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贫富差距扩大，根源就是政府推动的改革不彻底，甚至扭曲变形了，没有通过良好的制度安排形成一种公平的发展机会，导致了严重的机会不平等。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公共服务的提供，即公共消费的不平等。

　　单从农民工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与城市居民比较就能看出来，农村里至今仍有不少文盲。第一代农民工没有受到良好教育可以理解，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还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就没法理解了。享用的公共消费不平等，就造成了社会群体性的能力鸿沟，致富的机会也就严重不平等。在这个起点上的过程一旦启动，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就会陷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自循环。这样的循环一旦形成，就很难纠正。这样一来，起点的差距，在结果上进一步放大，经过几轮循环，就会看到，差距全面放大了，并在代际之间传递。穷人就会一代接一代穷下去，形成固化的阶层；一旦形成阶层的固化，慢慢就会形成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看到的无产阶级是怎么产生的？就是由穷人这个阶层转化而来的，穷人一旦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那就是无产阶级的诞生。

　　机会的不均等，城乡之间最明显。现在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即公共消费的均等化，就是试图缓解机会不均等造成的后果。作为人，在现代社会要生存，获得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能力是离不开基本公共服务的。如果基本公共服务不能均等化，不能提供到位，那就意味着一些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得不到保障，更谈不上基本能力的获得。这种社会群体能力上的差距，一旦进入市场竞争之中，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即穷的越穷，富的越富。财产或收入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实质上是由消费意义上的贫富差距造成的。

　　如果不在这方面下工夫，而仅仅在收入分配的结果上做文章，那就意味着全社会劳动者的平均能力和素质难以提高，即人力资本的积累无法扩大。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社会个体，还是从整个社会来观察，社会的就业状态难以改善，劳动生产率也就会原地踏步，甚至下降，劳动收入比重的提高就失去了现实的基础。寄希望于政府的再分配来救济穷人，劫富济贫，短期可以，长期不行；穷人少的条件下可以，穷人多的情况下不行。救急不救穷。这句话是有深刻道理的。济贫与增强致富的能力之间，后者显然更重要。我们重视了前者，忽视了后者，我觉得这是造成现在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重要因素。

　　2．公共产权制度残缺，公共产权收益大量流失。

　　我国是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却对公共产权收益不太重视，而更看重税收。公共产权收益应为国家所有，通过国家财政转化为全体国民享用。但现实是大量的公共产权收益进了部分人的腰包。很多暴富者，无一不与国有资产、土地、矿山、煤炭、湖海、景区等等公共资源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富豪不是在创造财富，而只是在转化财富。像浙江的一些民企老板，完全靠生产商品打拼，过了一二十年，才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这样的富翁是通过“创造”致富，而不是通过“转化”致富。

　　公共资源在进入市场过程中，其实现的公共产权收益，实际上被少数人所占有和享用。而从法律上看，我国的社会产权结构是以公共产权为主体的，但公共产权收益的放弃，实际上是在有意无意地制造最大的机会不均等，是最大的社会不公。所以，缩小贫富差距，要把公共资源及其收益有效地管起来，让其收益真正为全民所享用。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为了招商引资，大都把公共资源的收益暗补给了国内外投资者。在起步阶段，也许可以理解，但毫无止境、毫无约束地这样做，实际上是在经济上把公有制给瓦解了。当公有制异化为少数人发财致富的工具时，公有制也就名存实亡了。

　　如何把政治上的公有制，落实到法律上的产权制度，真正地把属于全民的财富管好，让全民得益，这是我国不亚于税收制度的一个重大问题。税收制度不合理，会造成看得见的不公平竞争，而公共产权制度的缺失，却会隐性地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公共产权收益的流失，其实失掉的不只是收益，连同一块流失的是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公有制应当成为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而不是相反，变成贫富差距扩大的加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