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海星空】我戏剧人生中的板和眼

我戏剧人生中的板和眼
耿玉卿

说到耿玉卿这个名字，可能大家还不太熟悉，但要提起《风流才子》、《情断状元楼》、《老子•儿子•弦子》、《香魂女》(合作)、《都市风铃声》、《生儿子大奖赛》、新版《白蛇传》、《曹公外传》和曲剧《王宝釧》、《断桥》等剧作的唱腔，戏迷们兴许有些印象，这些都出自我的笔下。据说我的生辰八字不够好，当不了官，只能泡在被视作下九流的戏班里，都得在“板”和“眼”中渡过，不信不行。转眼我已年逾古稀，仍然还以度曲为生。别小看了这门生计，其实挺不容易的。我大半生中的几多渴望，几多苍凉，几多欣喜，几多悲怆，都在其中；那章章节节、高高低低、板板眼眼、无不讲述着我为戏剧度曲，曲度我之人生……

一、

方城东关，潘河岸边，大桥东头、大槐树旁、龙王庙北，有一座三间门面房、三间堂屋、东西各两间厢房的小院。院门口有一个高高的晾布的木架，门两边分开放着一个马鞍形的碾布石和一个大捶布石，一看就知道这是一间染坊。那就是我孩童时的家。

我的父亲耿寿山既是店主有是染匠，他小腿肚上的疙疙瘩瘩，在我心中有极深的记忆，那是因长时间蹬碾布石面而凸显的青筋，它记录着父亲年复一年劳累的岁月。我当时年令太小，还不知道这是一种职业后遗症，还经常在那些似蚯蚓打旋的青筋上摸来摸去……

父亲很慌年，一到年下，他都把对联、鞭炮、蜡烛、香火准备得相当充分，蒸出各式各样的枣花镆，还在院子中间竖起一个高杆，点起天灯。那蜡烛闪闪的亮光，香烛特有的味道，猪、狗、鱼等各种花卷馍的造型，至今仍记忆犹新。特别是到了晚上，他总是让全家聚在一起唱南阳大调曲。父亲弹得一手好三弦，母亲就和我的几个姐姐同唱共乐。他偶尔会停下来，说这儿掉板了，那儿荒腔了，有时还指责母亲手板打的不准、快了慢了。有一次竟然说，你看咱娃儿拍得多准，让他学学打板。我当时很小，又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因而很受宠，有时还真让我敲上几下。

我觉得母亲唱得很好，打得也好，因为我开始学唱歌，母亲就是老师。几十年来，母亲的“咪嗦唻，味嗦唻，咪咪嗦嗦咪哆唻”，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这时母亲教我唱《蝴蝶飞》的谱子。“蝴蝶飞，蝴蝶飞，飞到东来飞到西，一飞飞到花园里，你看多美丽。”还有一首《骑竹马》，“马儿马儿真正好，随我南北东西跑。一步能行千里路，不喝水来不吃草。”当时我还不知道“咪嗦唻”是什么，只觉得一会是“蝴蝶飞”，一会是“咪嗦唻”，很好玩。但学唱大调曲不用“味哆唻”，而是用“申黄申”(也有叫“申江申”的)，它比学儿歌要难得多。申黄申就是唱词的代称，专用来学“调门”(即曲牌)的。比如说，“汉室英贤，结拜桃园”这句，是“鼓头”唱词的格律。学【鼓头】曲调时，就唱“申黄申黄，申黄申黄”，用它学会了曲调，你便可以套任何词。“汉室英贤，结拜桃园”，“春回大地，百鸟鸣啼”，总之，“一二三四，四三二一”，都是用“申黄申黄”来代替了。记得我学的第一个大调曲【鼓头】“肉包蒸馍，仨钱买龠。陆个钱买俩，吃龠拿龠。再掏仨钱，又买一个”。同样也是如此开始的。尽管后来又学了《怕老婆顶灯》、《老鼠偷油>等小曲。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肉包蒸馍》等小曲，这是母亲张清云教给我的第一个大调曲

四岁多的时候，父亲就领我到东城门外、大桥西头一个叫“海家岗”的茶馆唱曲。我记得当时的乐队就有古筝、三弦、八角鼓了。我唱的是父亲教的《古城会》，“汉室英贤、结拜桃园。大破徐州，兄弟失散。兄在北来弟在南……” 有一次我唱完后，到河沿头边撒尿，让马蜂蛰了脸，痛得大哭，一会脸上就鼓起一包。父亲说，男孩哭啥咧，人家笑话，接着又让我唱。我满脸泪花，又拿起了手板……

很快就不痛了。母亲说，俺娃是城墙土命，不怕蜂蜤蝎拧！

父亲常以我“不慌腔、不掉板，学得快，不怵场”而深感骄傲，把我当成心尖子。每逢节日或场面时，总会让我表演一番、回家后再垮奖一番。谁知我六岁那年，一场灾难把他折磨苦了。一天早上，我刚背上书包走出门，一匹飞奔而来的“洋马”把我撞倒在地，由此害了一场大病，前偝后罗，让父亲整天背我去教堂找“老洋人”看病。在背我看病的路上，父亲还总不忘教我唱几句，我也因此知道了【坡儿下】、【诗篇】、【太平年】等曲牌。我清楚地记得，我曾问父亲啥叫【坡儿下】？他说：“就是像下坡一样，顺溜轻快。”现在想想【坡儿下】的节奏，真的是不无道理。当我病基本痊愈时，父亲几个挂子的背上都留下了好几道破口子，他明显老了，瘦了……

不久，父亲病了，得的是“噎食”绝症。卖完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也没能挽留住他的生命。记得临走的当天夜里，他已经骨瘦如柴，连翻身的力气也没有了。他让母亲把他扶着坐起来，颤微微地拿起三弦，唱了一曲“一门五福，三多九如”。在昏暗的灯光下，母亲和三个姐姐都流着眼泪跟着唱。我坐在父亲身边、他的手已经撑不住三弦的琴杆，琴杆不时地靠在我的肩上……

第二天早上，父亲带着“一门五福”，安详地走了，给我们留下来一把三弦和朋友赠予他的一把京胡。

1947年，方城解放了。接下来的几年，就是一系列的大宣传。因为我能唱几句，又会拉两下京胡，就成了方城文工团的小演员。常常一个学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上不成课，曾演过《王贵与李香香》中的王贵，《钢筋铁骨》中的小战士小刘，以及《兄妹开荒》、《血泪仇》等戏剧，还是乐队中的小小二胡手，在方城县小有名气。这一切都来源于父母亲给我的最原始的从艺启蒙。

二、

1995年，当我被评为国家一级作曲时，曾有一位朋友说：“没见过不识五线譜的一级作曲！”大概是对我不赞成罢。说我水平不高、可能达不到一级水平可以，但如果说我不识五线譜、就太过了，不符合实际情况。

我是1957年由方城一中保送考入郑州艺术学院音乐系的(时称郑州师专音乐科)，全有共招四十名、男二十，女二十。当时，我是步行一百二十里地在南阳考点参加的专业考试。那时真的不知天高地厚，考声乐时竟然唱了一首《延安颂》。乐器是一首笛子曲《喜相逢》。现在看来，这些曲子难度太高了。也不知唱错、吹差了多少，大概是因为一张白纸吧，老师就让过关了。我的文化课是不成问题的，在班里总是前几名，所以最后被录取了。方城一中很重视，班里还特意组织开会欢送、说是为学校争光了。临走时，还专程送我到汽车站。

那时，到郑州还没有直通汽车，我乘汽车先至许昌，再转火车才到的郑州。上路的盘缠贯已经工作的姐姐凑的；老妈还给我做了一件新夹袄，准备了一套行李，千叮咛万嘱咐，怎样坐车，怎样转车，要好好学习……

我整个一个晕车精，一上车就晕就吐。到郑州时天色已晚。茫茫郑州，那里奔投。待吐完吐净，定神一看，有一个郑州师专新生接待站，我兴奋地背起行李，出示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负责接待的同学热情地把我的行李放上车，把我们几个新生送到当时位于北郊的艺术学院(现在的四十中)。我清楚地记得，那辆小车是一个带蓬的小吉普，心想，大学就是不一样，接新生都有小车。虽然头晕得一塌糊涂，但心里还是暗自高兴不已，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和小汽车。

到学校，我被按排在一个六人住的房间内，房间共有三个高低床，我住上层。因为我穿着很土，个子又高，不少人认为我瞒了年令，还让校方反复向方城一中调查，结果不仅年令属实，而且知道了我是学生会干部，尖子生，这也让我有幸被选为新班级的班干部！因为我的穿着行动和郑州、开封、安阳、洛阳等地来的俊男靚女们有显著的差别，好听地说是扑实，不好听就是老土，最后分工我当生活委员，管卫生、宿舍和各组值班。

说我土，那可真不假，不光是穿戴，一答话就差了许多，什么“车尔尼”、“599”、这“斯基”、那“多芬”，我统统递不上腔。在方城我只见到一架钢琴，平时弹的都是脚踏风琴，咕咚咕咚地蹬。好家伙，这里一排钢琴房，一二十架钢琴、每房间一架，真开眼哪！我们用的教材是苏联的《钢琴初步教程》，进校时不少同学已弹了不少条，而我只能从第一条学起，一下子就拉开了差距。特别是视唱练耳课和音乐欣赏课，对我来说太陌生了。记得视唱的李乃红教授穿一套燕尾服，洋得很，不念“叨、唻、咪”，光念“梆、梆、梆”，让我很吃惊。而且不管有几个升降号，下加一线永远唱“叨”（固定调唱法）……

这让我这从县城来的穷人家的我感到压力很大。这些洋东西，在方城我接触得太少太少了！但使我最感兴趣的是，有不少小课都是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近距离手把手地教、其中有钢琴老师路费如珍、二胡老师张瑶琮、声乐老师张树森……

这就是大学，多好的学习机会呀！我下定决心要赶上去，决不能落在班级后头。

星期天我从不敢休息，课外时间也都充分利用起来。总之，一有时间，我就泡在琴房，超额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累了再练会儿视唱。就这样，第一个学期我基本没离开过校园。在我的眼里，学校就是无限的乐园。加上自己也没有什么钱，所以很少去市里玩。上帝眷顾勤奋者，一学期后，我己基本跟上了郑、汴、洛的钢琴先进生、这让我信心大增！

其实，我也有我的优势。我会拉豫剧的板胡，笛子吹得也不错，特别是多次在舞台上演出的经历，让我比其他同学胆子要大一些。我们班的小演唱，我总是首席板胡（包括高音板胡），有时还会来个表演唱什么的，还参加了舞蹈大茶山的男舞。用现在的话说，发展还是比较全面的。这也让同学们逐渐改变了对我这个乡巴佬学生的看法。之后，星期天在琴房里弹琴练唱，总会有一些同学来找我探讨研究，大家一起取长補短，靳克学、孙爱平、李利民、程喜英等，我们几乎成了个周末学习小组，关系十分融洽，成绩明显上升。

二胡课也很有意思。我在小学和中学都是乐队中的演奏者，我觉得这是我的长项。但入学学二胡时，张瑶宗老师却说我坐姿不对，抽拉弓子的方法也不对，一连几个“不对”一下子把我打懵了。老师让我从空弦拉起，我当时很不理解，也很不服气，我已能伴奏了，还拉什么空弦！尽管很是不情愿，可还得听老师的，拉了三个星期空弦，才算过关。经过张老师点化，我才知道我的基本功不扎实，基本姿势不对，这是很难拉出高水平的。老师的一招一式，让我眼前一亮，也让我开始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地练习基本功，并逐步走上正规，成了班里的二胡高手。这种功夫可以说至今仍留在手上。

“秃溜溜的蚂蚱满呀满地跑、举起那个撅头哎呀我把荒地刨。”这是上声学课唱的第一首歌。一开始让我学这个歌，我马上就想到了《肉包蒸馍》。这两句的小民歌其实不也和大调曲“申黄申”差不多吗？可张树森老师却一个字一个音符地抠着不放，教我怎样吐字，怎样呼吸，怎样用声，怎样找共鸣…… 我这才明白，这可比唱《肉包蒸馍》难得多了。我把开始学的感觉告诉了张老师，引得他大笑不止，“耿玉卿啊耿玉卿，真有你的，认真学吧，声乐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唱好一首歌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呀！”

正是天也大、地也广，我一心一意地往前闯，学习成绩不断地提高，一直位居王班里前列。就在这时，一场“红专辯论”开始了，我被当作所谓的只专不红的“白旗”，在班级、在音乐系全面批判。批判的主要理由是我只顾“埋头学习，不问政治”说我认为在学校的唯一任务就是学习，行不行看成绩；还说“农民吃红薯叶菜连面都不和”、“为什么咱的教材都是苏联的”等等，对我进行批判、斗是、停课、检查，最后送回原籍方城劳动改造。

我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由此开始了艰难坎珂、崎岖波折的人生之路。

三、
　　　
被遣送回方城后，我被按排在东关大队十二家农场劳动改造。所谓的“十二家”，是当时大跃进的产物，就是把有些专业才能的人（如会唱、会写、会画的）都称为“家”，集中起来，共有十二种，平时劳动生产，节假日或有政治任务时搞些宣传活动。

一天夜里，突然有人通知我到农场开会。一进屋，我就发现气氛很紧张，屋里全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我正想这是怎么回事，主持会议的赵支书严肃地对我说：“耿玉卿，过来！今晚批斗你。你要好好交付最近的破坏行为。”我很茫然，我怎么就破坏了？

这时，第二生产队的队长王增贤进场，开始揭发我的破坏言行。他说：“听说你在小麦施肥时说，咱种这么大面积的小麦都弄那里去了，咱咋光吃杂粮。你说这话是不是搞破坏？”
　　　
我头懵了一下，这话可能说过，但这种感叹咋能叫破坏？我当然不会承认，就回答：“不是！我只是不理解，不是真的吗，每天光吃红薯面？”

     当时有一帮子“分子们”站在我身后准备要“炒我的铁豆”！我大声喊道：“你们谁敢打人，我就到县里去告你们！赵支书，你可不要破坏政策！”
　　　
      他说：“知道你是大学生，会说。但你这就是对国家粮食政策不满，就是破坏！”虽然当晚免了一场挨打，但是，第二天早上，我的名字就挂在了“五类分子”栏中。
　　　
      当时的我年轻气盛，对不公正的亊愤愤不平、就跑到城关镇找到了李书记，说他们随意把我打成了敌人。还不错，下午回去，我就发现自己的名字就被摘掉了，只当了大半天的五类分子。
　
      后来有人告诉我，是因为赵支书听说他老婆在工棚里睡了我的被窝，很生气，吃了我的醋，想调查我的言行，借机整我。

这亊倒真有，不过，事情的起因并不在我，我很无辜。当时大家修水利，我们都住在工地，晚上不回去。他老婆是妇女主任，有天晚上工作结束后，大概夜里十二点多，这位赵支书的夫人和其他三人突然说检查工地，时间太晚就不回去了。因为没有地方和多余的被褥，他们就决定在工棚内各自找个对象凑合一下。这位书记夫人真的脱去大衣，大大方方地拉开了我的被子睡在我的脚头。我哪见过这阵势，吓得一夜不敢翻身。早晨她还笑着说：“到底是年轻，还真有火力，被窝挺暖和。你睡觉一动不动，还怪老实呢！”她的泼辣、大方与坦率，真的出平我的想象。她丈夫吃醋可能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我是个刚下放的学生，又住的是集体大工棚，能有什么事？但这件事也给我引来一场大祸——挨了一晚上的批你，又上了“五类分子”的榜！从此，不少人不敢理我了。

就在我内心极端沮丧，生活步入最低谷的时候，一个女孩开始走进了我的生活，她就是后来和我相依为命、患难相交、走过几十年风雨坎坷的老伴王琦。

和王琦相交时，她才十七八岁，亭亭玉立、浓眉大眼，朴素的衣着遮不传她美丽的风姿。当时，我总会不定期被“城关十二家文工团”邀去教教歌，做些辅导音乐之类的活动。有一次，排练完休息时，她送水到我身边、低声说：“看你第一次来时，戴顶破草帽、裤腿一个揙一个不揙，穿着很旧的塑料凉鞋，很不注意外表哇！”

我笑了笑说：“我就是这样，马马虎虎的。”

过了一段，我被正式调入他们的演出团体，担任老师，排练合唱合奏与舞蹈、也参加演出笛子独奏、男声独唱什么的，很受大家欢迎。她又一次提醒我说：“大家都很尊重你，说你有水平。你得有个老师的样子。”这时我才发现，她在关注我。可那时候的环境不允许多想，我只觉得她很纯真，对人很热诚，尤其舞姿不错。

后来，在排舞蹈《大茶山》时，我俩又分在一个组合中，接触自然多了，了解也彼此多了起来。这时我才从她口中得知，艺术学院来人怎样介绍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反动，同情右派，说什么农民光吃红薯叶、是典型的白旗”之类的政治表现；了解到王琦因地主成分而不能上高中，才来“十二家”跳舞演唱的。天哪！没想到有人给我罗织这样多的罪名！更没想到王琦因为是地主成分而没有了正常受教育的机会。同是天涯沦落人哪！一来二往，我们的心就近了起来。她经常为我洗洗衣服，拆拆被褥什么的，特别是我练功练到深夜，她还会千方百计弄碗热腾腾的鸡蛋茶，不声不响地送我宿舍，让我无限感激，至今难忘！从此，我精神上有了很大好转，下决心重振旗鼓，再考中央音乐学院。不过，那时候，我就觉得王琦理解我、支持我、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女孩，没有也不敢有其他的想法。

小浪起大浪，波浪迎面来。没过多久，党支部就找王琦谈话，内容可想而知，就是耿玉卿有政治问题，是被监督劳动改造的对象，不能和他走得太近，这可是个立场问题。因为她已了解我在学校的“罪行”，所以没有坚决执行领导的意图，只是由明转暗，只说是正常的同亊关系、洗衣服、送东西都是趁下班无人的时候。就这样，我们的交往又维持了一段。

一天晚上，王琦突然满面惆怅地找到我说：“家里知道了咱俩关系好的事，他们说俺家是地主成分，你又是被下放改造，将来可咋办、还是算了吧！”虽然我和她没有确立恋爱关系，但这些话对我无疑是很大的打击。我感到特别压抑，但很理解她家人的心情。好长时间、我才对她说：“我知道我们俩是不可能的，我也真的不敢想。很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和关心，今后你就把我当成你的一个不中用的兄长吧，别再往他处想了。夜已深了，你赶快回宿舍吧！”她艰难地往外走去，望着她的背影，我倍感伤情。走到门口，她突然转回身来，紧紧地抱住我，说：“不行，不行！我不能离开你！我相信你的才华和为人！那怕去要饭，我也要和你在一起！”

多深情的好女孩呀！我不知道说什么才能安慰她，又是一阵无言。好久，我才告诉她：“你也别和家中争执，把决心深深地埋起来。我的问题肯定可以平反，现在我努力学习练功，一定再考音乐学院。”重重的压力反倒使我俩的关系更密，感情更浓了。

真的，她从此就再没有离开我，陪我渡过了风雨坎坷的几十年。为了让我吃顿稠面条，从南关翻过城墙，跨过魁星楼，绕过杨树林，趟过潘河湾，行程五里，送饭到我身边（当时是吃大锅饭）；在我搞创作时，她总是坐在我身边做活、端水、弄饭，夜里总会炖上一小砂锅羊肉汤；我外面演出，她在家照顾老娘好和孩子；为了生计，她卖过菜，开过茶馆，钉过鞋，卖过烩面。有一次，我演出回来，因为太累倒头便睡。醒来时发现她正在月亮地里给孩子们洗涮，说是怕惊动我。我听后禁不住顿然落泪。

在特殊的年代，当我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挨斗时，她总在我身边安慰我、宽我心；当有人造谣我和剧团的某个女同志有暧昧关系时，她偷偷告诉我，她不信！即使真有，也不能交代，回家给她说明就行；特别是当我无辜被抓、关进监狱时，她千方百计用蜡纸包着个纸条，用药丸囊住，送进监狱，告知我家中一切安好的消息，请我放心，还说：“我感到你是最好的丈夫，全家为你骄傲！你的问题一定会弄清楚。我们正在上诉。你一定要保重你的身体……”

王琦在最艰难的时期，是她用赢弱的身体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后来我调往郑州、当时因进入指标不勾多，她说：“你和孩子们先一起迁去，把我留方城吧……”

可以说，没有王琦——我患难之妻的牺牲精神，就不会有我耿玉卿今天的一切！直到今天，她仍然对我管得很具体，如睡觉晚了，起得早了，衣服换的不勤了，出门没有梳头了，降压药忘记吃了，吃肉多了、青菜少了，爱喝酒了，等等。他唠叨着，我幸福着……

四、

上世间六七十年代，个人外出找活路、打工卖艺被称作”流窜”。在我的“反党”没有平反之前，为了活下去，我曾经流窜过许多地方。南方的江西、湖北、四川，北方的新疆、陕西、河北。“反党”的事被甄别之后，我回到方城县豫剧团，担任音乐设计，几乎又“流窜”了河南全省。记得2000年我去省豫剧三团搞戏时，时任文化厅厅长的孙泉砀还总调侃地叫我“流窜犯”。的确，我的生活和生命一直是和剧团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没有这么多年的剧团生活和实践，我就无法养家糊口。可以说，是剧团给了我吃，给了我喝，让我有了用武之地，给了我起死回生的杌会，是剧团造就了今天的耿玉卿！

但我对戏曲的热爱，开始并非自觉，到剧团工作，多为糊口。1962年刚到方城县豫剧团时，我对豫剧还是一知半解，连唱慢板时的梆子都敲不上，经常敲在“眼”上（梆子必需打在“板”上）。更别说那一套套的锣鼓经了，几乎是一窍不通。我虽然学了几年音乐、但在学校只拉过《红娘》、《花木兰》的个别唱段、当音乐设计那可真是“麻雀吃豌豆――咽不下这口饭”！原来，这碗饭也不容易吃呀！可我好不容易结束了流浪的生活，进了国家正规的艺术团体，怎能败下阵来呢？

于是、我决定从头学起，开始了坐乐队、敲小锣、打梆子的学习坐涯，一干就是半年多。我这才知道，梆子腔不只是有四大板类，里面还有很多的变化，如“呱嗒嘴”、“搬板凳”、“四梆子”、　　“倒四梆”等等，才知道单是锣鼓经就是一门单独的学问，更别说四大流派、五大名旦之类的知识了。原来戏曲如此高深讲究啊！我那大学生的优越感遭到了重挫，也让我从此沉下心来，更加谦虚扎实地学习。我和同事们一起下乡，一起睡牛屋，一起装台，一起卸车。跟牛车在山间小道（拉箱车），搭土台在田埂村头，在路边喝泉水解渴、吃派饭到社员家里。我布置舞台，攀上天棚，参加伴奏，拱进禾池，在实践中学习，在演出中提高。一年下来，我终于掌握了不少的豫剧基础知识。

五、

过去，方城豫剧团排演新戏，总是到省里和外地“搬”戏，就是把别人的戏一招一式学会，并且把别人的资料买回，包括唱腔音乐的曲谱。1963年秋，剧团决定排演《老羊山》（即《樊梨花下山》），指定让我写唱腔音乐，这是方城豫剧团第一个自己创作的剧目，也是我的第一部“作品”，更是我有生以来戏曲创作的头一回、我永生难忘。

不用说，可以想见，这个戏的音乐肯定不理想，大家提了许多意见，有些话至今难忘。女演员王玉春说：“可别小看了豫剧，别以为会写譜就行。豫剧可不像唱歌，你也学几段吧……”我硬着头皮听完大家的发言，下来后又找演员商量，老老实实地请教。到了第二稿时，反对声已经不那么强烈了。我又认真倾听了大家的意见，再次做了调整，居然被大家认可接受了，一经演出，效果还不错。大家都鼓励我说：”好赖这是咱团自己的戏，听起来还有点新意，再写两戏就更好了。”

啥新意呀，是自己对传统知之甚少，有些地方自己都觉得别扭。我决心学习传统，还特意到省里拜访王基笑、姜宠轩两位老师，录了五大盘磁带，学习各个流派的唱腔。回去后借来录音机，一段一段认真倾听学习。《红娘》、《大祭桩》、《秦香莲》、《三上轿》、《穆桂英》、《玉虎坠》、《打金枝》、《推磨》、《打面缸》等等，许多唱段我至今仍可信口唱来。

功夫没白下。后来，我团移植由我作曲的现代戏《霓虹灯下的哨兵》，竟然在南阳地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一下大大鼓舞了我的创作勇气，又接二连三地写了《红灯密码》、《墙头记》等几个戏的唱腔音乐，并渐渐在圈内站住了脚。现在看来，那时的创作完全是凭精神撞的，没有整体的构思，没有巧妙的章法，可方城剧团因有了自己的音乐设计，能自己生产新戏而在全地区扬名。

在实践中我也深深地体会到，戏曲可真是一门伟大的艺术，博大精深，学无尽头。同是一出戏，不同名家却能唱出自己的风格和不同的韵味，给人以不同的美感，不同的艺术享受。单是这，就够你研究琢磨的了，不潜心学习是体会不到的。我深深地爱上了它，悟出了戏曲不但能给我生计，还给了我自信，给了我展示自己的空间，并由此开始了我兢兢业业、学习创作、以戏为命的戏曲人生。

让我敲开郑州豫剧团大门、变方城人为郑州人的敲门砖，是作品《情断状元楼》。1985年，经杨兰春老师(《情》剧导演)推荐，剧作家孟华先生(《情》剧编剧)南阳寻访，让我来郑州为《情》剧谱曲。我就住在当时称作“戏工室”的孟华主任的隔壁办公室，自做自吃。孟华会做饭，我不行，但我有吹笛子的功底，会吹火，炉子一灭、生火吹旺就成了我的任务。我们当时的生产流程是：孟华写一场，先让杨导通过，然后我再谱写唱腔。我写完唱腔，他俩再审，通过后再敎演员学唱。虽然是寒冬腊月，室内也没暖气，我们却干得热气腾腾。偶尔，希玲会来探望，送点好吃的，我们就饱歺一顿。

戏排得相当顺利。可一经彩排，我的部分出了问题。不少八言辞犀利的声讨，说我写的不是豫剧；更有甚者，说我写的唱腔共有七个剧种，唯独没有豫剧，大有否定之势。然而，杨老、希玲及戏中的主要演员路艳菊等都说好听、有味、有创新。就这样，《情》剧在争论声中演出了。

一个月后，剧团去新疆演出回来，开始阴天转晴。无轮是演员还是乐队，都齐声称道，竟有“通过演出，觉得音乐越唱越好听、越拉越带劲”的美言传出。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忐忑的心才渐渐稳定下来。

从此，我被正式借到郑州市豫剧团，担任音乐作曲。谁能想到，这个戏不但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而且一直演到了今天，还被众多剧团搬演。更可喜的是，远在海峡对岸的台湾豫剧团也在演出，并将它带到了国外，演到了欧美。这一切实在是始料不及的。

到创作第二出戏《风流才子》时，我已不再住孟华的办公室了。剧团在露天剧场舞台上的道具室内，给我腾出了一间房子，而是团里也有伙食，不用再吹火做饭了。有了《情》剧这碗酒垫底，得到了大家的信任，我也敢放手一搏了。我的“扬豫剧高亢豪放之长，克豫剧柔美细腻不足”的创作思想也可以付诸实践了。我的想法也得到了该戏的领衔主演王希玲的大力支持，我们创作集体反复研究，共同努力，精心打造。戏一经演出，就收到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进京演出后，著名音乐家时乐濛说：“此戏的音禾柔美抒情、可以与江南越剧媲美，是豫剧的轻歌剧。”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说：“《风流才子》是一出创造性的豫剧，是近几年戏曲音乐改革的成功之作、是戏曲音乐改革思想的新突破，是梅兰芳先生移步而不换形的很好实践。”《风》剧在获河南省戏剧大赛一等奖后，又荣获了文化部“文华奖”，成了王希玲和郑州市豫剧团久演易不衰的剧目，我们一家四口也从止止正式迁往郑州。

几十年过去了，我的创作日渐丰厚、共有一百多部作品诞生，有好几部还撞上了“文华奖”，我也成了国家一级作曲、中国戏曲学院客座教授，河南省劳动模范，也有不少唱段被流传了下来。虽然戏曲的命运几经周折起伏，有人说“要消亡了”，有人说：“将要进入博物馆了”，但我依然在戏曲音乐创作的道路上守望着，坚持着，且每年都有一两台新戏出手，和省内外的很多剧团都有着很愉快而成功的合作。每一出戏，我都倾心投入，让一曲曲饱含人生况味与情感的旋律从心中淌出，并力求有新的探索。

数十年的从艺路，几十年的风雨程，就像一曲起伏跌宕的唱段，演绎着我大半辈子的人生。它有时唱在“板”上，有时落在“眼”里，有时又荒腔走板，节奏大乱，溃不成调！五十多年来，除在艺术学院上学，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和剧团紧密相连。经过了【将军令】、【双叠翠】、再到【滚白】、【流水】、【乱砸】、【哭皇天】，最后进入了【太平年】，等节奏稳下来，已是小耿变老耿，老耿变耿老，“三须”变“白满了”。现在，我的生活变好了，住上楼房，开上了汽车，几个孩子开公司、搞影视、进京了，出国了，都出息了。尤其三姑娘耿梅和海连池之子海波结为连理，我们成了戏曲之家，其乐融融。2000年，郑州市文化局为我举办了河南省第一个戏曲作曲个人作品演唱会、研讨会，我还多次被邀去台湾讲学。如今已是古稀之年，孩子们都劝我安享晚年，可我始终没有中断我喜爱的戏曲创作。我一直坚信，戏曲是我们优秀的民族艺术，是其他任何外来艺术形式所不能替代的，就像西方的交响乐一样，代表着自己的民族。我将毕生守望着它！

--------------------

简介：耿玉卿，1939年生，河南方城人。1962年毕业于郑州市艺术学院作曲系，现供职于郑州市艺术创作研究院，系国家一级作曲、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戏曲学院客座教授、河南省劳动模范。

从事戏曲音乐创作几十年来，耿玉卿共为一百多部大型戏曲、戏曲电影、戏曲电视剧作曲，多次荣获国家级、省级优秀音乐创作奖。代表作有《情断状元楼》、《风流才子》等。是河南省第一个由政府筹备、出资举办个人作品演唱会和研讨会的戏曲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