后来楚使者去秦国办理土地交割手续时，张仪竟翻脸不认帐，反而说自己原先承诺的是六里土地，而不是六百里。怀王闻之大怒，乃发兵伐秦，秦出兵迎击，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并趁势破取楚之汉中地。怀王又悉发国中全部兵力，深入秦地，双方战于兰田。魏国闻楚师尽出，国内空虚，趁机出兵袭楚，楚师惧而自秦撤军。秦又乘胜追击，攻取楚之析十五邑。
楚怀王三十年，秦昭王与楚约为婚姻，欲与怀王会于武关。屈原劝怀王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却劝怀王说：“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刚入武关，秦伏兵即断其后，并将怀王绑架至咸阳。秦要挟怀王割巫与黔中二郡于秦，怀王弗许。三年后，竟客死于秦。从此，楚国国势日蹙，终于在公元前223年被秦国消灭。
从公元前635年秦晋攻打商密，图谋商於开始，到公元前377年秦国终于从魏国手中取得上洛，前后历经258年的时间，可见秦谋取商於的野心真可谓是蓄谋已久啊！而楚人为了他们的“商於情结”所付出的代价，也算是异常悲惨而沉重。
二、秦、楚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每一种文化的内容都是相当于博大而广泛的，笼统侈谈其特征是难以揭示其文化丰富内涵的。当然，每一种文化也都有很多可以展示的层面，所以我们不妨从秦、楚两国所处的地理位置、生活环境、综合国力、历史状况、文化背景、法制理念等侧面去分别进行剖析，方能掌握秦、楚文化不同的内涵和特征。
其一，看地理位置。
楚居南国，长期被中原诸夏斥之为“蛮夷”；秦处西陲，也曾被华夏诸侯视为“翟戎”。这种相同的偏居地势，使他们在图生存、求发展的过程中，能够独行其是，从而逐渐形成了他们自己鲜明的经济文化特色。同样，楚、秦的先祖都曾接受过周王室的封号，与中原诸夏有着剪不断的联系，同时他们又都身处蛮戎之地，不可避免地要同周边的少数民族往来交流。而楚人却从不固步自封，从来不拒绝外来文化的合理因子。楚人当初提出的民族政策是：“抚有蛮夷，以属诸夏”，表现出了开放融合的思想，比孔子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主张都要进步。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楚人兼采夷夏之长，积极开展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在开放的基础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同时在融合中也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生机。秦穆公时任用百里奚为大夫，整顿内政，奖励生产，国家逐渐富强，疆土向东扩展，始与晋国相接。但秦国其时的国力终究不如晋国，以致秦人东进的道路被晋国牢牢扼死，无法向东迈出一步。于是秦人只好转而向西戎方向发展，它奉行武力征服、远交近攻的方略，因而史称穆公“开地千里，益国十二，遂霸西戎”。可以看出秦在民族政策上实行的完全是霸权主义和武力吞并。
其二，看生活环境。
秦人的发祥地在中国西北地区，那里气候干燥，自然条件恶劣，农业收入甚低，人们以极不稳定的游牧生活为主。入主关中后，泾、洛二水之间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粮食产量极低。秦用韩国水工郑国开渠以沟通泾、洛二水，使泽卤之地变成“收皆亩一钟”的沃野良田，从而使秦国逐渐富庶起来。相比之下，楚人是极其幸运的，他们从偏僻的丹江河谷中向肥沃的江汉平原迁徙，兼施“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全国几无饥馑之患。《吕氏春秋》说：楚“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看来并不夸大。秦、楚截然不同生活环境，使秦人楚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差别，反映到文化观念上，自然也各异其趣。
其三，看综合国力。
在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中，秦楚两国代起迭兴。于战国时期的七雄争斗中，秦楚两国一直是对峙虎视，各不相让。风云际会的东周列国，逐步形成了“连横”、“合纵”的两大敌对阵营，秦、楚两国则分别在这两大政治军事联盟中充当“执牛耳”者。
苏秦以“合纵”之策游说楚威王时曾说：“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楚。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此其势不两立。”楚国的综合国力灼然可见。
张仪在为秦行“连横”之策而游说楚王时，也曾对秦国的综合国力作了如下描述：“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国。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山丘。法律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严以明，将知以武。虽无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险，折天下之脊，天下后服者先亡。”可见，秦、楚两国在军事实力上是势均力敌，难分轩轾的。
其四，看历史状况。
就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秦、楚两国有着类似的命运和经历。殷商时期，他们的先祖都辅助过周人。商亡之后，它们都被周人分封到偏远蛮荒之地，创业艰难。及至西周、东周王室衰微，它们才获得了发展的机遇，征服了周边许多的方国和部落，方才日益强大。当此之时，周天子曾警告楚成王说：“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楚成王死后不数年，秦穆公亦被周襄王分封为西方霸主，目的就是为了阻止秦人东扩。随后，羽翼渐丰的秦、楚两国不约而同地摆脱了周王室的钳制及约束，将进攻的锋锷指向中原。春秋中期，秦穆公和楚庄王先后登上霸主宝座。战国时，秦、楚两国又相继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并分别组建了两大敌对阵营。虽说双方的较量最后以秦灭楚而告终，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诀誓，使秦始皇建立起来的秦王朝仅享祚十五年，便被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一大批楚人的后裔所颠覆而灰飞烟灭，从而使汉室勃兴。(未完待续)
“秦风楚韵”探析(三)
秦、楚两国从幼小到壮大，又由壮大以至衰落，再经衰落而臻复兴的发展历程，有其法律文化的根源。秦国深受法家思想的浸染，行急法峻令，重典治国，有利于一统天下。而楚国久沐于道家思想，崇尚“无为而治”的自然法则，便于调和社会矛盾。但是，道、法两家都有其片面性，它们只能行一时之效，而不能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西汉“文景之治”之所以被史家称为盛世，就是西汉统治者洞悉了秦、楚两国的历史教训，熔儒、法、道诸家之治国思想为一炉，杂霸道、王道而用之，如此构筑的汉文化体系才适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基本上达到了经世治国的目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世界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以后，曾无限感慨地说：“就成果的持久性来说，汉朝的创建者可以算是所有统一国家缔造者中最伟大的政治家。”其原因概在于此。
其五，看文化背景。
楚文化与秦文化都是中国上古社会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他们都融有中原文化的因子，和当地土著民族的生活习俗与价值观念。同时，二者的区别也是较为明显的。楚文化的显著标志是多元性，秦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一体化。其时，道家思潮风行楚地，从而使楚文化充满哲理的思辩和浪漫的色彩。楚虽一度起用法家人物吴起，但基本上还是以道家为主，兼采众长。秦文化则注重现实，追求动利，法家思想已成为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意志，认为法令是“为治之本”，“法在而国治”。楚人具有不分畛域互相学习的开放气度，不惮躐等破格的进取精神，以及不厌领异标新的创新意识。秦人虽也有进取精神，但多是战争机制下奖励军功的利益趋动，而其开放程度和创新成就与楚人相比，则略微逊色。秦人内敛、偏激、趋利的特点虽则落后，但其却从政治与军事上最终战胜了文化上相对先进的楚国，看来楚文化内涵和民族心理上还存在着较大的缺陷。
其六，看法制理念。
法制理念涉及到公法文化和私法文化。公法文化浸润着秩序第一、等级特权、团体本位和权力至上精神。私法文化，则洋溢着正义第一，自由平等，个人本位，法律至上精神。比较而言，秦的法制文化可谓是典型的公法文化，楚的法制文化则蕴含着某些私法文化的因素。在法制理念上，秦人视官吏为父母，国家利益与君王意志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因此秦人能够相互集结而形成一种合力，这对于秦国能够横扫六合，一统天下是至关重要的。楚人的法制理念因受私法因子影响，个体本位观念较为突出，各自为阵，力量分散，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楚国在抵御外侮和对外扩张方面的威势日渐式微，秦楚之争也终于以秦胜楚败而宣告帷幕降落。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后，有一番详论颇能发人深省：“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各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起)能有功也。”然而，秦人的法制理念虽然有利于开疆扩土，一统九州，却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安国抚民。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人的自主创新精神和自由发展，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秦、楚文化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秦人楚人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即民族心理方面，对秦、楚文化的基本特征进行展示。楚文化在民族心理层面上的特征是崇火尚凤，亲鬼好巫，天人合一，追求浪漫。与秦文化的尚土崇龙，敬鬼远神，天人相分，注重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秦文化偏重于礼法，楚文化偏重于情感。爱国、忠君、念祖是秦、楚文化的共通之处，但楚文化在爱国忠君念祖方面，可能要比秦文化表现得强烈深沉一些，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屈原的《离骚》《哀郢》《涉江》中强烈地感受到。
三、秦、楚文化对当代商洛地域特色文化的影响及其现实意义
楚人居丹阳时，属立国之初，地僻民贫，势弱位卑，因受艰苦生产条件和落后生产方式的制约，只能“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不可能缔造出自己比较有特色的文化。同周边小国的文化接触也不多，因而当时它的文化主要是受周文化的薰陶和影响。直到春秋中期，楚方才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以一种完全崭新的姿态呈现在历史屏幕之上。这一观点，我们还可以通过1996年发掘的丹凤县巩家湾遗址，和1997-1999年发掘的东龙山遗址出土的陶器群为代表的文化面貌中得以证明。例如：上述遗址出土的陶鬲皆与周文化陶鬲有着显著差别，而与湖北真武山遗址所出土的西、周中晚期楚式鬲比较接近。园肩浅腹盆和带箍的矮柄豆也同时表现出楚商邑的物质文化遗存特点。战国中期以后，丹江上游的楚文化逐渐被秦文化所取代，造成这一文化变迁的历史原因，当与秦孝公十年“城商塞”，二十二年又封卫鞅于商等历史事件密切相关。
当然，先秦之后，随着西汉王朝的建立，大一统的华夏文化逐步趋于完善成熟，富含秦、楚文化特征的商洛地域文化，因为地近长安，地望雄剧，毫无疑问地会被抹平和刷新。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商州志书《商略》(任庆云编撰)就说：“汉高祖(刘邦)发巴蜀之民定三秦，迁巴蜀渠率(户族首领)七姓居商洛，由是风俗不改，习尚清高，有四皓之遗风。人性质实，士风简朴，男务耕猎，女职蚕绩(绩，缉麻线)。古称商人(即商州人)尚质(崇尚质朴)。质，文之孕也(文，文采。孕，喻如胎之包衣)。明二百八十年，崇熙累洽(社会越来越清明安定)，一洗晋唐以来兵革之陋，山川之苞蓄犹未尽泄其俗(山川的茂盛气象一直积聚着，民风民俗还没有完全改变)。农尚力作，不鹜商贾；士宗师说，不喜奔竞(不愿意去追逐名利)；公无干谒，贽不筐篚(出入公庭没有为了私利而去干求请托的。求见官员的贽敬礼物，男不过布帛、禽鸟，女不过榛栗枣修，以示虔诚，决不会用筐篮盛放贵重的锦绮之属去进行贿赂)；工不奇技，器不淫巧(用物器具不过于奇巧而一无用处)；女节殉夫，氓愚畏吏；乡绅养高，庭无请嘱(到公庭去也不以私事相托，通关节，走后门)；悬车徒步，气劲言直。冠(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要加冠，称为“冠礼”，令其去幼稚而知成人)、婚、丧、祭，邵可立有谕俗之约(当地退休官员邵可立著有《谕俗韵言》一书)，龚錞有婚书之条(明万历年间商州知州龚錞著有《移风固言》一书)”。《商略》对商州其时风土人情的描述，使我们可以想见自汉唐以迄大明我们地方的民风民俗，已经完全沐浴在华夏文化大的社会氛围之中了。但我们还可以从上文所说的：“古称商人尚质。质者，文之孕也”这段议论中，依稀看到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楚文化俏丽的影子。(未完待续)
“秦风楚韵”探析(四)
明末清初，大量湖广、赣皖移民的涌入和落户又使商洛文化重新受到楚文化的感染和影响，商洛人融化在血液里的楚文化因此再一次被唤醒和复活，而土著的商洛原住民却又顽强地固守着北方文化，尤其是秦文化及其民风民俗，以至于形成了今日“秦风楚韵”的地域文化特色。我们说，民族的融合需要漫长的时间，两个异质的地域文化及其衍生的民风民俗和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的融合，同样也需要有一个碰撞、摩擦、磨合、相知、相谅，以至于走向和谐相处、睦邻友好境界的漫长过程。然而这个过程最初的碰撞所带来的感觉却是苦涩的、扭曲的。相互排斥当然是来自同一个地域上同时存在的两种强势文化。最先痛斥秦俗的是西汉政治家、文学家贾谊，他在《过秦论》和《治安策》两篇文章中说，秦人嗜利，父子都可以互相竞争，甚至因此而成为仇敌，这和禽兽有什么不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丑陋现象，都是由于商鞅变法鼓励人们抛弃礼义仁恩，一唯攻战灭国而带来的流弊。贾谊的观点当然是偏激和错误的，但是它代表了当时楚人对秦人秦俗的看法。秦人看楚的代表言论，当数顺治十年的抚治商洛道张道湜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商洛“民淳，讼易得情。其奸险者必外来借籍者。”民国《山阳县志》说的更为露骨：“辞讼批阅案牍，秦人百无一二。籍命居奇，事涉影响，巧等射工以及拐骗等情，皆外来之人也。盖秦俗朴，其失也愚；楚俗巧，其蔽也诈。”于此可见，下户人落户商洛初期土著居民对他们的成见是很深的，其内心也不乏对下户人的歧视。
下户人吃苦耐劳，俗重农功；勤俭持家，依靠生产致富。同时，他们赈贫恤困，乐善好施，十分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对移民区和共居地的优秀道德观、价值观的重新塑造和建设起了一定的昭示、推动作用。为了共建地方良好的社会秩序，下户人与当地土著人自觉地结成同盟，议立乡规民约，树立各种禁盗禁赌，禁止毁林开荒的“戒碑”，这对于维护地方社会安定，保障全体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安宁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诸如此类的禁条碑，目前文物部门搜集到的已有二三百通。如：镇安云盖寺黄龙峡村的《黄龙峡禁碑》(清乾隆三十三年立)、山阳县元子街寨子沟村的《西里三甲二碑序》(同治十二年立)、丹凤县赵川黄婵村的《禁碑》(嘉庆十八年立)、商南县双庙岭乡梳洗楼村的《保护山林禾稼禁约》(光绪十四年立)等等。大量事实都一致说明，清代中叶，秦人楚民此一期间已经基本消除了隔阂，团结起来，共同负起地方经济社会的开发建设责任。这一方面是当时司政者治教风励，整饬化导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秦楚文化长期浸润、融合的必然结果。
但是，秦人楚民的和谐相处，并没有泯灭秦风楚俗的不同文化特色，因为每一种文化的形成和流播都有其根深蒂固的历史原因和经济社会背景，以及文化传承者们一直固守着的文化心理和宇宙观、价值观。时至今日，商洛土著居民和下户人不仅“语言至不齐一。附近县城一带多秦音，余则方言各别。”(民国《增修山阳县志》语)，而且民风民俗也相差较远，最为明显的是“祭礼”：土著居民多以龛盛主，高祖、曾祖考妣礼事并祀。大户族旧时还有创宗祠、立祭田、续族谱者，得尊祖宗、联宗族之意，人们皆以为是民情风厚之一端。下户人则普遍敬“天地君(国)亲师”，充满敬天崇地、爱国念祖、联疏为亲、尊师重教的楚文化心理。“婚礼”，在求其别二姓、明伉俪之义方面秦人楚民基本无异，但在婚俗上又有区别。当地人迎聚新娘皆选在上午，下户人则多待日头落山的黄昏时分新娘方才启程。拜堂，土民一般选在天井或院落之中。拜讫，手扶圣斗，升堂入室。客民则须拜于堂上，践毡之后，并入洞房。婚后“邀十”，土著民之新妇，十日后始归宁(俗称“回娘家”)，例皆居止九日而返。客籍之民则否，类皆岁时佳节始归，俗曰“回家”。
当然，无论秦风楚俗都有其糟粕。比如婚礼卯筵侈费，会亲酒滥觞，浪费严重，过分讲究排场体面。“丧礼”，薄养厚葬，殡仪多用杂剧，兼尚花火，妄费破产，有的悲情近于作秀。这些陋俗都应该在今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活动中，努力加以摒除和刷新。
当然，经过数千年的历史风云和沧桑巨变，今天的秦风楚韵已同当年的秦、楚文化内涵有了一定的差异，但其主干仍然存在，风韵犹存，从而使商洛地域文化呈现出秦、楚文化交织交融又色彩各呈，而且二者又共处于相互掩映生辉、卓越异象的美好状态。因为长期的相互渗透、相互学习，两种文化现今已经结合得十分紧密，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很难界分。但细致观察下来，还是可以分出彼此来的。我以为，当今商洛文化的“秦风”主干部分仍然是质直朴鲁、笃于仁义、刚毅果断，注重现实、安土重迁、偏激功利。而“楚韵”的核心内质，则是脑力富强、质朴无华、内方外圆、灵秀机巧、绵里见刚、天人合一。不知以上观察和归结是否准确，谨供同志们参考。
总而言之，“秦风楚韵”作为商洛地域文化突出的地方特点，是历史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应该加以珍惜和爱护。当然其中也因袭了历史的黑子和泥沙，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地去继承其中那些优秀的文化传统，以充实和丰富我们正在致力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时，两种文化数千年来能够互相借鉴学习、和睦相处，共同为商洛地区的开发建设努力奋斗，携手前进，也为我们目前正在构建的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基础和促进上述宏伟目标实现的有利条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