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建党90周年的日子里，我创作这幅《童年的记忆》，献给党，亲爱的妈妈！

我1943年出生在陕北延安。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毛主席党中央就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陕北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军民垦荒种地——著名的南泥湾良田就是三五九旅官兵创造出的奇迹。同时全体军民参与纺线织布，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都带头纺线。我父亲李凡夫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教授，后来调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母亲陈怡是抗大学员的指导员。我们家住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后面山上的石窑洞里。我就在这里出生。当时生活很是艰苦，但全党全军抗战热情非常高涨。我父母白天工作，晚上回家也抓紧时间纺线。父亲有时晚上加班工作，母亲独自一人边带我，边纺线。听母亲讲，因为当时我年纪小，不到三岁，还不能送进延安保育院，便留在家白天找人代看管着。那时我们这些小孩子身上穿的衣服，多是用父母破旧军装拼改成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儿童玩具，连笔和纸都很稀缺。母亲就找些干树枝给我，让我在地上涂鸦。她从小喜爱美术，只因没有条件学画，所以后来就从事了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那些日子，晚上她纺线时，我就在地上随心所欲地画……她有时也略加指点鼓励，慢慢地，我就越来越有兴趣了。

父母曾多次对我说起这件事：1946年东北解放后，党中央提出建立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派大批干部奔赴东北，其中也包括我的父母。这时我三岁多，随父母转移。从延安到东北有几千里路程，要冲破敌占区的许多封锁线，有时急行军，一天要走百余里路，更多是利用夜幕，冒枪林弹雨，突破封锁线。母亲在一匹马背上左右各放着一只筐，一只驮行李物品，一只装着我。电影《啊，摇篮！》正是当时真实情景的写照。母亲有时实在走不动了，就拽着马尾巴，竭尽全力跟着跑。过战壕时摸爬滚打更是常事。当时我父亲任一个干部队队长，为父亲喂马牵马的是位红军老战士龙德山伯伯。他是四川人，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曾当过贺龙元帅的马夫。一天夜里通过封锁线时，敌人炮火猛烈，驮着我的马匹受惊跳起，我从筐里被颠出来，摔到壕沟沟底。这时四周漆黑，敌人的流弹不时飞过，部队急速前进。冲破封锁线后，母亲才发现我丢失了。为了该队全体人员的安全，父亲命令大家继续赶路。可是龙德山伯伯舍不得我，就不顾个人安危返回去找我，终于在壕沟沟底寻到我，抱着我再次冲过封锁线并赶上大部队。1950年我父母和龙德山伯伯随军南下。解放广州后，我在那里开始上小学。父母工作忙，我就在学校住宿。后来，听他们说龙伯伯转业回四川老家了。我至今都十分想念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是他——我党教育的好战士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母亲还曾对我说，从延安到东北后，生活条件好些了。有时叔叔阿姨们见我喜好画画，就特地送我一些香烟纸、糊窗户纸和铅笔头……我画驴、画马、画车、画树、画花、画人……见到什么画什么，画画成了我最愉快的事。直到后来上小学，每当放学后，闲下来我就画画——临摹芥子园画谱和一些小人书。周日、放假时，我就到外面或公园里写生。1956年小学毕业，当时学习苏联抓“天才教育”，武汉中南美专附中开设七年制（中学）招生，我有幸被录取，开始接受正规美术教育。那时关山月先生是我们的校长。1958年，这所学校搬迁至广州，改名广州美院附中。接下来，我就读于浙江美院中国画系。十年动乱后，我又进入中央美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学习，美术成为了我终身的事业。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我是党旗下成长的画家。去年，我随中国文联美协采风团再次回到延安。亲眼见陕北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退耕还林”，延安变绿了，也成为现代化都市。在那里还发现有大量的煤、天然气和石油……如今延安人年均收入突破3万元。这让我欣慰，让我兴奋，也让我怀念父母亲，怀念龙德山伯伯，怀念革命先辈们。纪念建党90周年的日子里，我创作这幅《童年的记忆》，献给党，亲爱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