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大陆自2004年起开始调高各地基本工资，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暂停调整。但随着经济的逐渐复苏，调薪潮再度出现。2010年2月起，江苏率先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涨幅超过12％，各地纷纷跟进，最后2010年大陆30个省市区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部分调幅达25％以上。
「十二五」规划强调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广东、山西、湖南、山东等十余省均提出「收入倍增计划」，因此各地又掀起了提高基本工资标准的浪潮。北京、重庆率先于2011年1月1日调高，江苏南京、苏州、昆山等地自2月1日起最低工资涨至1,140元人民币(约合新台币5,037元)，涨幅高达18％。广州3月1日起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1,300元，涨幅18.2％；3月2日，上海市从每月1,120元调整至1,280元，调幅超过14％。4月1日起，浙江从1,100元调整到1,310元。目前深圳全日制最低工资标准每个月1,320元，为大陆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城市，浙江1,310元排第二，广东1,300元第三，上海1,280元第四。从涨幅来看，半数地区超过20％；其中重庆涨幅27.9％，涨幅第一。
就调整频率看，在已调高地区中，有11个省份在2010年已经调整过，时间相隔仅一年；北京距上一次调整仅半年，广东也仅间隔十个月。就调整幅度看，深圳、上海、北京等地较2005年调幅达一倍左右，似乎形成竞相比高、比快的局面。
上述最低工资不包括：加班费，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以及劳动福利待遇等与工资相关的人事成本，如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支出、员工的加班费等也将随之调高。
（二）政策推动基本工资上涨
近几年来基本工资的快速上涨主要是政策导向推动，尤其「十二五」规划着重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要求缩小收入差距与地区差距，提高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年均增长不低于10％，预期到「十二五」末，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达50％左右，更是一大推力。在推动基本工资增涨政策上，大陆「中华全国总工会」规划从2011年起，全面推行所谓「政府主导、法律完备、劳资共决、合作双赢」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对一些企业工会在集体协商时不愿谈、不会谈的情况，将采取派「协商指导员」、上级工会代替谈判等方式，增强职工在收入分配中的「话语权」。另据报导，北京市总工会有意推动外资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不得低于城市最低工资标准150％的政策，此政策一旦落实，包括台商在内的外资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将额外再调高50％，即外资企业员工最低工资标准不得低于人民币1,740元，从960元调高至1,740元，调升幅度高达81％。
调高基本工资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应对「劳工荒」问题。从2004年起，大陆沿海地区开始出现「劳工荒」，也就是「民工荒」问题，其中又以珠三角和长三角沿海地区最明显。2009年第2季开始，随着经济逐渐复苏，大陆劳动力开始出现供不应求，劳工短缺现象更加明显。于是企业纷纷调高工资、降低学历、年龄限制，以应对缺工危机。今年「劳工荒」不仅来得早，情况也可能比预估还要严重。原因有五：1.近几年大陆城市物价、房价上涨快速，劳工生活成本增加，工资提升跟不上物价上涨幅度，工作意愿不高。2.中西部地区加快开发建设，劳工需求增加，劳工不愿意再回到沿海城市打工。3.1980、1990年代出生的新劳工不愿意从事技术低，以及工资待遇低的工作，导致低层次产业企业及劳力密集型企业，用工荒情况越严重。4.随着企业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需求不断提升，但新增劳动力素质却未能同步提升，供需日益紧张。5.劳工荒浪潮不再局限于沿海地区，而是蔓延到湖北、安徽、河南等民工输出大省。因应此种趋势，各省市近期纷纷调升基本工资，这也是为什么中西部地区工资平均涨幅（26.39％）高出沿海省份涨幅（20.52％）的原因。
从政策与劳动供需显示，未来基本工资调整幅度将会持续下去，上调的频率和幅度都将会加强。经济学家陶冬预测，大陆经济将进入劳动需求超过供给的转折点，未来五年大陆薪资每年将以20％、30％速度增长，不仅造成产业往内陆转移，工资上涨效应也将从制造业蔓延到服务业。
（三）对大陆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十二五」规划提出5年内基本工资上涨1倍，每年调幅将达20％，对经济与产业结构有正反面冲击。
首先，大陆劳工薪资上升，民众购买力上升，商业、服务业、旅游业等内需消费市场受惠。从经济发展和企业效益来看，调涨工资对资源浪费型、环境污染型、劳动力成本低廉型的企业形成淘汰或激励效应，逼使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至于调高工资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中西部地区由于发展相对缓慢，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有助留住当地劳动力，可望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因此尽管最低工资调整频繁且幅度较大，但是由此导致的整体成本上涨有限，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产品需求增加，带来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压力也不大。
调涨基本工资的影响因产业类型而异。家具、纺织、服装、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受到的影响相对显著，估计成本上涨都超过1.1％；而造纸、化学原料和化学纤维等资本密集型，以及交通运输、电气机械、通信设备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程度则小得多。至其整体影响，近10年来大陆制造业平均工资每年上涨幅度超过10％，同时期菲律宾年涨幅9.6％、印度尼西亚3.5％、泰国6.0％、越南8.2％，印度则高达18.2％，其他国家同样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问题，缓解了大陆制造业成本上涨带来的国际市场上价格压力，也显示工资差距尚不致影响整体竞争力，也还不足以引起大陆企业的大规模迁移。
另根据瑞士信贷银行的调查研究显示，2009年工资仅占大陆电子产业总营收的3.5％，仍然属于低档水平，即使工资增长一倍，也暂时不致对经济发生太大的结构性冲击与影响。加上大陆目前已经开始发展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大陆应当还是续居全球关键性制造业中心角色。
（四）结语
大陆于2004年规定最低工资至少每两年调整一次，近几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实际平均工资增速，2007年为13.1％、2008年为11.7％、2009年为12.8％，都显著超过全球平均增幅。总体而言，提高基本工资标准可以促进经济结构与产业转型、提高研发能力；如果提高得过快、过多，则会加重企业负担，升高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工资增长速度跟不上GDP和物价上涨速度，会影响低收入劳动者基本生活水平，甚至出现劳工荒问题。
大陆调高基本工资是政策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必然的趋势，「十二五」规划预计每年调薪15％，有的地区涨幅可能远大于这个数字，加上2012年开始实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劳工权益高涨，预测最快3年，大陆工人的薪资水平将高于台湾，3至5年内可能达香港七、八成的水平。
大陆基本工资上涨成为常态，已逐渐影响到外商企业的投资布局。近七成港商表示会逐渐将生产改为自动化，近二成港商考虑迁离珠三角往内陆或中西部布局。台商也因不同产业而有不同的因应策略，有的朝自动化、机械化转型升级，有的考虑把重心移往大陆中西部，或往成本更低的国家移动。因此尽管目前调整基本工资的正面效应居多，大陆也认为调整后的基本工资尚未影响到外商投资动向，大陆仍是外资首选；但是如果高频率和高幅度的调整持续下去，其影响临界点恐将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