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的文化自觉方向
作者：陈广
2010年10月1日
一个民族的复兴，一定是民族文化的复兴。中华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值得继续弘扬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中国发展战略必须弄明白的。
一、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一个奇特现象的启示
20世纪，科学革命、生产力空前提高，现代化进程加速，信息时代、网络社会、全球化迅猛扑来：另一面，空前规模的纷争、环境资源、人类命运危机等问题，也纷至沓来，愈演愈烈。就在这一大背景下，还始终贯穿了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汇的奇特现象：那就是中华民族学习西方成功地走上了强国复兴之路，而西方的科学、思想的前卫为探求科学奥秘和寻求解救人类危机的良方，走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面前。
在科学界，20世纪科学革命的巨人爱因斯坦、玻耳以及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都曾对中华哲学思想有极大兴趣。还有一位科学巨匠、比利时科学家伊·普里戈金，更是对中国先哲的思想推崇备致；他指出“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
在哲学界，象德国的海德格尔，法国的德里达等世界最有影响的大师都曾盛赞过中国先哲的智慧。美国当代著名的后现代哲学家大卫·格里芬也指出“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是我们这个全球的关键”。
在社会思想领域， 20世纪伴随现代化的加速和人类命运危机问题的显现，西方的一些思想家把目光转向了中国的智慧思想。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世界的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养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次对人类未来命运的研究中共识，重振孔子学说，能够帮助全人类应对21世纪挑战。2009年10月，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
综观上述事实，人类文化思想运动所指，已经显明地走到中华传统文化面前。这就向中国人提出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去应对这一大趋势？我们采取的正确态度叫“文化自觉”。而文化自觉，既有态度的自觉，又有责任的自觉。如果说谦虚谨慎的自觉态度还不难确立，责任自觉就不那么容易。
这一自觉首先要弄明白西方前卫思想到中国先哲面前究竟在寻求什么？中华传统思想中的合理内核是什么？汤因比所关注的“中华民族的独特思维方法”是怎么回事？这就需要进行一翻中西思想的元比较。
二、从哲学思想的元比较看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据
所谓元比较，不仅指历史的时间源头，而且是创造了中西特色文化的根源的比较。
地球上的人类，自产生经历了漫长的蒙昧时期，到了公元前五六百年前后，在古希腊等全球的几个文明高地，发生了一次文明的跃迁。著名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这一时期为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
雅斯贝尔斯指出，发生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间的精神的历程似乎构成了一个“轴心”。他说：“这个时代产生了我们至今所在其中思想的基本范畴”。他进而指出：“我们这个科学和技术时代是一种二次开端”。“但我们正生活于一个充满着最可怕的灾难的年代”。“人类或许却是走向另一个新的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中国国际出版社，第69-70页）。
到底在“轴心时代”产生了什么样的哲学思想，引领和造就了东西方有差异的文化呢？
西方哲学主流传统及其特点
1、西方哲学，经西方哲学界一个多世纪的认真反思已经共识，存在一个以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为源头的本体论传统。这一传统虽然发生在古希腊，但它并不是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全部，而是经过十五、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的选择。后来这一传统在十七、十八世纪，发生了认识论转向和二十世纪发生了语言学转向，但两次转向依然是本体论的延续。
2、本体论——认识论传统的基本特征。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特有的样式，它是以“存在”或（“是”“有”）为最高范畴（理念），以形式逻辑为推理的方法所构造的哲学原理体系。作为思想方式，西方哲学自命为 “理性”。
——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哲学传统，始终是确立在“二分法”之上的。其中贯穿了三个“二分”：
无、有二分。它以存在（是）为公设、为最前提的概念，从开端处，放逐了“无”，遮蔽了“无”。
主、客二分。把人的认识活动机械地分为主体、客体，主观、客观，仅仅把握了认识的日常经验状态，而湮没了主客同一的辩证认识运动。长期以来，唯心、唯物争执不休。
彼此（或A、B）二分。以追求绝对相容性的形式逻辑为方法，只适合解决定了界的稳态事物，无法面对时刻流变的整体世界。
基于这样的二分，从古希腊发源而为柏拉图命名的“辩证法”也被定界在二分之后如何同一的概念运动的圈子里，并没有揭示出人类思维固有的彻底的辩证思维方法。
——西方的哲学是绝对相应、依附于语言的。“是即思”，“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是存在之家”。以这样观念，语言之外不能有思维；理性思维只能是概念运动。从而日常经验思维一枝独秀，它从原始本体论的追求实体性、本质性，到认识论哲学追求确定性、稳定性，再到语言哲学追求陈述的精确性和逻辑的真，构成了西方哲学思想方式致用方向的有效界域。
3、西方的以二分法为根据的思维方式，注重分析法，主要适用于对象性的外在之物，它的长足发展造就了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现代化。
4、西方哲学的科学理性天然是人类思维方式固有成份，但它并非人类理性的全部。当西方哲学把它当成理性的唯一，并且主导了人类思维的观念时，一方面，人成了与自然对立的主体，成了与群和类对立的个人主义，另一方面人也被当成了物、动物，当成人是机器，于是人类社会发生了可怕的倾斜。残缺了的理性既是一切现代化科技生产力的创造之源，同时也是一切环境问题、纷争问题、命运危机问题等的根源。于是，在19世纪尼采先知似地提出“重估一切价值”，之后就有了20世纪西方哲学界对自己的主流传统进行全面地解构、批判。也才有了西方的思想前卫走到中国先哲思想面前这一幕。
中华传统智慧的合理内核及其特点
1、中国智慧方法的辩证思维传统
流行的常识，对中国传统智慧，大多只注意人和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儒家的道德形而上的“仁学，”以及道家的“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国外如此，就连中国当代哲学界也很少有人从思想方法角度去理解，阐释中国先哲的智慧。而中国传统智慧，最核心的恰恰是往圣先贤们用来观解世界，创设了各种学说的思想方法。
中国辩证思维智慧的源头和元典是《易》。《易》为群经之首，诸子之源。由《易》而有老子和孔子的辩证思维方式。东汉以后，产生在古印度的佛教来到中国，也以其辩证思维方式的共鸣而落户并汇流到中华文化中。自春秋战国，经二千五、六百年的演化，虽然有董仲舒等的汉儒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及近代新儒学等不同名目、不同流派。但是作为最基本范畴的“道”却是一贯的，“道、体、用”的思维方式，贯穿了整个思想史的源和流。这同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传统，正好形成鲜明对照。
六十多年前，现代新儒学的开山者熊十力曾指出“清末迄民国，五十余年来，治哲学者皆诵法西洋”，“今当扫除，注重东方”， “中国人发明辩证法最早，而毕竟归本圆融”。今天，我们更有充分根据地说，中国的辩证法智慧才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相通的。
2、中国的辩证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
——中国智慧方法的最高的、最基础的命题——范畴是“道”。道首先是宇宙自然万有、万象、生成、存在、演化的总的形象性命名，是万物、万行的总法则。而这一法则一旦被前哲们体悟、认知、陈述出来，就成了人们观察世界的形而上的智慧——思想方法。
——人类固有的思维方式本来就有深浅两个层面。自轴心时代中西分道扬镖。西方的理性方法，注重日常经验的稳态的物的研究，认为本质决定现象，以确定性为真；中国的辩证智慧方法，注重于整体的流变的世界的观解和心悟，以达于道的理解为“真际”，当下的经验事物只是“实际”。
——凡是人的日常经验思维都需要二分法的有预设的思维，中国的智慧方法当然也以这一方法为日用，但却自觉地深入到另一层面：即主客对立同一，不弃不离的“玄同”的思维。这在老子那里是从无到有的“生成论”，无和有对立同一，“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在《易经》，是“阴阳结构功能论”。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在大乘佛学，是空有对立同一的“实相（或性相）论”，“以空有摄一切法”；“空、有，亦空亦有，非空非有”；是“实际理地不立一尘，佛事门中不捨一法”。
——中国智慧的道。尤其是老子哲学以无为开端，对“无—有”做联立把捉，区别于以“存在”（是，有）为第一预设的本体论传统。
——在与语言的关系上，中国思维的智慧始终追求超越具体的线性语言的思维。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易·系传》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晋代王弼说：“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3、中国辩证思维方法的应用特点。
中国道、儒、佛三家的智慧形成了以道为最根本法则的各具特色的研究问题的推演方法。其方法是：研究者
研究方法（道的智慧） 明确研究对象 获得研究结论，也就是“德”。这一由道而德的研究过程，正是现代人们所说的“实事求是”。
老子的方法简称“观无—有而致重玄”，所观解的主要具体实事是管理者的如何实施治世，研究求是的结论即“德”，是“抱一而为天下式”，“无为而无不为”。
孔子儒学对“易理”应用推演的基本方法，是“观阴阳而致中和”，简称中庸之道，用这一方法去研究人世的治理、伦理，得到的结论是仁学，也就是中庸之德。仁、义、理、智、孝、悌、忠、信。
佛陀的大乘佛学运用“观空有而致中道”，主要应用于人对生死问题的研究，求得的是佛门的彻底了生脱死即涅槃的生死观。
4、可见中国传统智慧方法的致用方向基本侧重在人和人世系统，所得到的是具有超越性的伦理和社会管理，以及人的生命态度的主张。至于对物的态度则不甚强调，尤其是道家从老子那里就主张：“不贵难得之货”，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车无所乘之”，以至于几千年来，把对外物的研究当作细枝末节，虽然有许多科学技术的发明、制造，却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技术来。其根源正是思想方式的偏重及其应用观念发生了偏颇。
古希腊把哲学叫“爱智”，中国传统则叫“道”、叫“智慧”，可见尽管哲学有许多内容，但核心却是智慧，是人的思想方式。从人的认知实践的内在关系看，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可划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人在实践中进行创造、创新的思想方式，中国人就叫“慧”、叫“智”，另一类是研究其他事物创造、创新所得的认知结果；西方叫科学，叫规律，中国人叫“谛”。前一种知识即智慧是创造后一种知识的方法、工具。从而一个民族的哲学、智慧之学，才是他全部文化的合理内核。
三、传统辩证思维智慧的现代转换——民族文化自觉的核心建设工作。
荷兰的一位著名哲学家冯·皮尔森曾指出，“文化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文化战略是人的生存战略”。可见文化战略一定是文化自觉的建设性行动。而在多向度的建设行动中，一定有一个核心性的建设，本文认为那就是中国传统的辩证智慧的现代化转换。
为了理解这一论旨，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现代新儒学运动给出的启示。近百年来，在中国人学习西方，而对本民族文化采取了搁置，淡化乃至反复的批判的过程中，先后站出来一批民族优秀文化的守望者，从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开创了新儒学，到目前这一学术之流已经递传了三代。新儒学家们确实是一批国学功力深厚、学贯中西的大家，大师，他们的学术努力为传统文化坚守了阵地，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论证了民族文化的合理性，向世界传播了中华传统文化，明确了返本开新的文化建设方向；也有的思想大师还努力探索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然而综观他们的学术成果，总体看会发现新儒学还基本上局限于民族文化的合理性论证，和主要关注于儒家智慧之用的道德形而上的仁学的意义，还没能正本清源地追溯到中华智慧的思想方法的现代化转换上。这给人们留下了向前行的启示。
有句名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把握合理内核弘扬民族文化，不仅从民族文化看是自觉的必然，而且从当代人类文化运动的大势所趋看，也就是大道所行。
首先，中国的辩证思维智慧的现代化转换，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项根本性建设。同任何思想体系一样，马克思主义是由基本原理和具体学说两部分组成。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她的基本原理用来实事求是。列宁指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所阐述讨论的一切思想的中心点。”而辩证法的当代历史命运如何呢？由于历来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没有完形，对它的理解充满争议，人类这一固有的智慧方法还处于迷中。有资料显示，20世纪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大多抛弃了辩证法；在中国，也象辩证法研究的泰斗北大的黄南森教授曾指出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几乎成了许多观点围攻的中心，”并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是会出现的，但需要作为迫切行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可见，建构辩证法的当代形态，正是执政党的理论建设的根本。以往的哲学本本，一直讲辩证法产生在古希腊，中国只有朴素的思想，这实在是一种偏见。事实是马克思发动的哲学革命，把黑格尔绝对理念运动的头足倒置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作为实践的和世界观的辩证法，恰恰在中国智慧那里找到了知音。
其次，中国辩证智慧的现代转换也是推动全人类第二次文艺复兴的需要。自从宇宙造化了人，人就开始了他的实践之路，然而，在漫长的时间里，人们并不明白实践的本质，只是到了距今并不遥远的第一次“轴心时代” ，人类智慧即思想方式才发生了一次飞跃，然而决策、创造、实事求是的创造力在尔后的较长时间内仍然很神秘，有高超的决策能力者被奉为神明。只有到了20世纪，由于科学的进步，人自我意识的深化，“实践”这一人类不能须臾离开的最平凡最普遍的事实，才逐渐被撩开面纱；实践中人的决策，实事求是的创造、创新能力，也逐渐自觉地被列入研究的视野。这预示着人的自我意识要跃上一个新的历程。把人的循环往复的实践抽象为一个浅显事实，就是人做事一定“先想后干”；也就是任何实践一定有想和干两个内在联系的过程：想，思维就是进行“实事求是”，产生决策和认识结果，即完成主观创造的那一部分实践，它产生的是“虚拟现实”；之后的过程就是做、干，完成的是“虚实变换”。这就是实践，这一以人作为实践者，由人发动、操持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它的机理就是从“虚拟现实”的创造到“虚实变换”的执行的“以虚控实”的典型过程。进行进一步的追索，人们作决策、实事求是、创造、创新的想，作为普遍的发现、创造的“虚拟现实”的能力，就自然而然的走到了如何有效地想的思想方法的面前。因此仅仅明白创造，决策的重要还不够，最根本的是要把握有效、高效的思想方法，这才是人类全部实践的创化物—文化的根和魂。这是个有了人就与人形影不离的浅显道理，但人自觉地弄明白它，真是不容易。从第一个轴心时代，几个文明高地分别产生了人的智慧方法，转瞬就演绎了近三千年。并且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自欧洲文艺复兴的选择，人类固有的和应有思想方式，拉开了东西方的差异；经文艺复兴所抉择而丰富发展了的二分法的思想方式，搁置了本来人类固有的实践辩证智慧方法，从而既造就了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造就了现代化乃至全球化，同时也带来了人类合理价值的缺失和人类命运的危机。目前为人类实践的航船调整航向，形成普世治理的方向和普世伦理价值的共识，已经迫切地提上了日程。而要实事求是的解决这个大问题，必须先完成人类固有的思想方法的自觉。在这一大趋势下，当代中国人文化自觉的责任会有许多工作，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有担当的进行民族辩证智慧的现代化转换，在人的实践创化力自觉上同全人类一道携手进行一次新的文艺复兴，把人类自我实现的历史推向第二个轴心时代。
基于上述，民族文化自觉也就是人类自我实现所必须的全理性自觉。在这一自觉中，把握合理内核，返本开新的弘扬民族文化，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辩证法建设和人类文化运动、人类命运思考所必须的新的文艺复兴这三大时代命题交汇于一个切点上。因此民族文化自觉就是当下的时代精神。
现在我们提出中国辩证智慧的现代化转换，其工作方向就是辩证法的当代形态的建设。这一建设以中国传统的乃至人类的辩证智慧为基底，以全部的科学成果、时代思想为材料，在古往今来的思想巨人的肩上前行，建构出当代的辩证思维方法、认知方法的话语体系。这一体系是纯化出来的人的全理性的思想方式，是人类的智慧学，是创造学原理，是普适于人的一切决策等创造、创新、创作的元方法论。应当值得庆幸的是对这一建设已经有过思想巨人作了求索、探路、铺路的工作。
中国科学泰斗钱学森在晚年曾经高瞻远瞩地提出建立“大成智慧学”，主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核心，开发人的直觉思维能力，综合现代科技、信息网络、人机结合的手段，构建现代的思想方式方法。这一创意的核心就是人的智慧方法现代化和可操作化。
另一位睿智的思想者，中国决策学的创立者，我的决策学导师张顺江，在他留给人世的学术著作中，有一本方法论专著，《法元论》。《法元论》内容简介指出，它是“三论归一说的辩证推演的逻辑公理体系，是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是辩证思维的一个理论体系。”《法元论》开拓了把握时代最新材料，兼容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圆融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建构人的全理性的思想方法体系的道路。具有思想方法纯化、简易化和可操作性的品格。
现在，在前辈思想巨人的求索方向上继续前进，进行中国传统智慧的现代化转换，就是要创建“人类智慧论”。笔者自从学《决策学》二十多年来，经过对哲学、科学思想的调研和对中华传统智慧的沉思，对建构“人类智慧论”已经形成了一个初步构想，也许个人的这一想法只是一孔之见，但民族的文化自觉，以思想方式自觉为内容的人类新的文艺复兴，已经是人类自我实现的历史航船的必由航向了。
作者：陈广
2010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