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浅薄与误解氛围下中医近代以来的生存与发展
中医兴旺时期的史实表明：只要熟练地掌握中医基础理论，勇于在临床实践中感悟、提高，并以勤学历代临床案例经验为参考，那么，创新出神奇疗效的各种新经典中药方剂，则是必然。诸如称之医圣的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王叔和的《脉经》，称之药王的唐·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宋·陈师文等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宋徽宗等《圣济总录》，金·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金·张元素的《医学启源》，金·李杲的《脾胃论》，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明·吴有性（又可）的《瘟疫论》，明·张介宾（景岳）的《景岳全书》，清·吴谦的《医宗金鉴》，清·吴瑭（鞠通）的《温病条辨》等。
中医与其说是一门医学，不如说是一门以人为本的阴阳自然时空医学，对生命运行规律的阴阳时空平衡调节艺术。今天，中医的执业水平与防治水平是落伍了，也实在是不尽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受1928年英国细菌学者弗莱明在抗菌素中发现了青霉素，尤其在1935年又经英国化学和物理学者弗罗里和钱恩证实并提纯、强化，生产出了临床药用青霉素的影响，结果导致死亡率大幅降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幅提高，足见，青霉素的突出功效。
自闭门锁国的清代封建社会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把国门轰开，中国就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的被奴役、财富的被掠夺，而迫使人们认识到：综合国力与进入资本主义的西方各国相比，的确在诸多方面因科技水平的大大落伍而差距被拉得过大。在不加科学分析与冷静思考下，由这种反差所产生的崇洋媚外与民族虚无主义，几乎是国人在约近一个半世纪的时期内，所持的一种主流心态。
步入20世纪后，在西学东渐的氛围下，西方以西医的疗效征服了已跌入谷底的中医执业水平，因此，在相关医学科学领域，对本属复杂科学领域的中医尚无认识，而是从浅薄的表象迷信西医，诋毁中医，逐步竟误解到了扼杀中医的地步。这种来自内部因认识问题而产生的贬低中医思潮，以及外部扼杀中医的强大势力，使西医以超越几何级数的加速度持续扩张，加速发展。时过不久，数千年的祖国医学就从“主流”骤变成了“弱小支流”。以两种医学的规模相比，西医在中医的故乡就好比是挑选的“西瓜”，中医就如同是舍不得丢掉的“芝麻”。此状况对中医的故乡来说，既是名不符实的见证，也是中西医畸形发展的结果。直至能21世纪初，面对中医如此令人尴尬的现状，国务院副总理吴仪2004年动情地在《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号召要“努力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令人遗憾的是,就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课题组，在其研究报告中，都通篇未见有丝毫一点儿涉及中医的踪影，显而易见，这不可能是一种疏忽，而是基本认为，中医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作用是无关痛痒，甚至是可以淡出人们的视野。如此地认识中医，究其原因，恐怕是由来已久形成的问题。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医的发展一直迟缓，大医精诚执业者已呈渐趋匮乏态势。20世纪初期后，侵入中国的西方列强，曾把那时医疗卫生条件下的国民健康状况，称之“东亚病夫”，这也折射出那时中医执业水平，普遍低于西医水平的事实，也即是已远离了中医本应有的医学水准。此外，西方列强除了大量疯狂地掠夺中国财富，还实施了野蛮的经济侵略，具有显著疗效的青霉素之类抗菌素的涌入，加速了中国医疗卫生的西医化进程，若从现市场经济角度看，实质是在抑制与压制中医发展的前提下，中西医在中国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受不反映中医真实水准的疗效差，以及相比之下西医普遍较疗效佳的长期影响，难免就误认为中医的治疗水平远不如西医，从而也就难免产生中医在医疗卫生事业中那种可有可无的认识。
中医在其谷底停滞、萎缩、徘徊不前而西医在高速扩张与发展，受中西医整体水平差异之大的影响，竟在国民党时期首次上演了一场不识庐山真面目，取消中医的闹剧。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当今发达国家已开始逐步认识到西医发展的极大局限性，以及中医发展的美好前景时，竟然有冠以“院士”、教授之称的所谓学者，手举“科学”大旗，又在21世纪的10年代，上演了一场以西医标准裁决中医，呼吁取消中医的独角新版闹剧，对这种连中医史实都不顾，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要否定的所谓科研工作者，不能不说是一种科学的悲哀！
近代与现代中医在中医的故乡落伍，除中医发展的自身原因外，主要是误解中医，不公平、不公正对待中医，以西医标准和发展思路，使中医误入西医发展轨道所致。今天，发展中医的战略与实施的政策，虽较之过去一段时间有了不小的进步，但中医在不少方面并未摆脱西医化的轨道，按自身规律发展中医。因此，以疗效不佳对中医的质疑，以及对中医产生的信任危机等问题，也就日趋突显。中医发展缓慢，虽有中医自身发展的问题，但是受西医冲击走过的那计为约一个半世纪长度的曲折道路，既是近代以来中医发展的一大历史性失误，也是人类医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中医要发展，就只有以《黄帝内经》为指导，深深扎根在中医临床实践中，才能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创新，独领风骚。然而，在中医执业水平偏离《黄帝内经》指导普遍偏低，西医又发展至颠峰之时，要确实尽快纠正中医发展中的失误问题，也决非是件易事，尤其是在受到现医疗卫生体制制约的前提下，若不历经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一个较长时期不懈地实施改革，要使人们科学认识中医，尤其是若不以大大优于西医的确实疗效与养生效果来检验、证实，那是不行的。
中医在改革与发展问题上，具有重要医学史意义的拨乱反正大事件是：自近代以来，在主管医药卫生事业的政府部门中，唯独一个能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听取呼声，能深入到真才实学中医者中进行调查，以历史地、全面地、客观地、中西医比较地，深入分析与认识人民对中医的广泛需求，以及中医本应具有的治疗水平；深入分析与认识中医现状与应具水平间的差异。从而以过人的胆识，力排众议，坚定地以改革西医化了的中医体制为突破口，扭转扬短避长地重西医轻中医的医疗卫生发展方向，扬长避短地大力发展中医，他就是共和国的前卫生部长崔月犁同志。
崔月犁同志十分肯定地认为，中医必将在不远的将来走向世界，再创现代辉煌。因此，针对医疗卫生战线的薄弱环节中医，采取了优先、重点抓，他紧紧扭住中医自身发展规律，不拘一格地依靠真才实学专家，抓基础教育、名著文献整理与继承的基本建设，抓组织建设与创新人才建设。在不担任部长期间，他也始终未改专心致志为发展中医事业而竭尽全力的那股执着劲。他为振兴中医过度的忘我操劳、呕心沥血，使发展中医事业遗憾地过早失去了这位领军主帅。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意标新二月花”，是崔部长深思熟虑后，对中医发展前景耿直爽快的断言，他题以郑板桥这一名句赠笔者，一方面是精辟地表达了他，对中医需改革什么与怎么发展的准确认识，另一方面是寄厚望于那些，根基于中医基础理论，领悟其精髓，临床实践不泥古的勇于创新者。从崔部长赋予郑板桥此名句的振兴中医寓义，就足以看出他已深邃而睿智地预见到，只有深刻地领悟到复杂科学领域中医的精髓，以创新为动力，才能告别西学东渐下形成的中国医学现状，才能迎来东学西渐新趋势下的中医大发展，才能使中医故乡名副其实，再现中医持续发展新辉煌。
中医影响世界论坛论文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