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古代农耕文化中的“天道圜周”思想角度重审今天的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阐述了只有道法三农，平衡好城乡二元结构而非简单的城市化，形成城市乡村“阳荣阴卫”的格局，有法度的制定和推进新农村建设政策，在保护三农的基础上进行新农村建设才是正解。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 城乡二元结构 平衡 道法三农
农业、农村、农民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但积淀了伟大的民耕文化、流传下了如《齐民要术》等农学巨著，还孕育了中华民族独有的农家哲学。在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诗经》，其诗歌内容都来源于对三农日常生活的素描；在诸子百家中，“农家”是其中之一，以《亢仓子》为代表的农家著作，对农道合一、农政二元稳定结构的思想作了充分阐述。其中表露的重农思想至今仍有继续研究的价值。
历史上每次朝代更迭，无不是基于土地上产出与供给关系的过度紧张而爆发引起的，这已经似乎成为一种悲剧性的规律，如著名的黄宗羲定律，我们能否避免? 在当下所谓的“新农村建设”汹涌潮流下，面对各种各样强加于农民头上的不公平待遇，每个心系三农的知识分子都不会熟视无睹，都会感到一种使命在肩的沉重和悲怆。
一、三农问题的缘起
三农问题自从1996年由三农专家温铁军先生比较完整地提出以来，又被李昌平向总理上书放大，从而被政府所重视，被列为头号国家大事，数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上体现出来。其实中国历史上并无三农问题这个概念，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历代封建皇帝都非常重视农业，多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因为农业不仅关系到人的吃饭问题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统治。三农问题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而对称产生的现象。
工业化的推进、资本的圈地、金融工具的发明逐渐对农业产生利益侵蚀，在货币流动自上而下的秩序下，处于社会链条最底层的农业、农民渐渐承受不住通货膨胀带来的隐性剥削而逐渐显露成一种社会问题——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根本上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社会财富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在基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客观情况下，搞几个特区、开放几个城市、通过招商引资激活市场经济，富裕一部分人是可以实现的，但追求全民富裕、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却是不现实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缩小贫富差距。
三农问题之所以产生，本质原因在于农业是基础性行业，是非营利性行业，应划属于公益事业范畴。当把农业拉入到市场经济之中，让广大分散的小农去与雄厚的资本博弈，农民必输无疑。农民的主要产品粮食作为保障性基本生活资料，价格被国家严格管制，在面对高学费、高医疗费时，却对内不能转移成本；又因为人多地少，对外无力抗衡发达国家粮食的价格优势。于是在满足自给自足情况下所结余的一点储蓄最后也被通货膨胀无情地吞噬，同时还要遭受来自工业领域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断坑害和由招商引资带来的土地征用。
因为国家没有在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才使得在市场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的三农没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也才有了今天所称谓的“三农问题”。
二、天人合一与道法三农
农业是根，农民是羊，农村是天然的画卷。工业文明在科技的牵引下旋生旋灭，如梦幻泡影，每当经济危机来临，重重摔落下的城市失业者们和破产的资本家们总是被默默无言的农民所承接，每当此时，人们应当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即工业文明所创造的堆积如山的产品都不能顶饭吃。农业永远是根，城市文明不过是农业结出的漂亮花朵和果实而已。
三农有着大地般厚德载物的精神，因为这点，被知识分子特别青睐。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还有三农研究的先行者温铁军、为农民呐喊的李昌平以及对新乡土中国情有独钟的贺雪峰。农业相对于附加值很高的工商、金融等行业来说其实是一种非营利的公益性行业，在某种意义上讲，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则应该享受事业性编制待遇。
农业、农村、农民不但传承着中国的文化，本身也具备着深厚的道家思想。在古代，道士们都是践行着农道合修的路子，农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古人倡导“天地人物”协调统一，注重循环往复、天地交合的自然规律，《吕氏春秋》里便提到了“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的天道圜周思想。古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发明了农历二十四节气指导生产，这就是“月令派”农家思想，还有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等互补辨证的生态农学思想，这对于今天的经济发展仍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可见古代的农学思想要比今天提倡的环保涵义更为深邃浑厚。
今天，我们谈三农问题，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保护三农的心情。因为三农不具备与资本博弈的禀赋，但因“凡农之道，侯之为宝”（《吕氏春秋·审时》），农业本身具备着工业文明所没有的高度自洽、自生能力，从事农事的人们把心、时令、阴阳变化都融入到了耕作之中（《汜胜之书》）。三农是一个很纯粹的领域，却不幸遭遇了工业时代，试想农产品一旦被资本控制后果是多么严重，如大蒜、生姜等农副产品凡被商人炒做的价格都奇高，最近韩国就发生了“泡菜荒”，富裕的韩国人吃不起泡菜了。小麦、大米价格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有国家在管控着，才不会出现大起大落，否则，任由市场摆布，也会走向房地产一样的危险道路，那将不是住不起房子的问题了，而是会现饿死人的可怕悲剧。现在还有更加令人担忧的转基因粮食在蔓延，这都是古代农学思想丧失，任由科技牵引的结果。
三、城乡二元结构思辨
城市化并非唯一出路，如果说让九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饭吃是三农问题的症
结所在，那么倒过来，转移五亿农民，让四亿农民为九亿市民搞饭吃就现实吗？须知科技的发展与充分就业永远是一对矛盾，技术越先进，企业所需的人工越少，就业就愈困难，单靠第三产业来吸纳如此多的市民是不现实的。居住在农村和城市的消费却相差悬殊，农民可以靠自己种植的粮食、蔬菜维持生活，失业的市民靠什么支付庞大的开销？纵观世界，凡是搞闪电式城市化的国家都掉进了“贫民窟”的陷阱，拉美化了。
城市化是一个长期滋养的过程。一是靠社会财富的长时间积累；二是社会财富分配合理且货币流动顺畅；三是从教育上、技能上、精神上，让农民有着充分市民化的准备。这三点假如有一点不成熟，都会造成灾难。因为农转非，是一个社会自然选择的过程，而非一刀切式的赶鸭子上架。即便满足了以上三点，也不能说城市化是真理，因为总有一部分人不适应或者不喜欢城市生活。所谓的城市化只能是局部性的，而非系统性的。
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也并非是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源。如果说城市化是一种刚性结构，那么乡村则是一种柔性结构；城市属阳性，乡村属阴性，一刚一柔，一阳一阴，这种二元结构暗合了中国的“道文化”。刚性的城市生活泡沫多，貌似繁荣，却最经不起经济危机的打击，柔性的乡村生活模式含蓄内敛，则具有极强的自修复生存能力。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阴阳互根，彼此相生，才构成一个太极体，明代马一龙的《农说》就阐述了内外环境有机运行、阴阳消长变化的关系。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很好的揭示了“阳荣阴卫”的中医哲学。
如果我们试图通过消灭农村、转移农民、流转土地规模经营来达到一劳永逸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想法和目的，无异于掩耳盗铃。这种大手术与西医割除癌瘤一个道理，在这里割掉的会在其它地方生长出来，没有了醒目的农村，就必定会冒出无数的“贫民窟”给你看。因为单纯的城市存在是不可能的，城市需要农业的血气荣卫。
为什么要一定城市化？易中天在《成都方式》一书中就谈到了手和脚的比喻，手和脚是一体的，但手和脚都各有自己的功用，谈一体化绝不是把手和脚同质化，用一个取代另一个。
四、新农村建设要有法有度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主旨是为了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的配置、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和补贴，令人惊异的是，新农村建设现在竟变成了大拆大建，把城市拆迁运动的大火烧到了广阔的农村，新农村建设被严重异化了。
三农何辜遭受如此历史变局？这都源于一号文件中有支持农民建房扩大内需的内容。为了扩大内需，就需要强拆房子搞“撤村建镇”运动吗？
业内人士认为是中央的“十八亿亩”红线政策令地方政府戴上了征地的紧箍咒，为了保证可耕地面积不变，而丧心病狂使出了拆农民房子的手段。为什么我们的土地那么紧张？还不是因为我们过度追求GDP，不断招商引资的结果？如果中国真成了世界工厂，全国的农田全部铲平用于工业建设也不够。所以说，改革要有法度。把农民赶进高楼居住不但违背了务农自然规律，增加了生活成本，还造成了海量的建筑垃圾，浪费了大量的建材能源，这都是有悖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为。城镇化大跃进、土地规模化集中都为将来的农村动荡埋下了伏笔，种下了因果。
现在“以承包地换社保”、“以宅基地换房”以达到腾出更多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旧村改造”、“村改居”行动正在从沿海到内陆，一路高歌猛进，有识之士看得清清楚楚，倒霉的是农民，买单的是国家。因为第一代换取社保的农民死后，他们的孩子却无权享受。从此以后，黄土地、黑土地养活的对象不再是弱势群体而是资本。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言辞罕见地犀利批评说“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这场以城市利益出发、试图增加城市土地财政收入、“盲目的”城市化运动得不到有效遏制的话，“是要出大事的”。
为了确保不出大事，新农村建设必须讲究一个法度。法度就是自律、自省、有节。
新农村建设的前提是先保护，后建设。保护农村文化、乡土文明不断裂，不能变成城市性的陌生人文化，切实保证人人有地可种的公平公正，不可轻易推行能人承包大量土地、搞什么“顺包反租”的成都方式，可以试点，不能盲目推行。新农村建设来不得半点儿戏和试验，要实实在在的向农村注入资金，修路、打井、绿化、完善农民社保体系、医疗保障，大幅度提高农民种地补贴，而不是挖空心思把农民们的积蓄逼迫出来消化城市过剩的产能。城市产能过剩正是城市化不断扩张的结果，非自然的大量转移农民进城不但进一步加重产能过剩，还会造成农业的衰落，你精简了农民人口，就会增加城市的就业危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谈城乡一体化不如研究如何更好地平衡城乡二元结构。当务之急是必须先给新农村建设虚热降温，叫停农村拆迁运动，保护好三农，在继续保持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置换”政策，有效控制工业项目建设规模，给新农村建设一个正解。（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