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4年，金融危机还未过去。这其间，多少人为摆脱危机而殚精竭虑。一场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灾难，却也为智者搭建了前所未有的华丽舞台。正如春秋战国之际，天下礼崩乐坏，反而碰撞出无数的思想火花，为后人留下一个仰望的黄金时期。灾难催生了智慧，智慧又推动了时代。笔者愿再次挑开这人间大戏的幕布一角，为大家重现，世界主要经济体在这场危机中，是如何运筹帷幄的。

　　（一）危机始于美国。

　　二战之后，饱经战火的欧洲、日本百废待兴，土地、人工成本低廉。美国制造业资本不断涌向这些洼地，从而使本土二次产业渐渐凋零，依托进口产品销售的三次产业逐步做大。之后伴随苏联解体，全球制造业产能加速向低成本地区渐次转移。而此时的美国，早已丢掉了世界工厂的称号，并且消费大大超越产出，只能依靠进口满足国内需求，又不得不大量印刷美元支付贸易逆差。金融危机爆发前的06年，美国贸易赤字已达7585亿美元，占GDP的5.7%。子吃卯粮的盛宴终不能长久，以07年房地产市场崩盘为开始，银行大量房贷无法收回，而凭借房贷发行的巨额次级证券也变得分文不值，那些拥有次级证券的投行们，被复杂的金融链条捆绑在一起。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华尔街的多米诺骨牌纷纷倒下，货币的黑洞终于形成，全球陷入金融危机。

　　（二）危机之初的世界。

　　恐慌像海啸一样吞噬了市场的信心，道琼斯工业指数从08年9月14日收盘的11422点，直线下冲到09年3月6日的6469点。全球主要股指也都跌去一半。原油价从100美元以上，跌至50美元以下。金钱瞬间如雪片般融化，许多昔日的富翁，流落街头用纸杯乞讨。由于此前经历了相当长的稳定增长时期，各国政府都积累了大量财力，于是没有人愿意等待市场缓慢的自我修复，纷纷祭起了凯恩斯主义的大旗，动用政府的手段干预市场。

　　08年9月16日至10月6日，美联储向金融系统注入500亿美元资金，向美国国际集团（AIG）提供850亿美元紧急贷款，又与欧洲、日本、英国、瑞士、加拿大央行签署1800亿美元货币互换协议，并降低利率至1.50%。美国总统布什在众议院通过决议不到2个小时，便正式签署7000亿美元金融救援计划，购买银行不良资产。应该说，在所有国家中，美国在第一时间的政策反应是最积极的。09年1月20日就任第四十四届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上任28天后，就再次推出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其中35%用于减税，65%用于投资。

　　欧元区的反应略有迟缓，虽然在08年9月16日与其他央行共同向金融系统注入了部分资金，但仍不愿放弃抑制通胀的既定目标，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25%。直到10月8日，才与全球主要央行联手降息，将利率下调0.5个百分点至3.75%。之后形势的发展，使欧洲也不得不打开了救助经济的闸门，其先是向银行提供短期贷款，后又推出2000亿欧元经济刺激计划，并终于在12月4日将利率降低到2.5%。

　　英国的经济结构与美国极为相似，金融业在其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权重。因此金融危机爆发的9月15日，英国央行便紧急向金融市场注入50亿英镑资金，此后注资规模不断上升。在09年10月8日到2010年3月5日的5个月里，英国央行一口气降息7次，将利率从5.0%下调至0.5%的极低水平。并且还推出了2000亿英镑的量化宽松政策，也就是凭空印刷了2000亿英镑出来。

　　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日本，同样对金融危机给予了高度重视，08年9月16日至10月6日，日本央行向短期金融市场连续注入超过13.6万亿日元，10月27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宣布26.9万亿日元经济刺激计划。10月31日日本央行7年来首次降息，将利率下调0.2个百分点至0.3%，之后又将利率进一步下调至0.1%，同时在市场中购买债券以投放货币。在这段时期，日本不但接连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还在09年1月31日向亚洲地区提供1.5万亿日元救助资金，为稳定当时的局势竭尽了全力。

　　金融危机之初，各国在短时间内密集出台了大量经济刺激政策，但概括这些政策取向，却都未能逃离罗斯福新政的影响。即由政府出钱，将企业与居民的损失转移到政府层面。但在时机的选择上，却远比罗斯福新政激进得多。美国在1929年发生大萧条，直到1933年才由当选总统罗斯福推出了经济刺激计划，中间的4年，美国工厂大量倒闭，使供应产能大幅度削减，而需求已下降到刚性支撑阶段。在那时，即使政府出钱雇人挖一个大坑再填上，都能刺激经济的回升。在本轮金融危机中，由于各国政府出手太早，使供应产能基本被保留下来，而需求却受恐慌心理的影响而大幅下降，从而让经济在危机开始阶段就背负了供大于求的沉重负担，这也为日后全球经济复苏的一波三折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三）复苏的中继站。

　　随着大量货币投入市场，全球经济似乎又重现繁荣，虽然这繁荣如此短暂。09年，美国GDP环比折年率1季度下降6.4%，2季度下降0.7%，3季度增长2.2%，4季度增长5.7%。欧元区GDP环比折年率也从1季度的下降9.6%，在4季度回升到持平的水平。英国4季度GDP虽然同比仍下降3.3%，但环比增长了0.4%。日本GDP环比折年率也在4季度增长了3.8%。

　　随着经济的回升，美国的热情率先冷却，其凭借多年自由市场的嗅觉，闻出了味道的不对。政府投放的大量美元，越来越多地被转移到投资市场，而非用于救助实体经济。2010年2月18日，美联储上调银行贴现率0.5个百分点至0.75%。美国的达尔文主义再次觉醒，开始了退出经济刺激计划的进程。欧洲也在同一时间开始考虑刺激政策退出的问题，从09年6月4日到这一年的结束，欧洲央行再没有下调过利率。9月28日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首次谈及政策退出问题，11月20日欧洲央行还提高了资产支持债券贷款担保品标准，用以减少投放资金的总量。英国也被欧洲大陆上洋溢的乐观气氛所感染，09年12月30日英国首相布朗宣布，英国经济的最坏时期已经过去。英国央行在2010年2月4日暂停了2000亿英镑量化宽松政策。对于长期处于通缩进程中的日本，此时的经济形势还并不友善，其还未从之前的资产价格下跌中恢复元气。因此，日本央行不敢掉以轻心，在2010年3月17日仍将紧急贷款额度，由10万亿日元增至20万亿日元。

　　就在那个时期，大部分政治家都沉浸在人定胜天的幻觉中，失掉了对市场的敬畏。许多人认为，经济像弹簧一样，只要有形之手稍加些力气，便会直线反弹回来。而事实上，人为干预市场往往只会扭曲市场规律，使结果与预期背离得更远。

　　（四）政策的殊途。

　　2010年，乐观的预期终于没有化作现实，随着资产价格反弹到一定高度，供大于求更加明显，全球经济复苏也开始放缓。美国虽然2010年GDP同比增长2.9%，但失业率仍高达9.4%。欧元区GDP同比仅增长1.7%。英国4季度GDP同比增长1.7%，环比却下降0.6%。日本全年GDP同比也仅增长1.8%。伴随经济的放缓，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也开始酝酿。09年11月26日阿联酋的迪拜公国债务违约，之后希腊主权债务问题又浮出水面，再之后是西班牙、意大利……全球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为经济的复苏蒙上了阴影。其实各国对主权债务危机本应该早有预料，政府发行国债承担了企业与居民的损失，加上供大于求拖慢了经济回升的速度，大概率便是，国债集中到期在经济回升之前，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偿还国债。而现实中，许多国家就是太过坚信经济可以V字形反转，所以才倒在了这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推理上。自此，各国经济政策也开始分道扬镳。

　　美国面对疲软的经济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终于扔出了撒手锏。美联储在2010年11月3日推出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QE2），计划在2011年6月底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相当于美国再加印出6000亿美元的纸币投放市场。其意义在于，通过货币投放推高资产价格，从而刺激企业提高开工率，用以解决失业问题。由于美国处于全球产业链最下游，通胀自上游向下游传导，因此货币投放伴生的通胀问题还一时烧不到自己。到此还不算完，QE2中还隐藏着美国经济战略转型的意图，即通过资产价格长期走高，扩大全球市场规模，辅之以逼迫新兴经济体本币升值，以削弱竞争对手优势，从而挤出空间，使美国重返二次产业，从根本上改变其经济结构中消费大于产出的畸形模式。能想出这么高明的损人利己招术，可见美国的用心之深。

　　欧洲在对待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上，再次表现出前反应不足、后反应过度的陋习。2010年1月6日希腊财长帕帕康斯坦丁努还在表示无须任何援助，可到了3月份，事态就开始朝失控方向发展。于是欧盟内部在无数轮争吵之后，才在3月25日勉强同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起向希腊提供220亿欧元贷款援助。此后又一再延误战机，直到2010年12月16日欧盟才推出7500亿欧元永久救助基金，可此时已难以挽回市场的信心，希腊长期主权信用评级最终被下调至CCC的垃圾级。可就在这种局面下，欧洲又想当然地开始了削减财政赤字进程，这使得金融危机中的欧洲经济，更加步履为艰。

　　海峡对岸的英国，此时有些畏首畏尾，其既不想跟随欧洲的紧缩步伐，又没有再次投放货币的决心，反而在惩罚银行家方面乐此不疲，于20国集团中率先推出了银行税。

　　日本依旧谨小慎微，2010年9月15日在外汇市场对日元升值进行了干预，以避免本币升值对出口产生损害。2010年10月5日又将利率下调至0%-0.1%区间，并于11月8日开启动了印刷货币的量化宽松计划。

　　现实嘲弄了各国政府原有的乐观，刺激经济政策还未退出，主权债务问题便已突显，经济回升仍旧乏力。应该注意的是，如果欧洲在希腊偿债能力下降的开始阶段就果断出手，或许情况会相对好些。同时，欧元区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体，其运行机制的矛盾也加剧了主权债务问题的破坏力。欧元区的奇怪之处在于，各成员国的财政独立，却将印钞权统一收归欧洲央行，这就使单个国家在财政紧张时，失去了依靠货币投放缓解财政压力的能力。另一方面，共同的货币又将这些国家拴在了一起，有如赤壁之战的连锁大船，一艘着火，则全军覆灭。因此，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生了些错误的事，或许就是对主权债务危机的概括吧。

　　（五）未完的结局。

　　从印刷厂里源源不断送出的货币，让美国仍能为世界分发订单，从而支撑了全球经济继续缓慢爬升。但不断上升的通胀，也让产业链的中上游国家倍受煎熬。2011年6月，欧元区CPI同比上升2.7%，英国CPI同比上升4.2%，日本也结束了通缩时代，CPI同比上升0.2%。新兴经济体通胀水平更高到吓人的程度，巴西CPI同比上升6.7%，印度同比上升8.7%，俄罗斯同比上升9.4%。如果仅是普通的资产价格上涨还不要紧，全球逐步出现了结构性通胀的苗头，即由能源、原材料、粮食价格上涨推升的通胀。这将使企业的成本上升速度快于收入，从而不断吞噬了企业的利润。并且结构性通胀又很难用货币政策去调控，因为少数热钱聚集在局部，如果整体性回收货币，即使将其他领域的流动性全部吸干，也未见得解决局部问题。由此，全球经济陷入了保增长还是防通胀的两难境地。

　　美国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QE2）在2011年6月30日如期结束，但失业率仍在9%以上。2011年7月13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公开谈论未来可能的宽松货币措施，但决心未下，主要由于美国6月CPI同比上升了3.6%。此时如果贸然推出QE3，只会为结构性通胀火上浇油，并且无助于解决失业问题。8月5日标准普尔公司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恐慌性跳水，原油价也从接近100美元，下跌到85美元附近。不排除美联储正在等待第三次投放货币的窗口，一旦全球资产价格下跌，且能源、原材料、粮食价格跌速快于整体，则将缓解结构性通胀压力，届时再投放货币，则可既刺激经济回升，又避免结构性通胀的负面效应。至于是否能等到投放窗口，那就要看上帝是否保佑美国了。

　　欧元区在2011年4月7日和7月7日各加息0.25个百分点，使利率上升至1.50%。理由如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所说，为了防止原材料价格上涨转为长期通胀预期，通胀预期又触发工资上涨推动物价上升的第二轮效应。这是欧洲牺牲经济增长而防通胀的一次痛苦选择，可仅1个月后，在全球金融市场下跌中，欧洲央行又放弃了此前的决定，重新在二级市场里购买国债，以投放货币。从这些政策的迟疑和反复中，让人感觉到，欧洲在暮气沉沉中一天天衰老，再也不是那个纵横四海的年轻人了。

　　英国此刻也是左右为难，货币政策委员会里竟然分裂成3派，但最终还是把利率坚守在0.5%的水平上，等待着形势进一步明朗。从风度翩翩的绅士，蜕变为墨守成规的管家，英国角色的转换，同样令人唏嘘。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使原本脆弱的日本经济再次遭遇打击。3月14日至22日的短短7天内，日本央行连续向短期金融市场注入40万亿元资金，8月4日又将资产购买计划的规模上调10万亿元至50万亿元，并再次出手干预日元升值。之所以日本对本币升值如此敏感，主要由于1985年美国与日本签署了“广场协定”，逼迫日元大幅升值，从而大大削弱了日本出口的竞争力，导致国内长期供大于求，陷入了失落的20年。因此日元升值问题成为了日本经济最敏感的神经。而此次大地震引发了能源短缺，对日本的供应产能冲击较大，或许惨痛的灾难，反而成为了日本逃离供大于求的魔咒，走出长期衰退的一次契机吧。

　　金融危机不知不觉走过4年，出乎了许多人的意料。这些年中，有些人已离开了舞台的中心，包括美国总统布什、美国财长保尔森、英国首相布朗、IMF总裁卡恩、还有日本的三位首相……而留下的人仍在抗争。

　　一场金融危机，凝结了太多经验，也夹杂了太多遗憾。一出人间大戏，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用心汲取。相信后来的人将拥有更多的智慧，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因为人类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中成长起来，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