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说的“滞胀”不仅仅是中国，而是全球性的。今天凌晨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美国物价走势的重要指标――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PCE），第一季度年化增长率达到了3.8%，远高于去年第四季度1.7%的年率增长。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PCE的年化增长率为1.5%，远高于去年第四季度0.4%的年化增长。
与此同时，第一季度GDP的年化增长率仅为1.8%，而去年同期是3.1%。不及经济学家此前预期的2%；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失业率再度抬头。截至 4月23日当周，美国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已从前一周的40.4万人增加至42.9万人，这是连续第三周增加。
从比较具体的GDP占项看，美国一季度消费者开支增速放缓给我的印象最深，此前三个季度，消费者开支年化增长率为4%，但今年一季度骤降至2.7%。与此同时，美国老百姓收紧了钱口袋，美国储蓄率从去年第四季度的5.6%增加到了5.7%。
再看企业，一季度企业投资的环比年化增长率为1.8%，明显低于去年四季度的7.7%；房屋投资总额环比年化降幅为4.1%，今年一季度企业库存增加438亿美元。
贸易方面。美国的国际贸易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由正转负。去年四季度国际贸易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3个百分点，而现在是轻微的负值。
再有就是政府开支季度环比年化增长率为－5.2%。
什么原因导致美国经济骤然变脸？物价。我们看到的所有分析报告都把消费、投资和贸易（GDP）涨速放缓的原因，定位于物价的上涨，尤其是油价的上涨。
不过，包括美联储在内，美国许多分析师预期油价未来会平稳回落。真的会平稳回落？我认为，会，但不长久。因为，美元滥发且不断贬值的背景之下，压制油价的主要手段将是“监管”。我们看到，美国对石油、天然气市场的监管已经升级，4月22日上午，美国总统奥巴马透露，美国总检察长霍尔德已经成立了一个名为“原油和天然气价格欺诈问题特别工作组”，专门用于打击原油、天然气市场的价格操纵行为。
这是一项很严厉的错失。这让我们联想到2009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使用过同样的招数。他们当时出台规定，所有商品市场的参与者，都不许以各种形式的手段操纵市场，一旦发现，每天罚款100万美元。从那时起，石油价格停止上涨，在80美元附近横盘了一年多的时间。
但是，监管手段的使用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因为市场没有操纵就不上涨了？这恐怕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也不符合市场现实。石油价格终于在QE2出台后大幅攀升，并冲破100美元一桶的重要关口。同样，现在可以用监管手段对石油、天然气价格压制一时，但如果美元贬值这件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那油价上涨则是早晚的事。
回看中国。目前的股市下跌为什么如此凶悍？实际上，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未来业绩的忧虑已经出现。从一季度财务报表看，一些公司的业绩正在大幅下降，总体情况不及预期。我看到一些公司的收入增长还算比较理想，但利润增长却远远落后于收入的增长。为什么会这样？成本增幅过大。
我们说过，现在的物价上涨主要是成本推动的结果，而不是需求拉动的结果。一季度上市公司的业绩体现，恰恰证明了我判断。如果是需求拉动的物价上涨，那公司的收入增长率与利润增长率应对同步才对。而现在是收入大涨，利润增长放缓。这就是典型的因胀而滞，先胀后滞的特征。
“胀”体现为收入增加，“滞”体现为利润减少。因为“胀”导致公司成本支出增加，公司将成本向后端产品价格传导，结果导致需求减少。产品价格虽然上涨，但或因涨幅不及成本涨幅，或因销售量增长放缓，这都将导致公司利润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
加之国内货币环境日益吃紧。公司贷款成本上涨不说，甚至贷不到款。这必然引发公司尽量压缩生产，如果生产压缩速度比需求回落还快，那供求关系的紧张还将进一步推高价格，进一步压缩需求。这就是“滞胀”发生之前，我们必然看到的恶性循环。
现在，中国正在这个恶性循环当中。如果政府依然不能意识到物价上涨的症结所在，依然试图通过紧缩货币压制价格，那中国的“滞胀危机”就在眼前。
危机时刻，我必须说出这句按奈在我心头很久的话：作为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正在制造严重的全球性通货膨胀。面对无奈的现实，中国唯一可以选择的政策是：“以胀对胀，以胀解滞”。这是金融危机当中，美国人教给我们的招数。亚洲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美国人都告诉他们必须紧缩。但是，当他自己发生危机时，它紧缩吗？不仅没有紧缩，反而“以胀对胀、以胀解滞”，不是吗？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以缩对胀”，中国经济“滞胀”最迟今年第三季度明显呈现。今天香港盛传：中国可能会改变人民币汇率政策，而使之一次性大幅升值10%。我看了不寒而栗。我们这样做，等于一次性减免美国10％的对华债务，等于高度浓缩自己的血液，让美国人更有效率地抽取。可是我们换来什么了？
如果是这样，我们等于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头颅放到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祭坛上。人民币大幅升值意味着一系列的更加紧缩的货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