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没有编辑敢发表这篇文章，只好在这里自娱自乐了，但愿有识之士能够看到并广为传播。不敢正视问题，甚至不敢给正视问题的人一个平台，改革还怎么搞？还要不要解放思想了？真是悲哀！）
一．争论，还是不争论？
2004年8月9日，香港大学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的一场公开演讲中，点名批评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由此点燃了一场迅速席卷全国的“郎顾之争”。
争论从国企改革问题开始，迅速向着主题深处的所有制、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问题延伸。争论的主体从学术圈迅速蔓延至社会各界。代表社会不同立场的人物和理论悉数登场，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大阵营。一时群情汹涌，唇枪舌剑，场面蔚为壮观。有人形容，这是中国思想解放史上的第三次“交锋”，其作用和意义，将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留下最浓重的一笔。
然而，这场被迅速点燃的大火，最后却演变成“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争论双方在将底牌亮出以后，似乎都感受到议题的宏大与沉重，及其理论准备的不足。于是，顾雏军戏剧般地锒铛入狱成为一个契机，争论在没有胜负结局的情况下，极其怪异地戛然而止。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争论，还是不争论，竟然成为两大阵营内心的纠结。
我们无比怀念那段思想得以尽情激荡、交锋、砥砺的岁月！
我们必须直面“不争论”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必须对产生“不争论”的原因予以准确的剖析。
必须警惕的是：小平同志的“不争论”发明正被一些人滥用。
小平同志所说的“不争论”，是针对某些不涉及原则、立场和方向的具体措施和手段而言，以免无休止的纠缠而耽误了改革发展的时机。对于涉及原则、立场和方向的重大理论问题，小平同志从来都是旗帜鲜明主张“要争论”的。这在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论体系里面已经做出了全面准确的表述，这也是我党实现其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基本态度。
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如何借鉴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经验，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条件，对国企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规范运行和考核激励，需要进行大胆的尝试，也允许一定范围的试错。对待某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如果看法有分歧，尺度不统一，可以先“不争论”，不必拘泥于枝末细节，可以通过实践来检验其对错。但是涉及到国有资产存在的范围、形式、比例和作用，涉及到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当然需要争论，而且必须争论。
“郎顾之争”中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议题，就是一个必须争论且绕不过的重大理论问题。遗憾的是，争论的一方看出了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却开不出解药，只能呼吁这样的改革要“停下来”。另一方极力回避核心问题，绕了个弯，坚称改革“不能停”。争论没有在一个焦点下充分展开，因而也无法取得基本共识。于是，“不争论”被抬了出来，成为各自的下台阶。更为重要的是，争论持续下去，在学术理论语境背后，阶层（阶级）的立场已无所遁形。这或许是其中一方不愿深入的原因，也是主流社会不愿意过早触碰的问题。“不争论”成为隐形裁判的中场休息哨子。
此后的8年，一方面表现为以央企为典型的国企方阵集体走出困境，面貌焕然一新，并在金融危机中凸显“国家队”的作用和风范。但是对其实现崛起的根本原因说法不一，各执一词；改革成本究竟有多大，是否符合最优的市场化资源配置，众说纷纭，难以统计；国资红利该怎样回报民众，仍在争执不下；可持续发展能力如何，尚且有待观察。另一方面，围绕“国进民退”之说，“民”怨沸腾。再结合着对“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得利”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臆想与猜测，国有资产私有化主张一直不绝于耳，乃至公开主张，甚嚣尘上。“不争论”并没有使双方的分歧因时间和形势的变化而消弭，反而牵涉出更多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分歧一直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潮底层潜行，长时间地积蓄能量，如今正在强有力地浮出水面，成为当今社会阶层（阶级）利益撕裂、改革共识破裂、政治诉求分裂的最危险因素。
如今，“不争论”正在产生变种。比如有人提出要消除“所有制鸿沟”，突破“姓国姓民”的桎梏，不讲原则地和稀泥；有人把正常的争论视为“反对国企改革”，企图通过封杀不同声音来制造“不争论”；有人干脆只做不说，闷声发财，根本不给你争论的机会；有人争论观点是一套，实际路径是另一套，打着左灯向右转。如此这般，千奇百怪。
八年过去了，该思考的已思考了，该实践的也实践了。当初绕着走的巨石却依然横亘在我们面前。作为对八年前那场没有结局的“交锋”的最好纪念，我们是不是该再“争论”一下了？
这场“争论”迟早要来。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与其拖延，还不如来一场干脆的。
“郎先生”归来！“顾先生”归来！
二．务实，还是务虚？
如果确定重启“争论”的话，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在什么层面上展开“交锋”？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了解八年前“郎顾之争”的真实起因。
表面上看，是郎先生不合时宜的一次质疑，与顾先生不识时务的强硬反击，两者发生了具有媒体效应的碰撞所致。有人说，郎先生此前质疑海尔张瑞敏和TCL李东生，结果后者并不回应，拳头打在棉花上，质疑也就不了了之。如果顾先生学会韬光养晦，不要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学者张牙舞爪的话，事情根本闹不起来。
其实，以国有资产流失为表征的“抓大放小”改革到那个份上，即使不出现郎先生，也会有其他人捅破这层窗户纸；即使顾先生隐忍不发，也会有其他人破口大骂，导致场面失衡。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总会集中爆发出来，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至于谁来点火、何时点着，那只是发展过程中的偶然。这样去理解“郎顾之争”的起因，才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国企改革的矛盾和问题不断积累的呢？
回顾国企改革的整个历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国企改革的理论创新一直滞后于实践探索！国企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强行启动的。依据当时的认知水平和舆论环境，苛求改革要谋定而后动显然是不科学的。所以，小平同志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提出“不争论”和“摸着石头过河”，体现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战略家和革命家的胆识。现在回头看，国企改革的前半段，至少在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前，国企改革一直处在曲折的“试错”过程中。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十六大、十七大的进一步阐述，才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科学的行动纲领，基本明确了国企改革的大原则和大方向。但是在此路线方针政策大框架之下，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仍有待破解，涉及到具体的改革细节，仍需要大量的理论充实、完善和创新。由于整个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特别是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分歧一直存在。理解与认识的分歧借助于理论的滞后，便将实践上的摇摆和偏差不断地放大，导致矛盾和问题的不断积累。
理论的滞后又和中国学术界的浮躁有关。在国企改革理论探讨中，鲜有能将历史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经济与政治、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理想与现实等因素融会贯通于一体的学术大家。许多研究成果不过是改革过程与经验的总结，或他人学术观点的汇总，以及对舶来品的中国语境表达而已。学术界越来越喜欢“务实”，喜欢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发表宏论，指指点点。一些学者已然成为“学术明星”。他们拿捏着媒体的喜好，揣摩着大众的情绪，习惯于就国企改革的某一个枝节问题，从某一个角度发表“灵感式”的观点，说说而已，说完拉倒。
比如，在“郎顾之争”高潮中突然叫停大中型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理由是“环境和条件在中国尚不具备”。那么，当“环境”和“条件”具备了，是不是就可以实施了呢？显然没有讲清楚。近几年说到竞争性国有大企业不能“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理由是“民营企业没有足够的实力接手，最后只会落在跨国财团之手”。那么，如果民营企业足够强大了，国有大企业是不是就可以完全一退了之了呢？还是没有说明白。
八年前发生的“郎顾之争”，使上述重大理论分歧被动地公开化了，是两大阵营一次难得的、正面的“偶遇”，本来应该来一次雌雄对决，分出高下。但是由于“务虚”与“务实”交错在一起，导致焦点弥散。再加上学术界自身的不足，更多的时候是各自表述，对天放空枪，结果谁都没有被打中。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重“务实”、重实践、重“怎么办”、干起来再说，侧重于让实践来检验真理的话，那么在矛盾已不可调和的当下，应该重“务虚”、重理论、重“怎么看”、看清楚再往下走，必须回归让真理来指导实践。
如果确定重启“郎顾之争”的话，让我们来一场彻底且纯粹的“务虚”。大家都把各自祖传的“本本”和“秘籍”拿出来，摆事实，讲“道理”。在把“道理”讲明白、说清楚以后，让我们怀着无比坚定的信心，朝着更加清晰的目标，重新上路。
三．左派，还是右派？
写下这个题目的心情是如此地沉重。
八年前的“郎顾之争”，如果要说有什么后遗症的话，那就是它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把中国社会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人们把尘封已久的斗争标签——左派和右派——翻了出来，分别给两大阵营的头面人物贴在脸上。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不再对这样明显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标签避之不及，更有甚者主动替他人站队，给自己画符。于是中左、中右，极左、极右，新左、新右，老左、老右……
由于绝大多数的人对左和右的准确含义并没有深入的了解，仅有的是对文革残留的记忆，于是相互开始掺杂了对好人坏人善人恶人的角色认证，正常的学理争辩也带有了非理性的羞辱成分，甚至人身攻击。君不见，但凡视对手为右，则将之与腐朽势力、敌对力量挂钩，置你于宪法的裁判之上；但凡视对手为左，则将之与极端的、暴力的文革遗风等同，晾你于道德的审视之下。与历史上大不相同的是，被冠之以右，可能还是一种时髦的雅称，说明你敢说话、有担当；被称呼为左，基本上就是骂人了，说明你思想守旧，阻碍历史前进。如果不幸被定性为极左，你基本上就没有发言权了。比如某位被归为左类的著名学者已公开抱怨：“现在的论坛基本上都不邀请我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虽然被归为右类，但是在其行动哲学上却是极左的一套，即妄顾客观事实，脱离基本学理逻辑，极力渲染片面的、负面的、不实的数据材料，提出一些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和现实可能的建议和主张，并极力揶揄、丑化和压制争论对手。
遗憾的是，这样的风气一直延续至今，甚至愈演愈烈。
这样的争论还有意思吗？还能分辨出是非因果吗？
喜欢以左右来划分人群的人，请看看“维基百科”中关于“左派和右派”以及“大中华地区左派、右派”的解释，看看这些称呼的历史起源、名称发展及其对当代称呼的质疑，大概谁也不好意思再随意地乱用了。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左，什么是右。
在国企改革问题上，现在比较通行的（或者说是默认的）划分标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谓之左，信奉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谓之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谓之左，主张全面私有化的谓之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谓之左，倡导西方资本主义彻底市场化的谓之右；坚持走共同富裕发展道路的谓之左，维护自由竞争效率优先的谓之右，等等。
笔者不同意做这样的划分。其一，这样的划分，等于是把党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强硬地加上了“左”的标志；其二，在这个“左”的一边，存在着“形左实右”的东西。在这个“右”的一边，也存在着“形右实左”的成分；其三，左右之争应该是平等的，不应以国家机器为某一方背书。
说了这么多的“左”“右”，自己仍没有搞清楚，也没法说服他人，更难以上升到学术的层面。于是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左右之分不是一个好东西！左右之分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臆想。因为有这个主观的臆想推定，必定会影响我们对真理的认知，甚至影响我们整个追求真理的过程和手段。真理是没有左右之分的。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找到了真理，把握了真理，就不会有左右的摇摆。也许真有那么一些人、一些团体或一些势力对所谓的“右”的追求有所偏好，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与之公平、公开地论战，也并不影响我们从对手的身上发现寻找真理的线索。
因此向中国的学术界和媒体倡议：从此不再以左右自诩或者互封。在追求真理的途中，我们彼此就是不可或缺的对立统一体。
“郎先生”不必因“左”而以为就胜券在握，“顾先生”也不必因“右”而遮遮掩掩。让我们作出这样一种基本的信任——所有的学者，不管他们曾经表现出怎样的“左”“右”观点，不管他们现在的原则立场是什么，他信仰什么，追求什么，只不过是为着自己心目中的真理而执迷、痴迷、痴狂着而已，那都是作为一个学者应有的价值坚守，是学术本身得以精彩、生动、有趣的基本条件。
让我们回到学术圣坛，回到春秋诸子论战的环境，为我们各自以为的真理而战。
四．时代呼唤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
八年前的“郎顾之争”把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集体推到前台。
也许没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郎顾之争”发端于那一年的8月；9月，某周刊首次推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并选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按照媒体的一般编辑流程来算，不能说该周刊是抓了一个热点、卡了一个好位，只能说是一个巧合。这个巧合也许还诠释了一个必然——在经济社会互动发展到了某个节点，在十月怀胎与千呼万唤的环境条件下，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该登场了。
在这个50人名单及以后每年选出的50人名单里，那些在“郎顾之争”中横刀立马的风头人物赫然在列。然而好景不长，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很快就臭了大街，成为网络上嘲讽对手的代称。
导致某些公共知识分子声名狼藉的原因有四点：政治投机、利益代言、漠视不公和道德缺失。在“郎顾之争”中，某些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表现可谓淋漓尽致。在“郎顾之争”之后，在国企改革议题上，他们依然将大量缺乏基本立场、理论逻辑、客观判断和事实依据的言论诉诸媒体与网络，读来既令人愤慨，又使人汗颜。
尽管如此，仍要在此向全社会呼吁：其一，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伟大的称谓（朱大可语），请维护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尊敬；其二，请公共知识分子找回自己的良知，守护这个伟大的称谓。
推动社会的改革与创新，仅凭激情和感觉是远远不够的。在政治与民众之间，需要一个充分发育的、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为社会决策提供专业、理性、客观、系统的理论支撑。在民主化、全球化、自由化日趋强烈的当今政治生态环境中，公共知识分子在调节阶层（阶级）利益、限制强权政治与资本力量、疏导民粹情绪等重大关系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凡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强大的地区，社会的民主与法制都会比其他地区更加稳定而平和。
我国正处于急剧的转型时期，知识分子阶层也在发生深刻的转型。那么，知识分子群体自身又该如何维系其价值观呢？
很遗憾，古往今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知识分子自身的良知，才是最持久、最有效的核心因素，而不是什么强权、法律和金钱。
良知是个什么东西？良知是指人类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人类越走向文明社会，良知的力量就越明显。知识分子作为承载具象文明的人群，先天便具有更强烈的良知意识。
如果我们不相信良知的力量，那就真的无可救药了。
那么，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又是什么？
本文结合国企改革之争，试着提出一个参考标准：
其一，对历史负责。要有历史的负重感，凡事多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思考答案，不可妄下论断。说到国企，说到公有制，说到中国的国体，说到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请尊重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要搞清楚前30年国企是怎么走过来的，后30年我们为什么这样走，在此基础上，未来我们将向哪里去。不要轻易地否定过去，也不要轻易地否定现在，更不要轻易地说推到重来。
其二，对人民负责。说到底，学术理论只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如果只是为少数人甚至权贵阶层服务，那必定为君子所不齿。说到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任何改革措施都必须服从于全民利益的最大化，要让全民成为其真正的所有者并享有其权益。离开了这一点，为了少数人的效率而牺牲全民的公平，为了虚幻的GDP的增长而剥夺全民真实的所有权益，都是对人民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
其三，对学术负责。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别于普通民众，就在于其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能抽离具体到一般，有着严谨的逻辑推导能力，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能摆“事实”，讲“道理”。国企是不是天然地效率不高，是不是肯定资源配置能力低下，是不是只能靠垄断而生存，是不是不可能与市场经济相容，这些都不能凭主观臆想和“傻瓜式经济学暗示”而妄下定论。
其四，对自己负责。知识分子应该是最珍惜自己名声和气节的人群，他们也因此品行而得到社会普遍的尊重。知识分子不能像政客那样滴水不漏，也不能像市井泼皮那样随意骂街。他们应该是真性情，有担当。在国企改革与发展问题上，谁在为钱说话，谁在为利益集团游说，谁在为理论而理论，谁在为真理辩护，其实都不是太难分辨的事。
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学术负责，对自己负责。这应该是每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在此基础上展开争论，不管谁胜谁负，我们离真理就不远了。
五．时代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勇气
八年前的“郎顾之争”，似乎在一夜之间将社会的平静打破，一时间纷争四起，兄弟阋墙，左右站队，泾渭分明。我们才猛然惊醒：我们长期习惯理解的人民内部矛盾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这场因国企改革评价与方向而引发的大争论，至少暴露出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关于国企改革的基础性理论并未取得社会的基本认可，在一些关键点上存在着巨大的、无法调和的分歧。这样的分歧从正反两面反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尚未解题；二是社会阶层（阶级）利益分化已然轮廓渐成，各阶层（阶级）的理论代言体系开始固化；三是国企改革本身存在体制和机制方面的硬伤，它不但不能成为支撑其改革理论的实践基础，反而其成败得失正在成为社会板块性分裂的导火索。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感谢“郎顾之争”。如果没有那场波及全社会的大争论，我们可能还看不到平稳水面下的遄遄急流。“郎顾之争”不应成为正在被遗忘的过去。往事重提也不是为了满足媒体日益重口味的炒作。不遗忘、不回避、不漠视、不惧怕，勇敢地正视矛盾，积极地寻求解决之道，才是对“郎顾之争”最好的纪念。
八年过去了，虽然主流社会依然倡导不争论，然而，实践上的时间并没有换得理论上的空间。社会急需的理论创新依然进展迟缓，而实践表现却分歧日增，依然饱受诟病，并加速了阶层（阶级）的分化。可以预料的是，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地在理论创新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不能尽快地在实践上取得实质性的改观，那么，随着意识形态上阶层（阶级）的分化加剧与加速，随着国企与广大民众在利益上和情感上的疏离不断加深，再有一次类似“郎顾之争”的星星之火，或将无法控制地燎原。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拖延和等待了。
在国企改革问题上，时代正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勇气。同时，也为诠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提供了最佳的舞台。
第一，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尤其要在国企改革理论创新上实现突破。要旗帜鲜明、当仁不让地扶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企改革理论研究。建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框架之下，单独设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改革理论研究”子工程，聚焦国企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既要抓理论创新，更要突出实践特色，要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加大法律保障和制度设计上的力度、深度和广度。
第二，要以高度的理论自信和执政自信，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论探讨环境，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较量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改革理论体系，并由此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要勇于正视自身理论体系的不足，正视存在的理论分歧和现实矛盾，积极应对各种理论和思潮的质疑和挑战；要鼓励和宽待基于理论层面探讨的各种不同意见；要支持媒体在争论中发挥公正、客观平衡器作用，纠正某些媒体演变为单方面理论流派舆论工具的倾向，更要制止因观点不和而引发的非理性言论行为发生。
第三，加快推进现有理论与制度框架下的国企改革，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改革理论体系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实践支撑。根据十五届四中全会决议精神，以及十六大、十七大确定的国企改革任务目标要求，坚决推进各层级的大国资全覆盖统一监管，真正实现不留死角、不留遗漏的政企分开；坚决推进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使之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运用现代企业制度的体制机制消除腐败与公权力干涉行为；坚决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增强国企活力、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使之成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载体；坚决推进国资监管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培养一支国资监管与经营的精英队伍，使之成为党和人民信得过、用得上、守得住、打得赢的忠诚“代理人”；坚决推进国有资本预算安排，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到、用得着“全民所有的”资本红利，为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争取最大的民意支持。
至此，本文回答了关于国企改革问题“争不争”、“争什么”、“怎么争”、“谁来争”和“谁主导”的系列问题，向全国的理论工作者发出建议和呼吁，以此形式表达对“郎顾之争”八周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