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与中国的欧美文学研究有着特殊的渊源。100年前的今天，清华学堂成立，遂开始招收第一批留美预备学生。随着他们远涉重洋，“中西融合、古今会通”的现代学术大门由此打开。1926年，清华西洋文学系诞生(1928年易名为外国语文学系)。其时，吴宓也早已从哈佛获得硕士学位，并经由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东北大学外文系于1925年转来清华。吴宓的女儿吴学昭在《吴宓日记》的“整理说明”中提到，从1926年3月起，吴宓开始任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授《英国浪漫诗人》、《希腊罗马文学》、《西洋文学史》、《翻译术》、《中西诗比较》、《文学与人生》等。1926－1927年度、1932－1933年度、1943－1944年度代理系主任，制定了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的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并身体力行，鞠躬尽瘁，为这一方案的实施和贯彻奋斗了大半生。他的努力使我国的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走上了全面、系统、严格、科学的道路，纠正了支离、片面、空洞、肤浅、兴趣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偏差和缺点，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西方语言和文学的专门人才。

　　外国语言文学系成立之初，正赶上一个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的时代。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和以吴宓、梅光迪等为代表的学衡派之间的论争可以说是这种交替和碰撞的延伸与注脚，二者对传统和新文化、对国故与新知的不同抉择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走向和现代化进程的关切和思考。据吴宓当年的学生李赋宁、王岷源等人回忆，吴宓在外文系任职后，竭力主张和推行博雅教育。他参考哈佛、芝加哥等美国名校的课程设置，为清华外文系制定了四年课程规划，学生无论学的是何种语言专业，除必须连续四年学习该语言外，还必须共同学习欧洲文学史及各时期的重要经典，此外还必须学习至少一门以上的第二外语。吴宓的办学思想和实践与他代表的学衡派所倡导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理念和情怀可谓一脉相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导师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和影响。白璧德等人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经由吴宓等人的传播和实践在中华大地、在清华大学的《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中得以贯彻和显现。该《学程》强调“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并规定“博雅”与“专精”二原则:“研究西洋文学之全体，以求一贯之博通；专治一国之语言文字及文学，而为局部之深造。”其中，大一课程以中西文史为核心，兼顾数理化生，同时强调国文的学习。可谓中西合璧，文理兼通。其视野之开阔，堪称博雅教育的典范。而这种兼容并包、专精结合的大学理念不但成为20世纪上半叶清华外国语言文学系“艳”压群芳之法宝，而且成为清华“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学术传统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石。

　　外文系成立之始一直到后来的西南联大时期，可谓经历了一个中西荟萃、名师云集、人才辈出的黄金时代。教授队伍中不仅有王文显、吴宓等留学归来的学者，还有从海外聘请来的欧美文学的专家，如美国的温德、瞿孟生，英国的瑞恰慈和燕卜荪等。1929年9月，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瑞恰慈来到清华，给学生讲授“大一英文”、“西洋小说”、“文学批评”、“现代西洋文学”等课程。他将心理学和语义学引入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试图将文本阐释精确化和科学化的所谓实用批评的理论和实验，使当时一些急于寻找科学和民主治国良方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浓厚的兴趣。他的《科学与诗》、《实用批评》、《现代诗论》等著作很快被译成中文，并被中国学者加以应用和研究。他在中国完成的《孟子论心》以及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倾力推广的基本英语也被看作是为实现中西文化的相互阐释和促进中西方的理解所做出的可贵尝试。而他后来在哈佛所潜心从事的人文教育和通识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又使他和白璧德、吴宓的新人文主义立场和主张不谋而合。他的学生燕卜荪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也先后两次步其后尘赴燕京大学和西南联大讲授英国文学，致使王佐良、袁可嘉等一批中国学人对西方文学批评和英美现代派诗歌产生极大的兴趣。

　　近100年过去了，吴宓以及曾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瑞恰慈等人提倡和实践的博雅与专精相结合的办学理念仍然对今天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实际上，清华外文系复建以来的几次培养方案的修订和调整都未太出《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之左右。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因为有了吴宓等人先清华后西南联大所开创的中西合璧、古今会通的学术传统和育人理念，清华才产生了一批学贯中西、精通古今的学术中坚，也才有了我们今天和今后振兴和发展清华人文学科和外文学科的源泉与动力。

　　今年4月，清华迎来百年华诞，外文系也将庆祝建系85周年。在探索清华新百年人才培养的使命与战略的宏观语境下，有必要对清华人文学科和外语学科的传统进行反思和总结。清华外文学科虽然近年来成绩显著，但在继承传统、学术创新、师资队伍质量、人才培养质量、课程设置、学术影响等方面与世界一流大学依然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差距。因此，清华在迈进新百年的历史时刻需要反思和总结的一个中心问题当是如何“继承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这个传统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它何以开花结果？又如何薪火相传？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更是一个值得付诸实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