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出了个“老愤青”
赵焰
徽州历史上是出过一些人的，有一些人很为徽州长脸，像胡宗宪、王茂荫、胡雪岩等；有一些人则让徽州的脸丢大了，丢脸的人当中，杨光先似乎是个典型代表。
《清史稿》说杨光先是江南歙县人，具体是歙县哪里，没有具指。杨光先早年一直生活徽州，顶着个千户之名，一直衣食无虞。后来，大约觉得生活太平淡了吧，整天看山看水看风景太无聊，于是便就把千户之位让给弟弟，来到京城做了一个职业“斗士”，专门跟“奸雄”做斗争。杨光先第一状告的是崇祯时的兵科给事中陈启新——杨光先听说陈启新非议宋太宗的《劝学歌》，立即拍案而起，义愤填膺地给皇帝上书指责陈启新废前圣之学，“如此作孽，真不容于天地之间矣”。不过这一次上书由于杨光先没有直接证据，一次“群众来信”也不可能把事闹大。崇祯十年（1637年）时，40岁的杨光先听说大学士温体仁乱政贪污，突出惊人之举，以布衣身份，抬一口棺材向皇帝上疏，以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杨光先的“炒作”原本是想引起崇祯注意，没想到这一夸张的举动让喜怒无常的崇祯很反感，杨光先“投鸡不成反失一把米”，被抓起来打了一顿板子后流放辽西。好在杨光先的运气不错，他的“敌人”温体仁不久病故，杨光先被赦免回乡，他的“英名”也广为流传开来。
不过杨光先并没有因此在明朝捞到官职——明朝很快灭亡，满人取而代之。也许是满人听说过杨光先的“义举”，便给杨光先在钦天监里安排了一个小差事，杨光先一下子成为“贰臣”。不过蜇伏在大机关的小公务员杨光先仍想通过一些“惊人之举”来引起人们的注意。清朝初定，顺治皇帝对西方先进的科技很感兴趣，十分信任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将汤若望运用西方天文学成果所制定的新历法取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取代年久失修、错误百出的大统历和回回历。随后主政的多尔衮又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管理有关历法事宜。堂堂的华夏，怎么能用“洋鬼子”来掌握“天历”呢！“老愤青”杨光先愤怒了，他奋笔疾书撰写了《辟邪论》等文章，上书要求将汤若望等“妖孽”连同“妖书”一起烧掉。杨光先的言行，透露着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天历都被“鬼子”掌握了，大清危矣！再不挺身阻止，西洋“奇技淫巧”就会颠覆华夏乾坤，就要亡国灭种了！杨光先肯定是读过《西游记》的，他上书的论据是，一看汤若望长得金发碧眼，就知道不是好人，是妖怪！汤若望说“地球是圆的”，那么，球上球下之人脚心相对，球下的人岂不是倒悬？自古以来只听过顶天立地的人，从未听过有倒立的人，你西洋人试着倒立在天花板上走给我看看？
杨光先在顺治年的那些上书，一篇篇都被弃了，因为无凭无证，朝廷也懒得理会这样一些“疯子”。不过看的出来，那时候清廷的言论相对还是自由的，“文字狱”尚没有出现。很快，杨光先等来了机会，小皇帝康熙继位，辅政大臣鳌拜反对西洋学说。在这种情况下，杨光先愤然上了《请诛邪教状》疏，这一本折子比前几本历害多了，折子例举汤若望西洋新历的多状罪状：一是所颁《时宪历》封面上有“依西洋新法”字样，是“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二是新的历书只推算了200年，是诅咒大清短命；三是汤若望为顺治帝幼子荣亲王所选择的殡葬时辰不吉，以致连累顺治帝和董鄂妃在短短两年内先后驾崩；还说汤若望在澳门屯兵等……这个哪是折子啊，分明是刺向汤若望等人的锋利“匕首”。
因为有了杨光先这一把“凶器”，朝廷的排外势力联合起来动手了——汤若望以及钦天监中支持他的官员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等均因“妖言妖行”被判凌迟处死。没想到的是，判决那一天，天空突现彗星，京城又发地震，孝庄太后等人唯恐“天谴”，急忙干预将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免于一死，羁于狱中（后汤若望获孝庄特旨释放，两年后病死），只处死了李祖白父子等五人。李祖白跟徐光启一样，是一个中国学者，是当时难得的科学家，曾协助汤若望写出《远镜说》一书，将伽利略发明的现代望远镜制作方法介绍入中国。这一段由杨光先引起的“主义和科学”之争所导致的杀戮，史称“康熙历狱”。
杨光义赢了，“老愤青”风光无限，仿佛一下子成了《封神演义》中“捉妖”的姜子牙。不过连他自己没想到的是，因为他对汤若望等人的攻击，朝廷误以为他很懂历法，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监副：你不是说别人不行吗？那么就让你来！杨光义这下急了，自己哪懂什么历法啊？算帐都不一定行。这样的事，就等于让一个文盲去当中科院院长。杨光先写了长长的《不得已》一文，上疏请辞。朝廷一看杨光先上的书，心想这人真是赤胆忠心啊，立场坚定，谦虚谨慎，当即传下话来：国家重任，岂能推辞，升任了“一把手”。在这种情况下，杨光先只好凭着一颗“爱国心”硬着头皮上任了。
结果可想而知，杨光先“丑”很快丢大了——接掌钦天监之后，手忙脚乱，无从下手，所造的历法谬误百出：不仅一年出现两个春分、两个秋分，还把闰月算错；并且，对天文事件的推测，也全部失败。如此情况下，朝廷只好起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来治理历法。杨光先一看“鬼子”复辟，“爱国之火”又熊熊燃烧，当即提出要跟南怀仁比试历法的准确度。结果可想而知，在一场现场举行的推算中，“爱国的历法”无情地败给了“不爱国的历法”。“老愤青”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
不过即使到了这个份上，杨光先依旧“赤胆忠心”：说中国的历法是从尧舜留下来的，“安可去尧舜之圣君而采用天主教历？”“中国以百刻推算，西历以九十六刻推算，若用西历，必至短促国祚，不利子孙。”杨光先一口咬定：“臣只知历理，不知历法”，“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是什么鬼话！简直是文革时“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的蓝本。这时候鳌拜已被杀，杨光先的后台也没了。“洋鬼子”南怀仁也学会政治斗争了，便“落井下石”参了杨光先一本，列举证据，称杨光先为鳌拜的党羽。这个时候的“划线”就是置人以死地啊——结果杨光先被判死刑，后赦免回乡。在回老家徽州的路上，杨光先越想越气，悲愤交集的情况下，最后一命呜乎。徽州“老愤青”终于未能重演当年“舁棺死劾”后的“咸鱼翻身”。想想“老愤青”杨光先的一生，其实也相当可悲，问题就是问题，主义就是主义，那些你不懂的“劳什子”，干卿何事呢！
杨光先是“老愤青”，又更像是一个“暴民”——其实专制制度不仅仅出暴君和暴臣，更层出不穷的，是各式各样的“暴民”。杨光先的故事告诉我们：一、“愤青”不是年龄，而是情绪；“愤青”往往在大旗之下，怀有不可告人的私利和目的；二、“愤青”们的危害性远甚“芙蓉姐姐”和“凤姐”们的“三俗”；三、“愤青”的本质是认知水平差，对常识缺乏，很多“愤青”受过高等教育，却未必比卖菜的老太太更懂常识；四、一个国家的“愤青”越多，说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理性能力越弱……这样的总结，对还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