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是在社会矛盾加剧，统治者要加强统治的背景下出生。清初经顺、康二代的治理，特别是经过康熙帝半个多世纪的精心经营，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与此同时社会分化却日趋剧烈。在康熙中期出现了「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小民有恒产者十至三四耳。」至末年「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各地农民的反抗活动时有发生。雍正年间，「土田尽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社会更动荡。为了统治稳固，雍正需要一个有效率的统治工具，于是军机处应运而生。

　　军机处相当于国家元首的办公厅。自诞生之日起就摆脱了正式官僚体系的壅滞、繁琐的毛病，非常适合皇帝加强君权的意愿。军机处的行政效率非常高，几乎是当日事，当日毕。他们以“廷寄”方式行事。即军机处拟旨后，交皇帝御览，再直接下达受令者，无须经六部辗转传达。另外，军机处规模细小，可随时便宜行事（灵活性大），行政效率因而提高。但它办公的地方却格外简单。就12间不起眼的平房。内部面积不足200平方米。就像一条冬眠的蛇，蜇伏在乾清门一侧的宫墙下。屋内除了那张大炕，青砖的地面上几乎空无一物，只有东墙下，摆着两把明式椅，墙上挂着一只“喜报红旌”的木匾。不知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这些曾经拥有豪华衙署的地方大员，在擢升为军机大臣后，是否对自己的“办公环境”感到满意？那一排通铺上面摆着炕桌，在寒冷的冬夜，军机大臣们，就倚着那张炕桌，怀抱着铜质錾花暖手炉，处理军机政务。这些官员都是亲臣、重臣，办事干练，是皇帝信得过的。他们一般能文能武，出将入相，既熟悉部院事务，又能指挥军事。他们也常常以钦差身份到各地督察政务，处理各种重要事件并回奏皇帝。

　　军机处曾是中国官场金字塔的顶端。虽然清中央的执行机关是六部。但军机处的设置可以使皇帝命令越过六部，直接下令到地方大员或前线。这种类似于扁平化的“顶层规制”设计在清代曾经发挥到巨大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众人仰望的权力机构。它的一端，通过一系列奏折，与全国各地的官僚网相连，另一端，又与皇帝相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机关。只有把它握在手里，皇帝才能驱动那台庞大而沉重的权力机器，否则，那些层层叠叠的衙门，就变得遥不可及。军机处处于双重体系的交合点上。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军机处和内阁在权力分配上并不对立，它的出现并不影响内阁作为中央政府处理日常政务的职能，内阁仍一如既往地承担着大量繁复冗杂的行政事务。那些权倾朝野的军机大臣们，一方面，作为朝廷要员，他们在那间破房子里写下的每一个字都牵扯着国家的命脉；另一方面，在至高无上的帝王面前，他们只能作唯唯诺诺的磕头虫，军机大臣们，仿佛被皇帝呼来唤去的伙计，无日不被召见，无日不承命办事，他们头戴顶戴花翎，器宇轩昂地出没于宫廷之间，又动作整齐地在皇帝的面前下跪。

　　当然，在军机处办事的人们也是享有“至尊”特权的一个阶层。由于军机处在清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及特殊的工作性质，军机大臣与章京又多系宠信重臣，统治者给他们的待遇奖励也不同于一般官吏。第一，军机处的官员升迁较快，第二，经常受到赏赐，包括了衣、食、住、行。乾隆37年，给予军机处章京和内廷行走人员，一律穿用貂挂的殊荣，在此以前，是没有的。很多人受赏戴花翎。嘉庆21年，赏托律、卢阴薄、穿绿牙缝靴，以后军机大臣都准穿这种绿牙缝靴。军机处官员经常参加隆重的筵宴。准许年老军机大臣在紫禁城内骑马，后来，甚至不论其年岁。道光年间曹振镛在军机处，历事三朝，还被加恩准许在紫禁城内乘坐车轿。所有这些，其它官员是比较难以得到的。军机处这一临时机构，1911年（宣统三年）成立责任内阁后撤销。在清朝覆灭后，这一传统，又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名义得以继承和发扬。他们虽然寻求像军机处一样的权力，却再无军机处当年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