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导言

    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邓小平，在联大会议上的讲话，1974年4月

    25年前，在中国开放初期，中国与美国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隔着很深的鸿沟。如果你是那时生活在北京的一名外国人——1200名幸运儿之一，那么你将会感受到这条鸿沟所造成的各种怪象。外出过夜生活只能到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民族饭店的“迪厅”一游，人们在那里啜饮温乎乎的啤酒，观看一小撮儿当地的中国人随着瑞典ABBA乐队的“红鼻子驯鹿鲁道夫”、“圣诞铃声”以及（循环播放的）“费尔南多”在舞池中劲舞，这拨中国人都是典型的来自中南海领导大院的高级官员的孩子。任何试图在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展开交流的努力都会立即遭到惹人注意的身着便装的公安人员的阻止。城市街道在晚上大约7点左右就已像沙漠一样荒凉，午夜时分你可以开车呼啸着在几分钟之内就穿过市区，开到戒备森严的只允许外国人进入的院落，从而结束一天的活动。

    那时的北京从现在来看已经消失了很久。尽管一个外国人仍可以一再与各种怪象相邂逅，但是这个城市的艺术和音乐活动却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和引人入胜的景象。外国人和中国人的聚会和联系已经没有官方的干扰。同样的穿过市区的行程，对于北京的交通来说，无论在白天还是在夜晚的任何时候都要花上接近一个小时（这个城市每天的新增车辆达1100辆）。

    中国在过去25年到30年间已经有了太多的改变，这并不仅仅是对生活在那儿的外国人（仅在北京就有15万人之多）而言。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可以在他们想工作的地方工作、在他们想生活的地方生活、在他们想去旅游的地方旅游，他们以在30年前难以想象的而现在想要的方式展开互动。与过去那时相比，他们的生活也越发错综复杂。他们的生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全赖自1978年开始开放以来已经增长13倍的经济（截止到2008年上半年的数字），以及一个竭力使政治步伐跟得上急剧的社会变革——它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政府。

    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们具有一种多少有点令人感到讨厌的喜好竞争的习惯——比较他们第一次到中国的经历。那些自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到过中国的人特别在自吹自擂上拥有特权。人们首次到中国旅行的时间距离今天越近，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越不密切，这是一个多少有点愚蠢的等级序列。但是在许多方面，人们第一次到中国游历的日期，就像碳14纪年一样，不仅足以说明他们对中国崛起为一个全球性强国的感受，而且足以说明他们对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特有反应的感受。人们对中国产生亲身感受的时间越早，他们越有可能关注中国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缺陷，而不是中国已经走了多么远。人们对中国产生亲身感受的时间越近，他们越有可能关注中国今后的可能走向，或者他们越会更加直截了当地把中国看作美国利益的竞争者。最终，任何寻求对中国进行理解的美国人都遇到了一个充满各种严重矛盾的国度。对中国的挑战和机遇做出精确定义，尽管本书对此做出承诺，然而这却是不可能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是如此的生机勃勃。由于中国处在任何美国行政当局对外政策的首要考量的前沿和中心地带，无力为这种挑战和机遇做出定义，这是令人遗憾的。

    对于美国及其全球性领导权来说，中国提出了各种难以解决的战略问题。中国会顺应这种美国在战后所构想出来的现时和长期的国际体系吗？需要一个全新的更加全面地吸收中国加入的全球体系吗？中国本身必须成为这个体系的关键创制者吗？我们应该如何明确“中国挑战”的特征，以及如何权衡这种挑战与这个国家的崛起所带来的机遇？那些逐渐描绘出美中关系的特性的关键性挑战处在上述这些问题的界定之中。

    在21世纪向我们展开怀抱之际，把美国的中国政策彻底弄明白，其重要性在以前从未这么高，其必要性在以前也从未这么大。目前，美国关于中国的争论已经处于盛夏而非早春。为了对这个全局性问题进行说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共同发起了一个将要历时多年的联合项目——账簿中国项目，它将召集多位权威专家来考察重大问题，揭示有关事实，对支持中国国内改革以及支持中国成为一个国际强国的机制，乃至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强国对于美国和世界的意义做出分析。

    这个项目的第一本公开出版物——《账簿中国：世界现在需要对这个正在浮现的强权做什么样的了解》（《账簿中国》中文版，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博主注），针对诸如中国将要面临的是持续增长还是经济衰退、政治民主化还是混乱或持续的集权统治，以及正在浮现的这个超级大国所带来的是经济机遇还是威胁、它是一个安全伙伴还是一个竞争敌手等重大问题做出了回答。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该书为政策制定者和学生，同样也为感兴趣的公众，提供了全面、权威，以及易于理解的分析，其目的在于引发一场关于崛起中的中国所带来的挑战的、有理有据的讨论。

    在《账簿中国》中，该书作者及其机构试图摆出中国崛起所提出的许多问题。这本书的部分目的在于以中国的事实情况来反驳对中国的恐惧。人们就中国对美国的全球利益所造成的冲击所知甚少，该书则试图为关于中国的争论提供知识背景，从而既减轻对中国现象怀有的恐惧，也消除对中国现象抱有的乐观。

    本书试图把《账簿中国》的构想往前再推一步，更加直接地关注中国崛起的意义，同时也更加深入地调查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利益和政策预想所造成的冲击。我们这本书的动机是要加深对中国国内和国际考量的理解，并将其作为指导对中国崛起做出反应的手段。

    毕竟，美国的中国政策（作为少数美国始终一贯的政策之一）在最近30多年来保持了基本一贯。无论如何，这不是一种愚蠢的固执。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30年前的中国了，在情势出现急剧变化的情况下，重新检审美国对中国的看法，这至少是有充分根据的。推动这种需要产生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崛起不仅对其自身的人民而且对全球情势产生了极具变革意义的影响。邓小平在1978年力促中国甩掉其计划经济的羁绊，成为一个现代的发达国家。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大国做出了大胆的决定，欢迎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和安全架构内进行发展。这个决定是有效的。在1978年，具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其产出仅相当于全球经济总产出的不到0.5％。30年后，依据人们所运用的方法的不同，中国所占据的份额在7％到10％之间。在此期间，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赢得了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有时与美国的影响力以及为中国崛起提供孵化器的架构处在尖锐对立之中。“华盛顿共识”作为支持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十点战略，构成了二战以来美国所领导的多边机构的基石。而现在，它迎面遇到了可提供另一种选择的惊人的中国模式。

    按照作者的观点，对这种在国际背景中所出现的颇具动态的变化仅做出静态的反应，并不明智。在会计学术语中，“账簿”是用来对任何已知时候的资产与负债做一个“快照”，它多少体现出一种静态的观念。在《账簿中国》这本书中，我们就曾试图为中国崛起提供这样一种“快照”。而在本书中，我们试图通过某种更加类似于——按照会计学术语来说——损益表的东西，来捕捉中国动力机制的影像。对我们用来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的各种手段进行重新思考，这非常必要。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表明这种必要性。我们将于此提出某些可供选择的政策以激发争论。

    在过去30年间，中国和美国消除了不少重大分歧。这两个国家已经创造了双方政府都可以引以为傲的合作与交往的历史。美国没有理由不去继续与中国携起手来，也没有理由不去欢迎中国加入美国作为其中最有权势的玩家的全球共同体。理解这种挑战，衡量这种机遇，从而对这个过程施加最为有效的管理，这将是一个明智的做法。我们希望本书可以助长这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