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电视中播放一个日本电影《彩虹女神》，不是什么大片，片子里全都是日常场景，故事也平凡得很：有个热爱自导电影的姑娘，暗中喜欢一个生活中很失败的小伙子。然而小伙子竟懵然不知；自尊心很强的姑娘黯然出走美国，但不久就传来坠机身亡的消息。小伙子替她收拾遗物时才察觉姑娘的爱，不觉泪流满面！

这么一个低成本的片子，居然让我很感动，因为它拨动了心中的那根弦，那是人性之弦，是可以跨越国家、种族、历史、文化的。——我很少看电视，但如果有个电视剧一旦让我喜欢，也能坚持看完。例如韩国连续剧《澡堂老板家的男人》、日本连续剧《冷暖人生》等等，都曾看到结尾。是里面的人性和亲情吸引了我。

有的朋友嘴一撇：你这老头儿净爱看这些婆婆妈妈的玩意儿，而且还哈韩、哈日啊？——其实好的国产电视剧我也爱看：王宝强主演的《士兵突击》我就看了两遍半。那是一部让女人走开的军旅硬汉戏，完全没有“婆婆妈妈”，但我以为境界很高，让人们体验了什么是“仁者勇”。这种境界，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传达出的。我记住了编剧的名字：兰晓龙。

    不过像《士兵突击》这样的电视剧并不多见。有时一晚上遥控器按个不停，几十个台竟找不到一个可看的节目。影视剧倒是不少，但题材之狭隘令人吃惊：譬如抗日题材就很受编剧导演钟爱，三四个台同时播抗日剧是常有的事。过一段时间，又是一水的“潜伏”剧，双方明争暗斗、疑云密布，当然，结果是“国军”的机密无一例外地装进革命者的口袋里。也有铺天盖地的“顶戴”剧，充满宫廷倾轧和官场较量。当然也有家庭剧，也仍然是斗斗斗：儿媳跟婆婆斗，儿子跟父兄斗……一家骨肉尚且如此，同僚同事同袍同窗之间还用说吗？——人情在哪里？人性在哪里？“斗”就是中国人生命的全部吗？

    我曾感叹：难道中国作家丧失了感受人性、表现人性的能力了吗？当然，如果真的丧失了，我也并不吃惊，我理解，因为您此前所受的教育，一直是“斗争”教育。

“仇恨入心要发芽”。这是样板戏《红灯记》的一段唱腔，如今脱离了具体剧情，已经成为卡拉OK歌曲集中的一首红歌了。对于我们这代人，这高亢嘹亮又不乏婉转的曲调，仍是那么熟悉，只要胡琴一响，马上就可以跟着唱起来。

一位作家如果年龄在40至80岁之间，对这样的词曲当然也是熟悉的，唱起来也仍然很怀旧、很亢奋。口中唱着，心中想着，笔底流出来的文字，当然也会不自觉地延续着这样的思想和情感——可是您认为这样的歌和词，适合传递给小学校的孩子、幼儿园的娃娃吗？

人的心灵空间是有限的，被斗争和仇恨充斥时，仁爱的空间就被挤占或掩蔽了。如果电视里日复一日重复着斗争意识，以逼真的形象和色彩演绎着复仇的快意、人心的险恶、生命的轻贱（当然电视还只是社会教育的一个方面），我们也便无须惊讶某些社会现象的频繁发生了：药家鑫八刀害命、汪某九刀弑母、去年北京的六命灭门灾、今年鞍山的十口屠门案……

动手杀人，毕竟还是极个别现象，有偶发性。比起前不久日本大地震时有人在网上大声叫好，还赢得数以万计的跟帖，这实在算不了什么。

据网上统计，80%以上的中国人都对邻国遭灾深表同情；然而数以万计（一说十万计、百万计）的人在叫好，究竟不是个小数目——这是个可怕的现象，因为这是假政治、民族之名而背离了人的立场！

叫好者中，估计大部分对70年前民族所遭受的侵略屠杀之苦并无亲身体验（能对日本侵华有亲身体验并形成记忆的人，至少也有70岁了）。他们这种超越历史时空的仇恨，是从哪里来的？

当我写着这篇博文时，已做好遭受一些网友反驳、攻击乃至谩骂的准备。但我也希望骂人者在开口之前，先问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问，日本侵华是发生在您祖父甚至曾祖父那一代的事，当时您的祖父曾祖父正在干什么？如果他们当时就奋起反抗侵略者，那么您当然有资格跟我辩论。如果您查明，您的前辈并未奋起反抗，而是领了“良民证”，甚至当了皇协军、伪保长，那么您首先要做的是问问照片上的先辈：你们为什么那样做？你们给晚辈做了什么榜样？——等您问清楚了，再跟我辩论不迟。

第二问则是问您自己：如果您生在那个时代，您会怎样做？您能像当年那些仁人志士那样，毅然抛家舍业，奔赴前线抗日杀敌，将一腔热血献给祖国和民族吗？——吃饱喝足，坐在电脑前，在屏幕上打下激情的口号，这是绝无危险的事，人人都能干，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真正的英雄是很少夸口自矜的。那些口号喊得山响的人，往往转脸就当了叛徒、汉奸，历史上，这样的事多了去了！

其实，假若您的祖上真的是抗日英雄，我相信他们倒是胸怀宽大的。当年日本投降时，中国除了逮捕极少数战犯首恶外，对大批日军俘虏及家属，采取的是放一条生路、护送他们乘船回国的政策。作为战胜者，我们的前辈深悉：挑起侵略战争的只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日本广大老百姓同样是受害者。即便今天日本还存在着右翼分子，也仍是极少数。广大日本人民是无辜的，他们如果遭灾，我们当然应施以援手。

回过头来我想说，之所以还有这么多思想糊涂、胸襟狭小、“斗志昂扬”的人，我们的学校有责任，我们的家庭有责任，我们的社会更有责任——在社会教育中，电视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对于一位电视剧作家，责任有两点：首先是自己从“斗争哲学”的绑缚下解脱出来，从斗、斗、斗的亢奋中静下心来，认真体验生命的意义和人性的价值，尽力恢复自身的人性。第二点则是发挥您的才华，试着用文学去启发人性，呼唤仁爱，引导人们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但愿我们的作家还没有丧失体验和把握人性的能力——人性这东西很怪，如果您没进入那种境界，模仿是模仿不来的！

我目光不广，但至少看到作家兰晓龙有这样的境界，他笔下的许三多在误伤生命（其实是个“该死的”毒犯子）后陷入深度抑郁，在此我看到作家对生命意义的深刻理解！

其实中国人对“仁”的概念不应陌生。“仁”代表爱人、爱一切生命；也因世上还有戕害生命的现象，从“大仁”中迸发出“大勇”来，予以制止！——“仁”是道德的基石，不但是人之美德，甚至一些禽兽也有好生之德，会因同类丧生而“兔死狐悲”、哀鸣不已。

让善良仁爱这些人性中本原的东西像小草一样长起来，重新占据人们的心灵空间——据说小草有着意想不到的力量，只要有一点阳光和水分，就可以把压在头上的顽石顶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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