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帝内经》是人类史上的一大奇迹

　　

　　综观世界各国民族医的历史，除中国外，之所以都没能传承下来，为西医取代而夭折，关键是都只停留在了经验层面而未在探索中发现规律，上升为理论指导实践。中医在世界各国民族医中，是惟一可称之中医学的民族医，因为中医有其完善、完备与涉及诸方面的基础理论，这就是成于东周至秦初始年代的《黄帝内经》（公元前722年～公元前221年？）。可是，也有学者认为《黄帝内经》是成书于西汉的早期（公元前206～公元25）。总之，他是远早于公认的中国“四大”发明，也即是远早于东汉元兴元年的蔡伦造纸术（公元105年）；远早于三国魏时，马钧利用磁铁和差速齿轮发明的指南车（公元220～265年），后来又发展为磁针和方向盘连成一体的罗盘；也远早于始于三国时代发明的火药（公元220～280年）；更远早于宋仁宗庆历年间，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公元1041～1048年）。足见，定论《黄帝内经》是中国的第一大发明（严格而确切地说应是首次发现）理应毫无疑义。

　　从《黄帝内经》揭示的实质内涵分析，显而易见的是，若干科学上首次发现与首创的民族，就要改写为中华民族，时间就要提前至少数百年，多则数千年，这就是说，现世界科学发展史就要改写（本文不单独论述）。因此，《黄帝内经》以人与天地同步相应的时空周期运行理念，来认识人的生命规律，无疑，将其断定为是人类史上一大奇迹，既不为过也是事实。

　　《黄帝内经》是一部有着“医书之祖”与至尊地位的巨著。这是因为他充分汲取了古老华夏文化中，涉及相关人生命规律的天文、历算、气象、生物、养生、地理、自然资源、环境等，即属自然科学领域成就，且具规律性的那部分精髓，也涉及相关人生命规律的社会、人类、心理、逻辑、哲学、道德、文字等，即属社会科学领域成就，且具规律性的那部分精髓。

　　《黄帝内经》是一种来自对其前漫长悠久临床经验与教训的升华，即对其前相关文献选取、过滤、鉴别的升华；也是一种来自对其前相关文献的反复探索、反复认识再认识、反复论证再论证的升华；尤其还是一种来自对其前医学成就不时迸发出的那种“形而上”灵感与顿悟的升华。正是这种升华，才最终成为系统揭示发现人的生命与天地时空相应，同步运行规律及相关健康、养生的经典。

　　《黄帝内经》问世的时间，表明中华民族早在漫长的远古时期，就已开始探索人的生存与发展，务必要外应自然界时空环境与内应生命时空环境，这样一个有着立体、多维、时空有机联系，与相应有序时空变动关系的人之生命规律。上古传说“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就是反映智慧的中华民族，从探索医的一开始，就以一种大无畏的自我献身精神，以尝遍百草的亲身体验来探究本草为主的药物源；以人要外应天地运行时空环境与内应生命运行时空环境，这样一个内外一体相应变化的规律，来持续地认识疾病、防病、治病与养生。这种从一开始就以人的自身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以往复不断地总结经验与教训，以《周易》具医之理，医得《周易》之用，这种二者同源于对事物阴阳变化的认识，也即医易同源，而使理性认识不断得以升华的过程，这也是最终形成《黄帝内经》问世的过程。

　　《黄帝内经》的问世，是基础理论完善基础上中医学确立的标志。然而，在《黄帝内经》问世前的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中医实际上就早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否则，就不可能有《黄帝内经》的问世。中医学的确立，正是首先从微观实践的探索，逐步升华到理性宏观高度，然后，又从理性宏观高度，来认识与把握天地人的关系。这样才达到了从新的宏观高度，居高俯视微观临床实践，从而使对临床具体个案的认识发生了本质变化，也即能准确、具体地把握人在天地间，生命独具的阴阳一体相对平衡的健康态时空特征，以及失衡导致的非健康态时空特征。

　　《黄帝内经》是一个总结了“战国”前医学成就，由《素问》部分与《灵枢》部分构成的整体，《灵枢》为先作部分，《素问》为后作部分。《素问》既对《灵枢》之所未备做了补充，又记述了其源，阐述了其本，故使构成《黄帝内经》的两部分间关系，似可称之《素问》为体《灵枢》为用。若重《素问》而忽《灵枢》，则难免要失精要，以致学无本源，从而足见两部分构成的相辅相成。《黄帝内经》论述的深奥脏腑系统内外关系，以及连接脏腑系统，贯穿人生命有机体表里的相关经络网络，不时地在受到内在环境、外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发生着相应变化。《黄帝内经》问世前的一个较长时期及问世后的一个相对较短时期，鉴于历史原因而罕见有文献记载或称有断层，因此，只能据理推断这段历史时期，实际也已达相当高的医学水平，否则，就不可能产生《黄帝内经》。若是以当代最新最高科技手段武装起来的现代医学看，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囊括的博大精深内涵，简直是神奇到难以置信的地步，但这却是事实。

　　《黄帝内经》在概念、理念等内涵的表述上，处处都充满着我们祖先浓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与理性认识的智慧灵光，所定义的术语也刻有那个遥远时代鲜明烙印，诸如表征人生命规律，有机自我平衡的相互消长、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不可分割与相互协调关系等的“阴阳”；以表征物质世界自然属性分类的木、火、土、金、水，来分别表征生命个体人的肝、心、脾、肺、肾五脏；以“行”来表征其间的运行规律，五行即表征五脏间的运行规律；五脏分别与称之腑的胆、小肠、胃、大肠和膀胱，互为表里关系；五脏分别与所开之五窍目、舌、口、鼻和耳的关系；五脏分别与所主的五体筋、脉、肌肉、皮毛和骨的关系；五脏分别与所主的五志怒、喜、思、忧（悲）和恐（惊）的关系；五脏分别与归经及映现于表象的五色青、赤、黄、白和黑的关系；五脏分别与归经的五味酸、苦、甘、辛和咸的关系；五脏分别与五气风、暑、湿、燥和寒的关系；以及五脏分别与所应季节春、夏、长夏、秋和冬的关系，等等。中医以五行将内在、外在相关事物、现象，按相同属性、形态分别归类，用以反映受内外环境影响，人的生命时空运行规律。

　　《黄帝内经》的不少术语，虽源自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的《周易》，但实际要早于《周易》。这些术语表述精练、内涵深邃。只有在对中华文化有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并结合临床实践又有了一定的“悟性”后，才可领略反映人在受到内在脏腑等系统相互间与整体间内在环境影响，以及受自然、社会外在环境影响时，阴阳相对平衡不断调节、协调的生命运动；才可领略以阴阳来表征的各自系统，在系统间和整体间相对平衡与偏衡的博弈状态，以及变动倾向与趋势；才可领略气血、阴阳、脏腑系统，相互间与整体间，相对平衡与偏衡的生命不息运动状态，以及反映这种运动过程的阴阳互根、阴生于阳、阳生于阴、阴阳转化、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阴阳消长、阴阳乖戾、阴平阳秘等术语的抽象博大精深涵义。

　　《黄帝内经》这一指导中医实践的基础理论，其不少术语虽源自《周易》，但却有其特定的中医涵义。从其所用术语反映出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时空间的相互制约与影响的均衡关系，显而易见，中医的基础理论是汲取了现称之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关领域诸学科的精髓，并清晰地构建了一个相关脏腑的生理、病理、治则等一系列，有条有理有序，综合性、时空性的大医学理论体系框架。《黄帝内经》问世后的中医史实表明，《黄帝内经》理性认识的显著超前性，以及跨越时空指导中医实践的可持续性，留给后人一个在相关健康、养生和治病领域，尤其是在治未病领域，进一步深化探索的明确架构与挖潜的巨大空间，可谓是人类医学史上探索与发现人在天地时空间生命运行规律科学成就的光辉典范，对其跨越时空的指导性与启迪性，也无疑可堪称是人类史上一大奇迹。

　　《黄帝内经》指导其后的中医实践，世代相承至少大约两千二百多年，不仅应用上得心应手，还造就了无数历代中医名家及传世之著，至今也尚未见有任何论述受到中医实践的否定。有倒是其精辟的论述，始终为历代中医所尊崇，即使发现有极个别不妥之处，那也是相关整理中的纰漏或是使之好中求好的至臻完善问题。那种以现代西医基础理论及其手段为尺度，对中医基础理论、实践及其手段进行的指责、攻击，简直是蚍蜉撼大树，可谓是对根基于《黄帝内经》指导下的中医史实，纯属是一种无知产生愚昧的反映。中医史实表明，那些深得《黄帝内经》真谛的古代中医，就有治愈现代医学断定为不可治愈疾病的不胜枚举案例。因此，在若干疾病的医疗水平上，中医本应具有的医疗水平要远高于西医。然而，从基础理论及治法来说，中西医又是两种根本没有可类比性的医学，中医就是中医，西医就是西医，简单地以西医标准，风马牛不相及地苛求中医，尤其是以不能如实反映中医治疗水平的现中医执业状况，来指责中医，实在令人不可理喻。

　　《黄帝内经》的问世，是中华民族医学在中华文化基础上，历经长期临床探索，不断应用那时相关各种科技成果求进取，逐步升华为系统理性认识，并以人与天地构成的相应时空，同步一体变动有机关系，认识人的生命运行规律，从而成为复杂科学中医确立的标志。《黄帝内经》不仅是指导长达两千多年中医发展的基础理论，而且还是指导今天与明天中医发展的基础理论基石，也即是中医基础理论的超前性，对现代与未来发现的诸未知疾病的认识与治疗，都有指导意义。

　　近些年来，一些中医界人士，受西医应用部分现代科技手段检测与治疗的影响，也竟中西医不分地要把西医现代科技检测手段，全盘生搬硬套到中医来，使中医的望闻问切检测手段实际基本已成形同虚设，似乎中医只有这样做才是与时俱进，才是现代化。实践与理论均表明这种现代化，只不过是中医西医化的代名词，其走的越远，中医西医化的程度就越深，也即现代化得越不像中医。

　　中医是跨越时空的复杂科学，根本不存在西医发展中的那种现代化问题。中医借鉴西医的一些现代科技检测手段，其结果只能作为一种外在辅助的参考而已。这是因为西医的检测结果，终究取代不了中医获取系统与整体诊断信息的特有方法，也根本改变不了中医从整体、系统、时空，认识人的阴阳一体动态协调与自我稳定平衡的生命运行规律，以及因阴阳失衡导致产生疾病的本质特征。中医西医化行不通，同样，西医中医化也行不通。中医现代化的结果，是误使中医诊断渐趋西医化，现中医利用西医各种检测仪器与化验结果进行诊断，可谓已是相当普遍。如今的中医与西医的区别，一般基本只是反映在治疗上，是用中药或用西药的区别而已。中医以西医的手段来诊断，但是却用中药治疗，怎么能会有好的疗效？不出大问题就阿弥陀佛了。难怪医务管理部门竟违背中医因人因证施治的一般原则，而对一些中草药的剂量使用，是那么不加区别的严格限制。须明确指出的是，这种带有普遍意义的中医实际状况，实质是弃医有限度从药“消灭”中医的另一种可怕表现形式。

　　中医完全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检测手段，建立从二便等检测服用中药后的反映与效果，只有这样，才可说是现代科技检测手段为中医所用。2009年5月，《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在该年的第5期（总第438期），发表了赵雪飞的“发现尿结晶之美”，就是首次对服用纯中草药制《本草康乐》饮料后，对尿样变化检测所呈现出的似“梨花簇拥”及“带状草丛”般“奇观”景象。这一发现引起了不少现代医学机构等的高度关注。实际上，这是利用现代科技检测手段对服用中药后效果检验与研究的开端，从而开辟了一条以现代科技手段认识中医的途径。

　　                               中医影响世界论坛论文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