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复兴的机遇曾与中国失之交臂
陈文胜
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无论是世界历史，还是中国历史，只要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任何人都很难抗拒这一趋势。但是，历史的发展无疑有其偶然性，特别是在历史发展重要的转折时期，充满了种种变数，给历史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也就给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其中的每一种可能都是一个机遇，抓住了历史机遇，就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无限发展的空间；失去了历史机遇，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就会走向歧途而步履艰难。对于中国近百年所走过的道路，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有太多的偶然因素，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和发展道路。
一、东西两大阵营对垒，中国的政治走向影响世界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近300年来以维持欧洲大国均势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格局被美、苏两极格局所取代。美苏两大阵营围绕欧洲和亚洲的重建，开始了一场从抢占势力范围到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美苏对抗并出于自身利益干涉中国的内政，不仅制约着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也决定着战后中国政局的发展与社会走向。与此同时，二战从根本上瓦解了殖民主义体系，许多原殖民地、附属国争得了或正在争取政治上的独立，催生了战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并存共处的多元国际社会，推动了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这就在客观上改变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联手制华的不利国际环境，世界局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为了霸权的需要，控制中国自然而然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遏制苏联势力”，美国在中国追求长期的基本目标是推动建立一个统一的亲美政府，短期目标首先是避免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实施“把中共与苏联隔离的政策”。但是，能否塑造出一个符合西方利益的中国这个雄心勃勃的政策马上就遭遇到一个重大障碍：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很可能被共产党击败，从而失去亚洲地区牵制苏联势力的力量，进而失去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1949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并确定了美国当时的“当前目标”，即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美国政府重新制定了被称之为摆脱蒋政权的“脱身”政策。因此，在国共三年内战时期，美国人先是当和事佬，后来则袖手旁观。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司徒雷登拒绝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的南下请求，坚持“滞留”南京，准备与中共政权接洽外交关系，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却随国民政府南下去了广州，公开显露了美苏争夺中国的暗中角力【[1]】。
对于苏联来说，没有辽阔的中国作为安全的大后院，就无力在欧洲与西方阵营抗衡。由于美国要实现其对华政策，还必须有赖于苏联的支持，这使苏联在战后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苏联为了谋取在中国和远东的“优越权益”，明确表示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但不愿意中国成为受美国控制的附庸国，竭力抗衡美国在东方的扩张政策，同时又害怕因支持中共而卷入美苏战争，尽力寻求同美国妥协。一方面苏联认同美国在中国事务上的主导地位，承认蒋介石国民政府，支持以国民党为主组织联合政府，要求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并服从蒋介石政府的领导，但另一方面，苏联给共产党以有限的支持，把中共作为与美国对抗的棋子，利用中共牵制美国。斯大林这时的基本策略是要求中共走法国和意大利的道路，即放弃武装，转入和平的议会斗争。这不仅可以维持战后国际和平局面，而且可以用来交换美英对苏联主控东欧各国的支持。斯大林多次密电毛泽东参与重庆和谈，敦促共产党交出武装政权，融入国民政府。随后赞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到中国直接调处国共两党关系，但苏联不参加，也不同意把长城以外的中国东北列入调处范围。【[2]】由于美苏两国在对华政策上，既争夺又妥协，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关系，使中国的和平统一变得更加复杂和艰难。
基于中国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作为一个资源与人口大国，中国无论倒向哪一阵营，都会极大地增强该阵营的实力，造成双方力量的严重失衡，在两大阵营对垒中，中国举足轻重，政治走向影响世界格局。因此，美国在承认国民政府的前提下，从政治、经济、军事上支持国民政府西方化，并且在政治上督促国民政府实施改革、接纳中国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建立西式的联邦制度，在和平、自由、民主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统一。新中国成立时，美国政界不少人要求美国尽快承认中共政府，避免中共更加接近苏联，危害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美国也数度试图拉拢中共，表示只要中共不向苏联一边倒，美国就将承认中共政府。美国政府即使是在放弃调停中国内战的努力得时候，杜鲁门总统仍然在1946年12月18日发表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在国民党兵败台湾的时候，杜鲁门总统仍然在1949年12月30日声明：“美国不想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也不会使用武力干涉台湾目前的局势。美国不参与中国的内战，也不向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援助或派遣军事顾问。”【[3]】
由于苏联原来的中国战略是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让中共服从蒋介石政府的领导，进行政治斗争放弃武装战争。但美苏冷战开始后，蒋介石一边倒向美国，斯大林不得不抢先确定了与中共结盟的政策。在东西方对峙的世界格局中，在苏美争相拉拢的有利情势下，毛泽东不听张东荪等人的劝告，毅然拍板对苏“一面倒”，加入了苏联阵营，全面配合苏联反美【[4]】。美国此后才下决心保卫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由此产生连锁反应，不仅使中国成为美苏力量对抗的前沿阵地，有了让美国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战争的朝鲜战争，我国先后有297万志愿军参战，牺牲18万人【[5]】，直接消耗战费62亿元人民币，对苏联欠下30亿元人民币的军火债；也有了今天的台湾问题。中美也就相互错过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战略机遇，世界力量向有利于苏联倾斜。直到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就在尼克松越过太平洋到达北京的那一刹那，结束了自1949年10月1日以来中美间相互敌视的历史，以中美苏三国为基点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便诞生了，使世界力量迅速向美国倾斜，苏联面临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笔者认为，这也是使东欧阵营解体和苏联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二、国共力量对比失衡，和平与民主具有广泛社会基础
而此时的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民主与独裁成为当时中国两大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平与内战的可能性并存。美、苏、国、共三国四方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各有自己的谋算，由此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角逐。重庆谈判、政协会议、马歇尔调停、“第三条路线”为政治民主化进程展现了新图景，历尽动荡沧桑的中华民族终于从战火硝烟中看到了一线和平的曙光，中国现代化进程再次站在十字路口上。避免内战用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逐步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发展民族经济是抗战后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是经历了八年残酷战争后的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而国共两大政治威权的决策则是主导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决定性因素，世人无不充满期待地关注着双方的一举一动。
国民党控制着全国政权，在军队、土地、占领区人口数量等硬指标上与中共力量对比占着绝对的优势。特别是在国际社会，蒋介石作为中国抗战领袖，不仅与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并列号称四大反法西斯领袖，得到西方国际社会的认可，而且还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更是得到了中共的唯一国际盟友苏联的公开支持。由于有美国的大力援助和苏联的条约承诺，使国民党把战争手段消灭中共作为优先选项不时提上议事日程。共产党虽然经过八年抗战的锻炼，无论是党员人数、解放军总共兵力，还是解放区面积、解放区人口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国民党相比仍处于明显的劣势。加之美国明确支持国民政府，苏联却采取“脚踩两条船”态度，以支持国民党为主，扶持中共为辅，不能不使中共产生一种被孤立危机。所以，中共更希望和平，不愿付诸流血的战争是显而易见的，中共对于建立联合政府是真心实意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重庆谈判前，中共响亮地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寻求实现和平民主的道路。毛泽东对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很乐观，认为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中共中央在1945年8月23日、8月26日开过两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说：将来国民党要搬到南京去，全国的中心会在南京，抗战的两个中心重庆和延安的地位就要降低，所以要把党中央机关搬到淮阴。毛泽东当时考虑，在国民党恢复南京的统治中心地位后，中国共产党作为参政党把机关设在淮阴是便于处理各种问题的。时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的粟裕也获悉了中共中央打算迁都淮阴的消息，并对此进行了准备。朱德在会上提出，“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6]】毛泽东提出两党共管天下，据说甚至派人去苏州那边找地方准备给自己建个副总统府【[7]】，虽然这一说法缺乏考证，但当时毛泽东已经做出最大的妥协却是无可否认的。在政协会议召开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认为“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和专制即将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从而使历经战乱的中国走上和平有序的发展轨道。中共中央为此发出党内通知，宣布将要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军队将要实行国家化，党组织将撤出军队，中共将放弃武装斗争，转向议会道路。【[8]】
抗战胜利后，国内民众渴望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休养生息，重建家园，民主和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为争取政治资源而进行的军事对决牵动着所有企盼和平的国人，政治问题用政治的方式、和平的方式解决的呼声此起彼伏。各民主党派空前活跃，以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在抗战胜利后开始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们为争取走“第三条道路”而“超然独立”于国共之间，以促使国内出现和谐团结的政治局面。他们在政治制度上主张以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为范本，建立以国会制、内阁制为特征的民主政治；在实现方式上，主张国共两党同时“解除武装，改变性质”，从有武装的“特别政党”变成为无武装的“普通政党”；行动态度主张和平、改良，不赞成暴力革命行动，呼吁召开政治会议以解决国共争端。他们在战后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逐渐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战后社会与经济恢复的困难和国内外全新的政治形势，规定了国民党可能的或可行的选择必须是放弃传统的一统模式，选择社会政治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在国际和国内政情的交相影响下，国民党无疑感到了一定的压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与中共和平谈判的姿态，于1945年8月14、20、23日是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家大计”。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开始进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重庆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确定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原则，强调了“和平建国”的重要性。而中共军队和解放区两个重大问题，始终未能达成协议，由此潜伏着爆发内战的危机。【[9]】尽管如此，重庆谈判是国共两党围绕建国方针、政治构建、民主原则等众多实质性问题进行的一次政治角逐，虽然双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分歧，但角逐毕竟从战场转移到政治舞台，是以政治谈判的途径对中国战后的政治走向进行政治协调，表明了和平解决的取向，为实行中国政治民主化展现了新途径。
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1945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实际上是三种政治力量的一场尖锐复杂的较量过程，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十分突出的采取合法形式的斗争，在中国近百年民主运动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会议确立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通过了以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为基本特征的《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诸项决议，为中国初步打开了民主化进程的门户，为国人展现了建立一个基于民主制度的统一国家，各党派合作建国，用党派会议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在讨论政协决议的过程中，参加各方互有妥协，国民党承诺放弃原本独家垄断的权力，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并因此可以合法登上全国政治舞台，与国民党一争高下。就国家民族利益而言，政协可谓双赢结局，是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一次绝佳契机。
三、历史选择了内战，作为战胜国无力分享二战红利
在全国人民的翘首期盼之下，国共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议”，遗憾的是这一切只是停留在纸上。政协决议以及政协前后的民主化进程，在国民党高层引起了强烈反弹。由于国民党长期占据一党独尊地位，政治上缺乏与其他党派分享政权的心理准备，军政官员更是不愿意放弃种种特殊利益，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基本否定了政协的决议，“堵死了政治上的回旋余地，国民党已不能通过自身的政策调整，来化解国共之间的这场政治危机。”《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在1946年夏发动了全面内战，用枪炮声终结了由政协会议开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10]】当时有多种选项的中国，历史最终选择了战争使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的希望成为泡影，进而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又一次经历了严重的政治失序和经济倒退。
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作出了空前的民族牺牲，社会财富遭洗劫，使中国人民失去了最起码的生存条件。据统计，从1931年至1945年，在日本军队的枪炮之下，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共计超过4500万人，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8％，战争对中华民族的伤害可谓创巨痛深。【[11]】中国有近1000多座城市被占领，被掠夺钢铁3350万吨，煤5.86亿吨，粮食5.4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12]】。100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277年的财政收入，26年的工业总产值，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索要赔款总数的数十倍。【[13]】加上间接经济损失就总计达6000亿美元，按当今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也就是将近5万亿人民币。如果每公里铁路造价是1000万元人民币的话，那么，5万亿人民币就可修建铁路50万公里，可绕地球15圈，铁路总里程相当于美国全国目前的铁路网；如果建造一座城市的启动资金是500亿元人民币的话，那么，5万亿人民币就可在中国地上建900座城市；如果修建一座三峡水电站的造价是1000亿元人民币的话，那么，5万亿人民币就可修建50个三峡水电站；如果建造一所大学的资金是50亿元人民币的话，那么，5万亿人民币就可建造1000所大学，相当于中国日前大学的总和。【[14]】战争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延误了50年时间，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积累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财富丧失殆尽。面对如此惨重的损失，要求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却无力分享二战红利。
1.中国军队未能进驻日本。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苏、中、英等11个同盟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派军队对日本进行占领。作为战胜国之一，中国与美国一样，有权向战败国日本派遣驻军。当时的国民党是亲英美一方的，属于亲西方阵营，而美国当时的策略是扶助中国，防止日本东山再起。美国以公文形式致电中国政府，约请中国派一支5万人的军队占领日本，然而，当时蒋介石正指挥军队忙于抢占抗战的果实，根本无暇把兵力分散到国外。随着内战的爆发，1946年11月5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向美国提出终止执行派遣驻日占领军计划，至此，中国派兵驻日一事终成泡影。作为战胜国最重要体现的中国军队没有进驻日本，这使得中国对日本的管制缺乏威慑力和强制力，也使得后来中国试图限制日本并要求其彻底反思战争罪行的愿望没有实现。这就是日本为什么敢于无耻的修改历史，否认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一个重要原因。
2.中国政府未能联合治理日本。根据雅尔塔协定的势力划分，战后由中、美、英、苏4国成立管制委员会，对日本实行管制。内战后，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把国民党赶到台湾。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实行一边倒政策，全面向苏联靠拢，美国出于防止共产主义扩张就提出扶助日本限制中国，否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认为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签字的是中华民国，台湾的国民党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和新中国不存在外交关系，中国和美国英国成为敌对的双方，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也是由已经退居台湾的国民党代理的，联合治理日本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了。
3.中国人民未能获得战争赔偿。在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的赔偿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的索赔要求，但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居然不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仅同意占30％。后来问题久拖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而美国为了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在远东重新扶植日本作为新的反共堡垒，对日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就不希望本来因战争而基本垮掉的日本来赔偿。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后和中国的介入，美国为了打赢这场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急欲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因此，美国操纵旧金山和会【[15]】，将中国排除在对日本集体缔约国家之外，这意味着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中国，将不得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工作。虽然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但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这样一来，中国就存在两个政府，谁是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对于两岸来说都至关重要。为了赢得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的支持，两岸政府都不能不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考虑别得罪其他国家，尽量顺着别人。因此，中国在对日和约、赔款两个根本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放弃了一切赔偿要求。而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放弃了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画上了句号。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而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16]】
4.中国领土未能实现全部统一。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中国无法享受到胜利成果，反而要承受领土分裂、主权丧失的结局。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美苏两霸为实现各自利益，进行了牺牲中国主权的幕后交易。为了能让苏联出兵打日本，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中共，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的统一，美国给予了苏联很多领土上的酬谢：租借旅顺口作为苏联海军基地，大连港的国际化，中苏共管满洲东部和南部的铁路，苏联获得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在外蒙举行公投（1945年10月外蒙在苏联的监督下进行了投票，以令人吃惊的483290比0的票数使外蒙从中国独立出去，从而走近俄国）。【[17]】苏联最终以援助国民党政府不支持中共为条件，迫使国民党政府在外蒙古独立等问题上让步，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使《雅尔塔协定》中美苏牺牲中国主权的交易以条约的形式公开化、合法化。中国历史上在日本海就有出海口，从1886年到1938年日苏爆发，日本战败并封锁了图们江口，中国共行使出海航行权52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强烈要求朝鲜和苏联赋予中国从珲春到日本海的出海权，但遭遇朝苏联看不见的牵制，最后中国只能让步，把黑龙江和吉林变成纯粹的内陆省份。【[18]】据后来的历史资料，美国曾经计划将琉球群岛归还中国，作为战胜国国民党政府却无力参与博弈，而战败国日本竟然轻而易举地攫取战胜国的琉球群岛。美国在1943年11月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都庄严宣告，日本通过侵略掠夺的中国领土，如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但《旧金山和约》提出“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南沙及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和要求”，却只字不提这些领土的归属问题【[19]】，为制造“两个中国”铺平了道路，并进一步地扩大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分裂。
结束语：随着内战的结束至今50多年过去了，不仅从此有了台湾问题，而且有钓鱼岛、东沙、南沙等领土完整问题，乃至西藏南中印领土纠纷问题，抗战后造成的一系列领土争端折磨着中国今天的周边关系，未统一的中国，领土、主权问题成为我们崛起的沉重历史包袱。历史没有如果，但如果选择了和平统一，可以引起对大国命运的无限遐想。（1）如果没有内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当时热爱民主与和平，蒋介石如果能够以民族利益为重，建立两党轮流执政的联合政府，政治制度将具有更多的创新空间。（2）如果没有内战，中国既不倒向西方，也会全面倒向苏联，中国在美苏势力对抗的中实现国际利益的博弈，也许美国不会支持南韩发动朝韩南北内战，也不会武装日本、扶持印度以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利益将具有更多的博弈空间。（3）如果没有内战，中国超脱于国际势力的对抗之外，东、西方不会封锁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的经济很快融入国际经济当中，经济发展将提前进入改革开放。（4）如果没有内战，首先没有台湾问题，那么台湾问题所带来的钓鱼岛、南沙群岛等一系列问题迎刃而解，国家力量不会因此而受制于人；也许不会有外蒙独立的问题、藏南问题，更不会在后来中印战争中放弃了用鲜血和生命已经占领的藏南领土，退回边界线外二十公里；也许，中国的领土将提前完成统一大业。
当前台湾问题，又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历史关口。没有领土的统一，民族的崛起就无从谈起。同时，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不仅是国家的统一，更是炎黄子孙的民族统一。台湾问题的蝴蝶效应，不仅使其他领土争端和全球竞争受到国外势力的牵制，而且极大影响着国内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归属感，是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力量。我们国家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汉族民众没有统一的认同，民族的归属感就无从谈起。而没有包容的胸怀，民族的统一无从谈起。两岸人民需要高度的国家共识和民族共识，需要在国家层面融合各政党利益，党派利益要服从于民族、国家利益，而不是牺牲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前途。需要以更高、更远的大国战略眼光，更宽更广的包容胸怀，在政治上求同存异、实现双赢，早日实现国家统一。一个贫弱的国家没有外交，一个分裂的国家容易成为强国相互交易的筹码。以史为鉴，走好今天和未来的路，才是回顾这件憾事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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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姜涛、卞修跃，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人口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8月16日。
[13] 抗日战争中国的损失有多大，半月谈，2005年第10期。
[14] 八年抗战各项损失统计清单，东方网，2007年8月15日，http://news.163.com/07/0815/09/3LU7KPRQ00011OS5.html
[15] 《旧金山对日和约》于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操纵下部分国家与日本签订的片面和约。因和约在美国旧金山签订，通称《旧金山对日和约》。反法西斯国家签字的《联合国家宣言》、《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其他有关国际协议都规定同盟国家不得与敌国单独媾和，对日和约应先经中、苏、美、英四国外长会议准备，并采取大国一致原则签订全面对日和约。但美国背信弃义，违反盟国的合法利益，在朝鲜战争遭到严重挫折时，于1951年 9月4～8日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会，单独对日缔结和约。1951年的9月8日，以美、英、法等四十八个国家为一方与日本为另一方在旧金山会议上签订。主要内容：盟国承认日本对其领土和领海有完全的主权；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日本同意将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等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而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日本得自愿加入集体安全协定；盟国可与日本缔结双边协定在日本驻军；盟国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但与会的越南、朝鲜、蒙古宣布不承认该条约。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也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合法性。在和约签订的当天，美国与日本还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
[16]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二战后日本对各国的赔款为：印度尼西亚8亿美元，菲律宾8亿美元，缅甸2亿美元，越南3900万美元，老挝278万美元，柬埔寨417万美元，韩国3亿美元；在法律上不具备资格国家通过“斗争”获得的赔款:新加坡2500万新加坡元，马来西亚2500万马来西亚元，泰国150亿日元，瑞士11亿日元/“中立国”得到的财产损失赔偿，西班牙20亿日元，瑞典5亿日元，丹麦7亿日元，蒙古50亿日元/无偿经济援助，中国0日元。历史上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列表: 1874年琉球事件赔款50万两白银，1895年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赔款军费2亿两、威海卫驻军军费150万两、赎辽费3000万两（这些赔款当于当时日本年收入的4.5倍），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辛丑条约》赔款3150万两白银。
[18]李杰，图们江，中国出海口的历史浮沉，当代海军，2011年 第7期。
[19]徐勇、张会芳、史楠，战争遗留问题的源头--东京审判与旧金山和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0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