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国寻亲纪实(连载32)


32、连长劝慰他,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等打完仗了,再来给这些兄弟立碑


    在曼德勒寻访老兵期间,我见到了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三位留学生,分别叫刘雅馨、韦彩琼和李秋明,他们被学校派到曼德勒外国语大学学习缅语。没想到,这三位“80后”的大学生,竟然趁着学习的空闲,已经走访了多位老兵。
    三位学生2008年7月20日来到缅甸,来之前,这片异域的土地对他们来说十分陌生,上网搜了才发现,竟然会有那么多的中国抗战老兵生活在这里。同时他们发现有一家名叫广西抗战在线的民间组织一直在做关爱的事情,联系上之后,对方托他们带来一些自己制作的纪念章送给老兵。
    刘雅馨坦承,她的历史学得不好,对抗战这段历史更是有些模糊,但接触了这些老兵之后,她还是发现和以前所学的有一些不同。更触动他们的是,他们给老兵送去纪念章的时候,竟然发现他们是那么的激动。林峰拿着纪念章,一边用手抚摸着,一边不停地说,“好,好,好,这比什么都好!”老兵李彤的生活已经不能自理,戴上纪念章后再也不让取下来。而张富鳞,在听着他们读附在纪念章里的一个小册子时,竟然泪流满面。
    小册子里写着这么几句话:今天的我们无法对战争感同身受,是因为你们已独自承载了疼痛。尽管岁月无情,但夕阳下,你们的身姿依然挺拔。你们是光荣的缔造者,你们是活着的历史。我们只是普通的民众,我们也许不能为你们做很多,但我们必须表达我们的敬意!请让我们向你们大声说——我们永远感激你们,我们永远记得你们……
    因为这段意外的经历,刘雅馨成了一名铁杆的志愿者,缅甸的老兵回国探亲的时候,她自费前往帮忙。刘雅馨说,有一件事情让她印象很深,广西民族在线首批制作的纪念章发完后,又有不少老兵找到他们申请领取纪念章,但经费从何而来,刘雅馨也帮着找了一些企业,都是无功而返,“有些人说考虑一下,就不见消息了;有些人听了我们的讲述,很感动,但也不过是嘴上说说;有些人感动过之后,又觉得这事没什么意思。”
    看着老兵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去,刘雅馨也感觉到了时间的紧迫,但身为一名还花着父母的钱的学生,她也力不从心。
    曼德勒的老兵陈达夫,因为一个意外,和这枚来自民间的纪念章擦肩而过。2009年2月11日,刘雅馨准备和同学们去给陈达夫送纪念章,但刚好那天她感冒,且住了一个星期医院,等病好了,她去找陈达夫的时候,得知他刚刚去世两天。几天后的2月20日,老兵边一帆又去世了。
    在曼德勒的家里,我访问了边一帆的儿子边惠程。边惠程说,父亲在世时,经常念叨他的哥哥,说他的哥哥对他很好,经常保护他。1989年,父亲终于得以到老家浙江诸暨探亲,但哥哥已经去世。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台湾老兵掀起回大陆探亲潮的时候,流落在缅甸的一些老兵也回去过。在此之前,有老兵曾偷偷回去,有的丢了性命,在的被关进大牢。在缅甸1967年“排华”时,一些老兵受到冲击丢了性命,有些老兵因此逃回国内,亦未能保全性命。
    1989年,曼德勒的老兵钟云清也回了一次老家。钟云清的老家在广西北流,他从畹町口岸回国,到昆明,再到广西柳州,再到北流老家。那次返回缅甸时,弟弟又从北流顺着这条路,一直送他到畹町口岸,一直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口岸旁边的一条小路。
    钟云清兄弟三人,他是老大。抗战爆发时,按“三抽一”的规定,他没有任何犹豫,报名参军。初上战场,难免紧张,对方枪一响,他的手就发抖。等到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钟云清已经成了一名老兵,完成了从农民到士兵的角色转变,在钟云清看来,“握枪就像握锄头把,熟练了就运用自如”。1943年,中国远征军驻印军补充兵员,钟云清被调到昆明,编入新38师,乘坐飞机抵达印度受训,任上士班长,随后参加了大反攻。
    钟云清记忆最深的是大反攻时,经过新平洋一役,他所在的班就剩下5个人,新补充的弟兄,他还没记住名字,就又投入到了孟关和沙陆坡的战斗。在攻打沙陆时,受到日军强势阻击,班里新补充的5位弟兄全部牺牲了,他掩埋好他们的遗体,才想起来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随即失声痛哭。这里,连长劝慰他,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等打完仗了,再来给这些兄弟立碑。没想到,连长在后来抢夺密支那机场的战斗中也牺牲了。
    钟云清说,身为班长,凡是有班里的战士牺牲,他都会写信给他的家人,告诉消息,但那5位新补充的兄弟,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他也无法通知他们的家人,这成了钟云清最大的一个遗憾。
    大反攻虽然一路势如破竹,但中国远征军付出的代价亦是相当惨重。台湾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反攻缅甸时任驻印新一军司令部上尉参谋,他的第一本著作《缅北之战》曾写到:军长于6月18日到加迈,慰问各单位官兵时发现很多弟兄两月之内不曾脱过鞋袜,并且长久浸在泥浆水泽内,再脱下鞋袜时,脚上的皮肤附在袜子上整个地被撕下来。
    攻占密支那之后,钟云清被派往八莫看守军需仓库,他也被提拔为少尉管理员。有一天,他接到上级电话,要求准备好仓库里的物资,说是要回去剿共。那晚凌晨四点,钟云清当了逃兵,原因是,打日本人,他是自愿的,抗战八年,在老百姓的眼泪还没有干的时候,又要去打内战,他做不到。
    虽然身为国民党的部队,但他对这支部队没有多少好感,“之所以最后被共产党打败,就是因为太腐败了,记的我们当时从重庆行军到昆明,走了四天,只吃了三顿饭,粮食都让军官都卖了。”
    钟云清有一辆已经破旧不堪的Land Rover(陆虎)汽车,漆皮斑驳,开动起来声音像拖拉机,据称是二战结束后英国军队留下的。我在曼德勒宴请老兵时,钟云清就坐着这辆车前来。坐在汽车副驾驶位置上的钟云清身板笔挺、精神矍烁,上身穿着一件白净的短袖,胸前别着两枚纪念章,双手抱着一根拐杖。这位91岁的老兵,依然保持着一位中国远征军军官的尊严和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