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我们没有阿凡达：中国软实力危机》作者：韩和元 出版：中国发展出版社
回首二战前帝国主义武力瓜分世界的斗争，回首二战后长时期美苏军备冷战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可以说，过去的国家实力概念的确可以一般性的归结为军事实力，尽管约瑟夫·奈教授对此持有保留意见：“冷战是借硬、软实力的结合取胜的。硬力量制造了军事遏制的对峙，但软力量从内部侵蚀了苏联体制。[1]”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苏联的没落和日本的迅速崛起，经济实力才开始得到重视。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综合国家实力研究中，对国家实力诸要素重要程度的评估，经济实力居首位，为77.9分，科技实力次之，为67.7分，军事实力排政治、教育之后的第五位，仅为22.1分。而在60年代联邦德国教授威廉·富克斯《国家实力方程》那里，更是贬低了军事实力的意义，竟然以钢铁和能源来设计其“国家实力方程”。
如果说日本、联邦德国出于其本国经济实力强大而军事实力相对弱小的实际国情，而在其国力要素评估中过于看轻军事实力的意义，那么在最看重军事实力的美国，而且还是在美苏军备竞赛方兴未艾的70年代，军事实力这一要素在国家实力中也已不再独占鳌头——克莱因对其国家实力中物质要素的评估结果是，经济能力和军事能力并列，各为200分，人口和领土各为50分。
尽管对经济实力具体的评估存在分歧，然而仍可以说人们已经对经济实力在国家实力中的意义有了基本的认识，毕竟，这世道曾经有过撒尿拉屎都得花钱的曲目，没钱实在是万万不行。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未来的主要对手和威胁，是来自经济、科技方面而非军事、政治方面；未来的国家实力竞赛，是以经济(或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赛而非军事实力竞赛；未来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取决于它的以经济(或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状况而非军事实力状况。
这种看法早在美苏乌烟瘴气的争霸之后，冷战格局崩溃，人们就已翻然醒悟了。毕竟，美苏在军事上死磕，最后结果都是灭对方未遂，还是依靠和平演变才把苏联怀揉了。
正如日本德国乃至美国实践的，经济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如果我们的认识仅停留于此，我们就不免要滑入机械唯物主义的窠臼。在这里，人这一要素经常性的被我们忽视。薛涌在他去年出版的《国家强盛之道：怎样做大国》一书里，有句话特好特到位，他说，“本书虽然叫‘怎样做大国’，但大国仅是一个背景，一个生活场景。书的核心是人。”但可惜他的定义与他实际走的路线却并不一致，最后还是自觉不自觉的沦为经济实力论者了。
他继承了宋鸿兵先生的衣钵，他那本教人怎么做大国的书里这样教导我们：“金融是经济的神经中枢。大国经济离不开大国金融。19世纪初英国崛起为‘日不落’帝国，也正是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时刻。19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正好和华尔街崛起为世界金融中心同步。过去1/4世纪，中国靠着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实现经济起飞，正从世界最穷国家的行列步入中等发达国家，并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
他依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以购买力评价为基准方式而得出2008年中国排名第二这一数据出发，大发感慨“有如此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中国却没有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他说：“这种缺乏世界级金融中心的状况，与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符。比如，中国在过去1/4世纪的强劲发展中积累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却几乎只能认购美国的国债、购买美元资产，并冒着这些积累会随着美元贬值而大幅度缩水的危险。想为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财富保值，却要听命于人。这说明中国如果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世界级金融中心，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
他甚至将鸦片战争之败亦归结为金融，“1840年鸦片战争之际，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竟被英国的一支现代化舰队跨越半个地球轻松击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如果从经济总量的角度看，这样的结果是难以想象的。为什么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会如此脆弱？历史学家们从政治、军事、工业、科技、文化等等方面分析原因，但是往往漏掉了金融。”他认为鸦片战争也是一场金融战争：“清政府虽然统治着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却没有金融市场可依赖。其政府财政还是依靠落后的税收体系，根本应付不了突发的大危机。[2]”
宋鸿兵和薛涌两位先生所指出的“金融战争”至关重要，掌握财富分配的金融最为根本，但他们却忽视了一点，所有的货币、资金以及实物，都掌握在人的手里，金融衍生物也不过是聪明人的游戏罢了；有人认为科技创新是强国之本，但他们也还是忽略了技术与知识都是需要和必须为人所掌握的，所谓的科学和技术只不过是人的创新和创意的体系化表现而已；还有人认为实业是强国之本，但企业的运营和发展又何尝不是人来实现的呢。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毛泽东，从来都坚持物质和精神的辩证统一，毛泽东曾经就明确的指出，国家“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3]”在毛泽东的思想世界，国家实力中“人心”、“士气”这些精神要素是一个重要的要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毛泽东透彻的认识到了，“人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战争是人和武器的综合竞赛。”他指出，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在就国家实力对比时，毛泽东就曾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4]”有学者认为，“以上毛泽东所分析的“政治组织力”，其实就是今天人们研究国力时提出的“国民凝聚力”这一要素。
对于日本复兴的奇迹，就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与其战败后的“同仇敌忾”心理有莫大的关系。台湾大学外文系的颜元叔教授在他的《日本能，我们为什么不能？！》一文里就这样写道：
“东方人对西方人而言，永远是所谓的Inscrutable（难以捉摸）。从当下的眼光来看，日本人今天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恐怕与战后全国民心之“同仇敌忾”、“发愤图强”有关，就是要争一口气。大战之前，日本民心原来就相当团结，据说东京两个黄包车夫在路上相撞，放下车来，各自互赔不是。这里面就有点大家为国珍重的味道。总之，原子弹轰垮日本，显然只轰垮了日本的战力，没有轰垮它的民心；而民心在失败的激励下，反更团结、更奋发，更是互勉珍重。我猜想日本人的经济成就之后，就是这一股精神，这一团气志在推动。岛国之民，虽然失之于湫隘，携手共进的兄弟情谊，大概是蛮充沛的。”
毛泽东在分析中国比日本是相对劣势而非绝对劣势时，也将敌忾心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子，他指出：“中国方面，虽然在力量的强度上是劣势，因此造成了战略上的某种被动姿态，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员的数量上，并且又在人民和军队的敌忾心和士气上，却处于优势，这种优势再加上其他的有利因素，便减杀了自己军力、经济力等的劣势程度，使之变为战略上的相对劣势。[5]”而日本，在人心、士气方面却是一个消极因素。例如，它在中日战争的第一阶段(即日本战略进攻阶段)，“士气已开始表现颓靡”[6]，到了战争的第二阶段，“国内人心更加不满，士气更加颓靡”，日中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变化[7]。
军事实力上如此，那同样作为硬实力的经济实力又何尝不如此呢。
在军事影响力日益减退的时代，经济固然是国力的基础和核心，但不要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经济实力也得需要人去掌握和实现的——这才是所有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在以军事实力决定国家实力的时代，以同仇敌忾为表现形式的国民凝聚力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那样在以经济实力决定国家实力的时代，国民凝聚力又何尝不重要呢。
很显然，人才流失是以削弱自己的方式去增强了对手，不仅仅是人才教育、培养、培训、替代成本不可收回，就连经验、理念、技术、知识、资金等也统统打了水漂。而且，自身还错过重要的发展机遇，这才是大事儿。加拿大经济学教授John McHale在《华尔街日报》上说的很实在：“掠夺最有才华的人，尤其是从小国、穷国吸引有智之士，可能会损及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出于最糟糕的考虑，可能会让这些国家一败涂地。[8]”
斯特凡.斯特恩（Stefan Stern）也在英国《金融时报》大发感慨：“人才大战（war for talent）与所谓的‘反恐战争’有些共同之处。两者都需要对一些难以固定的东西进行大面积地、令人焦虑地搜索；两者都耗资不菲，而且两者都允许领导人夸大其辞。[9]”
在全球化带来了诸如战国时代般的横向竞争时期，对于人才的争夺早已经不是小规模的常态事件。全球化的深入，市场经济的确立、新的科技革命、全球分工协作的细化、国际产业的转移、跨国公司的崛起等，推动了人才竞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生。无论官方民间，政府还是企业，都不可能置身事外，一推六二五。你能做到“我不犯人”，不去全球人才市场争夺自己需要的人才，但这不代表“人不犯我”，架不住别国搞出一些吸引人才的政策来挖墙角，你仅仅在留住本国优秀人才的努力中就已经不自觉地参战了——一场国际性的人才争夺战。
然而，要留住本国社会精英，这本身就事关国民凝聚力这一问题。
国家软实力是国家的一种同化性力量，主要表现为对内凝聚力[10]，而人才流失就说明国家凝聚力和价值观没有被普遍认同。美国大压缩政策下，并无富人移民，反观中国，富人大量移民海外，这就是说，中国的软实力是有欠缺的，说明国家并未形成强有力的凝聚力。
而凝聚力的缺失，则又与价值观未被普遍认同有关。
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软实力，就是制约我们朝强国发展的根本原因，就是决定我们综合国力容量水平的那一块短板。
[1] 约瑟夫奈《软实力——世界政治的致胜之道》2004年
[2] 薛涌《国家强盛之道：怎样做大国》2009年
[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469页
[4]《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511—512页
[5]《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489页
[6]《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463页
[7]《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468页
[8] 《美国吸引全球人才是否落后了？》，《华尔街日报》，2005年11月28日，John McHale
[9] 《人才大战的打法》，2007年3 月26日，英国《金融时报》，斯特凡.斯特恩（Stefan Stern）
[10] 漆效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国家软实力建设》人民网-理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