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既是一个过渡、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同时又是一个对世界经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的非一般经济体。因此，我在新著《中国金融战略2020》中发问，能否用指导成熟经济体发展的金融理论，简单指导“过渡”经济体，帮助其完成由“不成熟”向“成熟”的飞跃？特别是在一个国家间利益博弈的世界里，对一个正在影响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国家而言，答案也许是否定的。这决定了必需对金融发展战略理论要有新的视角。那么，又应该从哪几个角度把握？这是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处理国内金融各项复杂的问题，包括对外金融中的汇率、资本管制、人民币国际化、国际金融秩序重建诸问题时的急迫需要，要有一个明确的战略发展理论的指导。

　　大道至简见真理。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金融事务中，一个好的战略，必须能够以极其简洁明了的战略话语，统领整个金融发展的方方面面。战略不是诸多改革开放措施的简单罗列与堆积。缺乏清晰的战略方向核心意图，就不可能是一个好的战略。

　　从人类近几百年货币史看，伴随一个大国经济体地位的确立，出于本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利益和稳定全球经济的双重需要，大国经济体的货币国际化，既是世界经济发展和大国兴衰周期过程中内生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新生大国经济体必须正视的问题。

　　当前重要的，不是去反复阐明经过改革后应形成什么样的状态，不是向人们进行口号式、空洞式的改革理想描述和“彼岸”是什么的情景告示，而是应该解决“桥和路”的问题。

　　作为金融战略研究方法的重点，除了作为结论，要指出今后“工作指标”意义上要“干什么”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基于历史的、理论的逻辑和国内外的现实，指出“为什么”要这么干。这是明确“干什么”的重要基础。也就是说，要去努力寻求体现中国金融未来历史的、理论的一致性、必然性及唯一性。

　　理论形成的过程是一个抽象的过程。然而，现有主流货币与金融学理论又是发源于西方工业化国家，形成于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崛起过程，主要抽象和解释于较为成熟的市场机制经济体。

　　因此，今天当人们把前人抽象的理论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指导具有“转轨、发展中、非中心货币且又是大国经济体”这样特征的中国，可以想象，要使这一理论真正具有指导意义上的真理性，自然要考虑上述特征因素对过去理论形成的干扰，同时，又要注意把当初西方在形成理论中曾被抽象掉的非主要相关因素，“重新相应放进”现实实践中，即要有其他经济、法律、政治、文化因素的“还原”。否则，就会出现该理论解释当今中国实践时的“走样”现象，就会出现为什么对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骄人成绩，始终存在一些西方金融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自然，也难免出现在指导中国金融进一步发展意义上的隔靴搔痒的现象。

　　正如已故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所说：从来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纯粹的市场经济。经济学是一门动态的科学。经济学往往似乎是在无穷无尽地处理新的困惑、问题和两难困境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华夏出版社年版。正因为当今的经济与金融理论仍处于动态的、不断的发展中，因此若用动态的、不完全成熟的理论来简单指导非成熟市场国家——特别像中国这样具有转轨、赶超战略特性的国家——更要小心。

　　中国当前急需的是什么理论？需要的不仅仅是承认、肯定以上各位教授对成熟金融体系所作的客观的理论描述，更是对“如何尽快形成”成熟金融体系有指导性的理论。因此，这一理论必然是结合中国“转轨、发展中、非中心货币且大国经济体”特征的理论。严格地说，这个理论肯定是“发展过程”的理论与方法。

　　战略既然是基于对未来的一种选择，但在可以预见的进一步全球化中的未来的不确定环境中，客观上既存在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环境”因素，同样也存在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负环境”因素，譬如有缺陷的国际货币体系等。正是各种正、负环境因素的汇聚，体现为世界经济、金融运行的现行制度体系，核心又体现为由“中心货币”国家主导的、长时间历史沉淀的所谓“成熟的、国际通行的”金融制度体系。因此，发展中国家要研究金融战略，如果是简单模仿、抄袭和沿袭体现“中心货币”国家经济发展“结果”的、“成熟的、国际通行”的金融制度，在某些方面，往往会引发更多的不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负环境”因素。

　　特别是对于一个大国经济体来说，要实现由“金融弱国”转化为“金融强国”的“赶超”型战略，更不应简单奉行“拿来主义”。绝对不能以人家的“结果”，作为达到自己战略意图的“策略与手段”，简单一味维护现行有缺陷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绝对不能不问时间与条件，拿人家“成熟机器”中的零部件“硬性”塞入自己“不成熟机器”中；绝对不能从已被近40年历史所证明的、现行以美元为主导的有欠缺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寻找简单模仿全球金融世界里最新出现的“时髦”制度与技术（自然包括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品）。

　　研究服务于中国经济崛起需要的中国金融战略，既要在顺应与支持世界力量与格局重新组合大势中，抓住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利益的中国金融发展机遇，又要尽可能避免未来“全球化趋势”的突然中断。在尽快发展中国金融实力的过程中，与相关各国齐心协力，努力促成在世界力量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时，实现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有序重建，这是研究中国金融战略的世界意义。

　　从历史上看也是如此。反映人类有效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则，如供求曲线，是永恒的，但是在人类社会处于大国兴衰、更替的漫长的历史转折时期，影响各国间经济力量剧烈变化的，已不仅仅局限于一些最基本的经济规则（当然最终决定力量必然是经济因素），个别事件的发生、偶然因素的累积，同样不可忽视。面对未来动荡的外部环境，各国政府特别是大国政府间的博弈政策，将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加上不同国家民主力量、民主政治推进程度的不同，其博弈后政策偏离经济规则的不确定性也越大。就此意义讲，研究一国金融战略的难点，是研究国与国之间政策博弈中各种复杂组合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说，在世界力量发生重大变化和重组的大变革时期，迫切需要的不仅仅是体现现代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更需要能适应世界经济力量发生的变化，同时能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的指导理论，即需要的是能反映大国兴衰、更替的政治经济学。

　　战略未必一定是带有敌意的。战略是战略制定方为谋取某种利益的计划，它同样可以在基本不伤害他者、寻求和谐的情况下实现。如历史上的英国、20世纪70年代前的美国，其某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同样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今天，在世界对21世纪中叶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中国的“预测”、“未知”和“不安”猜疑太多的状况下，中国更需要以清晰的和谐的金融战略昭示天下。这是“怎么研究”要回答的第四个问题：中国金融战略的谋划，同时要着眼于维护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全球包容性增长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