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移民与鄂西北的水利问题

——以十堰市为例

 

王肇磊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湖北十堰442000）

 

十堰（郧阳地区）位于湖北西北部，东与襄樊接境，西与陕西安康地区交界，南与神农架林区、重庆市的万州区相连，北与河南南阳市、陕西商洛地区毗邻。全市辖五县（郧县、郧西、竹溪、竹山、房县）、一市（丹江口市，古称均州）、两区（张湾、茅箭）。在明清时期被称为“三边之区”，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人口移居之区。

移民居住地与活动区域的变化，对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社会文化与经济活动的影响深远。人口迁移作为人类的一种主动行为，其发生、发展都会对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概括地讲，人口迁移的影响，可以根据不同的受影响对象而分为以下五个方面：对迁入地的影响、对迁出地的影响、对迁移者的影响、对迁移中间地区的影响和对全社会的影响。本课题所涉及的是移民对迁入地的影响，其它方面不再赘述。移民对迁入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迁入地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两个方面。前者主要表现在迁入地的人口数量、性别、年龄、出生率、死亡率及自然增长率上；后者则表现在迁入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包括资源开发、商业发展、文化传承等方面。［1］（P26—31）在农业社会里，农民生存的前提条件是土地，其关键在于水利的利用。因此，移民在移居鄂西北地区大力垦殖土地的过程中，也兴修了大量的水利设施，以图解决其生存的难题。本文拟从水利建设的角度来论述水利对移民和鄂西北地区的影响。

一、移民的移入和耕地的垦殖

明末清初，长期战乱给鄂西北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口大量流失或死亡。竹山县遗民“十不及一，又皆散聚山寨。荆榛满地，野无炊烟”；［2］（卷6，《艺文》）竹溪县“野无三户之村”；［3］（卷12，《艺文》，“政事纪略”）房县直至1664年才有编户170户。［4］（卷4，《赋役》）郧阳府人口总数从万历初年（1573年）的29287丁（计114603人）［5］（卷六，《户口》）锐减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的5020丁（约计19644人）［6］（P406），人口损失率为82.86 %。同时，土地也大量荒芜，万历年间郧阳府原额田地为49268顷36亩，［7］（P122）到康熙十九年减少至4517顷74亩，［6］（P406）减少了44750顷62亩，抛荒率为90.83%。诚如包汝楫所言：“襄江（即汉水）道中，沿堤上下，芦荡不知几千顷，土色青黄相错，地形亦不漥，此吾乡腴田也。不知何故，弃不树艺，竟作樵渔汤沐邑。海内旷土总不如湖广之多，湖广真广也。”［8］究其实湖广旷地非指江汉平原，主要指鄂豫陕川边界的丘陵山地。这为移民移居准备了在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土地。

清初统治者为了稳固社会秩序，着力恢复残破的经济，并对鄂西北山区采取了更为优惠的政策。

一是招徕流亡，开垦荒地。清政府命令地方官吏，将“各地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另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9］（卷25）并规定“本地无主荒地，给予印照开垦，永为己业。”［10］（P111）还宣布“三年起科”，后又将起科年限放宽为六年。［11］（卷2，《田赋》二，考4865）收到了“民力宽而佃垦者众”［9］（卷25）的效果。

二是向垦荒农民提供种籽、耕牛等基本农业器具。清政府饬“督抚令县官劝民开垦，无力者上布政司给牛种资钱。”［12］（卷244，《列传》31，成性，P9613）

此外，清政府还通过蠲免、改革赋役制度等措施，鼓励移民大力进行对荒地的垦殖。

上述政策的执行，吸引了大批移民移居鄂西北地区，使得山区“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9］（卷249）

经过近百年的经济开发，鄂西北山区的面貌焕然一新：人烟繁盛，阡陌连野。“（竹溪）自流民占籍，户口日繁，垦荒成田，诛茅为业。”［3］（卷6，《田赋》）“郧以火种刀耕，日就垦启，地无遗利，人无遗力。”［13］（卷4，《赋役》）郧西“崇山峻岭，道路崎岖，而山岭之下，多成平坝，居民开成水田，连阡逾陌。”［14］

据考证，到嘉庆二年（1797年），郧阳府户数达到122942户（计798942丁口），与明万历初年（1573年）的12460户（114603人）相比［5］（卷六，《户口》）增加了110482户（约684339人）。耕地数由康熙十九年（1682年）的4486顷24亩5分［7］（P112），剧增至嘉庆二年（1797年）的45391顷59亩6分，［13］（卷4《田赋志》）增加了40905顷35亩1分。

二、鄂西北山区开发中的水利建设

在四方流移集聚鄂西北山区进行大规模垦殖、开发的过程中，以农业灌溉为主的水利建设也得到了相应的扩展，具体表现为灌溉设施的增加和水田面积的扩大。移民垦殖者原籍的耕作传统、生活习惯和耕作技术水平等因素与水利建设的发展密切相关。有关文献每每有这样的记载：“南人善垦稻田”、“楚人善开水田”。［15］（P306）诸如此类的说法与当时事实是相符的，即“楚人”“南人”有垦殖水田的传统和技术，也有食用稻米的习惯。南方移民的到来，身体力行，倡导创建，发展了鄂西北山区的水利事业。当时水利兴修的重点在河堤、沟渠、塘堰、平坝、整治航道等诸方面。

（一）河堤的修建或修复

鄂西北山区境内有汉水贯境而过，还有堵水、夹河、竹溪河等大小河流数十条。每当区域性气候发生异常时，常常给两岸居民带来深重灾难。为此，有清一代，鄂西北山区移民总是不遗余力的对河堤进行修建或修复。下面简其重点而述之。

均州（今丹江口市）：清咸丰二年（1852年）知州殷序之重修了保均堤，长30丈，宽3丈，高1.5丈；同治七年（1868年）均州人贾洪诏等人呈请署湖广总督郭柏荫拨款7000余缗修筑了护城堤，长51丈，宽1.6丈。［6］（P384）

竹溪：知县汪昱主持修建了北城石堤，“其堤长五十八丈，其高丈有二尺，其厚减高之半有二尺。凡用灰石工价，共费白金一千八十两有奇。”［3］（卷12，《艺文》，“北城石堤记”）又，“乾隆四十八年，署竹溪县篆张侯其章，……廉知东西隅为河水折注之冲，欲循其冲而障之，非堤不为功。……特捐清俸，为邑人倡，并派绅士分募各乡，”修成“（石）堤长计三十三丈，高一丈二尺，其厚减高之二，共费白金四百九十六两有奇。”［3］（卷12，《艺文》，“城东南石堤记”）还增修西堤，“今春趁桃汛未涨，鸠工运石，加长十五丈四尺，高八丈五寸，堤脚宽七尺，新旧堤面又加高一尺，共长二十七丈。”［3］（卷12，《艺文》，“增修西堤记”）

房县：主要是修建西北门河堤。此处系军店河与小河交汇处，水量较大，常威胁西门等地居民的安全。“咸丰八年，知县郑庆华筑西门保城……于（西北门河）迎溜顶冲处所，添设水箭以杀水势，砌筑护堤，以保城基。”［4］（卷3，《城池》）“同治二年七月，知县李桢修西河保城堤。”［13］（卷2，《城池》）

竹山：“知县李士高、李锦源相继修葺城外石堤三，乾隆间，先后环筑以障民居，至今赖之。”［13］（卷2，《城池》）

当然，移民还在许多小流域兴修了大量的堤防设施，只是为历史所湮没罢了。

（二）沟渠、塘堰、平坝等山区水利设施的兴修

鄂西北山区的耕地分布比较零散，大块平坦的土地较少，且大多分布在山坡上，无论是水田还是水浇地，水都是至关重要的，农业收成保证的关键是如何在山坡上储蓄、利用水源。在清代，人们利用鄂西北山区地势的特点，因地制宜地修建了沟渠、塘堰、平坝等水利设施。修塘堰主要是利用山谷、河沟，开挖水塘或修建堤坝，以拦截山水，各地称谓不一，有称塘的，有称堰的，亦有称坝的。然后修建水渠，将水引入农田。据史料记载，这一类的水利设施遍布鄂西北山区。

郧西县属：“崇山峻岭，道路崎岖，而山岭之下，多成平坝，居民开成水田，连阡逾陌，故其产谷较胜洵阳、山阴诸邑。”［14］又如“郧西介山之薮，其间或掘地为塘，或筑堤而为堰，以予山农之用，虽曰瘠壤，而亦得为膏腴也。”［16］（卷6，《水利志》）

在竹溪、竹山境内：“两邑风土略似，民勤稼穑，于山湾溪角，尽垦水田，其平原之中，锦塍相接，故其米谷之饶，洵阳、白河客亦借资焉。”［14］

房县：“房邑山多水少……虽然水无大小，贵视地之所宜而利导之。郧属六邑，惟房犹号裕米之乡，而稻田灌溉，惟恃塘堰。岩溜山溪，源流不远，秋霪夏潦，冲没犹多，苟非蓄潴有备，分泄得宜，何以收其利而不受其害耶？”又云：“（有）多借山水而灌溉者；有修凿土塘以蓄灌者；有见彼山山洞有水，从下截流就上，顺山形而越翻冈岭为渠者，此可见北乡之穿山堰；有因石泉而梳流者。水势有高低，凿田有层磴。”［4］（卷2，《水利》）

竹溪：“康熙五十九年，知县龚克庸修筑（仙人堰）。更名渤海，民受其利，至今颂之。” ［3］（卷2，《井、堰、潭、洞附》）

郧县：“虎尾堰在上，久经坪堰在下。虎尾堰得种籽十七石零，属黑虎保；久经坪堰得种籽十八石零，属筍厂保。”［17］（卷10，《艺文》，“虎尾久经坪二堰碑记”）

经过历代移民的兴建或修复，鄂西北山区塘堰数量迅速增加。据康熙二十四年《郧阳府志·水利》记载，郧属六县比明万历时期增加新堰41座：郧县增5座，房县增9座，郧西县增1座，竹山增12座，竹溪增6座，保康增8座。［6］（P381）到同治九年，又增加到187座（表1所如）。

同治时期郧阳府属各县塘堰数量一览表

县名	数量	塘       堰      名
郧县	16	盛水堰、横塘、柳陂、十堰、白龙堰、方塘、武阳堰、九顷坪堰、甑家堰、黄畈堰、盐池堰、虎峪堰、月竹堰、双龙堰、虎尾堰、久经坪堰
房县	53	大汤池堰、小汤池堰、马栏堰、擢溪堰、三官堰、西河堰、泉水湾、泉水湾堰、许家堰、傅家堰、耕麦堰、向家堰、杨家堰、梅子堰、百户堰、傅刘堰、高堰、小堰、何家堰、菜堰、宋渠堰、牛头堰、盆峪堰、石渠堰、车家堰、尹家堰、军马堰、堰河堰、东方（东川）堰、长望堰、西川堰、化龙堰、吊枧堰、沿观（添腰）堰、白土堰、板堰、杜溪堰、潵海（三海）堰、陈家腰堰、石槽堰、火龙堰、五龙堰、长龙堰、活龙堰、唐溪堰、玛瑙堰、石堰、白窝堰、高枧堰、低枧堰、穿山堰、长乐堰、复兴堰
郧西	25	铁刹堰、火车堰、箭流堰、小堰、孙家堰、陶家堰、五顶坪堰、马鞍堰、千工堰、偏桥堰、磴槽偏笕堰、周恭堰、麦峪河堰、土门堰、香口堰、唐湾堰、大堰、吴家堰、黑龙堰、欧家堰、五峪堰、四峪堰、八里川堰、祥河堰、黄云堰
竹山	50	安河堰、堰河堰、潘河堰、东川堰、江岩堰、岩枧堰、大梵堰、中堰、架枧堰、郭家堰、高峰堰、白沙堰、谢家堰、城子坪上下二堰、军屯堰、太白堰、东管家河堰、西管家河堰、秦家河堰、谭家河堰、水坪河堰、满家河堰、崀峪河堰、化峪河、对寺河堰、秦口堰、总斌庵堰、顾家厂堰、滥泥荒堰、石底河堰、陈家河堰、桑林旗堰、沈家营堰、花岩河堰、铁炉沟堰、瑞气堰、益水河堰、邓家堰、吉阳关堰、麻家堰、彭家堰、嵚峪河堰、荡峪河堰、喻家塔堰、扯线溪堰、唐溪堰、秦家坪堰、尖山河堰、蔡家堰
竹溪	21	官堰、头堰、二堰、三堰、泽峪堰、严家坝堰、仙人（渤海）堰、白水堰、陈家堰、杨家堰、金家堰、老虎堰、大峪沟堰、蒋家堰、长望川堰、双龙堰、陈家（杨家坝）堰、甘溪堰、沙沟堰、团石堰、竹溪堰
保康	22	张家堰、堰塘、三歧堰、王锡堰、丰来堰、官庄堰、姚土堰、均平堰、尚王雨堰、黄堡坪堰、北峰大堰、杨柳堰、鹭鸶堰、田旗堰、秦家堰、火市堰、车家堰、方家堰、河步堰、梅子堰、岖坪堰、蛇渠堰

资料来源：同治《郧县志》卷2、《山川》、卷10，《艺文》，“虎尾久经坪二堰碑记”；同治《房县志》卷2，《水利》；同治《竹溪县志》卷2，《井、堰、潭、洞附》；同治《郧阳志》卷2，《山川》。

 

均州时属襄阳府，清代也修建或修复众多的塘堰。如王公堰、佟公堰、柳坪堰等数十验，灌溉耕地面积达3.4万亩。［6］（P382）

除上述塘堰外，移民还修建了大量灌溉水井。在鄂西北地区的各地方志中，关于水井的记载比比皆是。如在房县城东二里的扳倒井，“四季水常满溢，腾入渠中，灌田较他渠独清。”［4］（卷2，《水利》）就是兴修众多灌溉水井的一例。

（三）疏浚河道、修建码头

鄂西北山区土地资源的开发，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泥沙淤积河道，既使河流储水量减少，妨碍农田水利灌溉，又威胁航运安全。为保证农业用水和对外交流的畅通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鄂西北地区地方官员或士绅经常组织人力疏浚河道。由于史实的尘封，使我们无法精确考量时人是如何疏浚河道的，但仍可以挖掘一些史料，来管窥当时疏浚河道的情形。

郧县：“同治元年，郧阳道金国琛以旧池填淤，饬知府艾浚美、知县奎联率乡绅民分段开濬自大门至伏龙关长七百三十丈。”［13］（卷2，《城池》）

房县：“咸丰八年，知县郑庆华筑西门保城，开挖老河淤塞处，使水归故道。”［4］（卷3，《城池》）

郧西：据乾隆《郧西县志》记载，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知县黄翊率众开发天河航道，越六月完工，开通了水上运输，受到百姓称赞。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知县胡廷槐督工再次进行疏浚。［18］（P445）

不仅如此，移民还对汉水干流进行疏浚。清康熙年间，兴安（今安康）一家船商，对郧西金鸡料天然虎口进行整治，用圆木挖空做成一艘船，满载石料，向天然虎口活石头反复撞击，活石头落入航槽内，使下水船只顺利通过。但上水船只行至此，仍需要人工在北岸拉纤，船在南岸沙道逆水而行。光绪十四年（1888年），安康“兴汉郧”号商船船主，组织安康、旬阳、白河商号船帮集资270串文，承包给当地船工汪永绪，组织80余工匠，乘枯水季节施工，采取人工围堰将江水拦至沙洪道，利用江水冲刷开凿，历时两月竣工。［18］（P444）

同时，移民利用汉水干支流水道，修建与外界联系的平台——码头。郧县西河码头，位于城西一华里的汉水北岸，自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始建至康熙年间，共建约1100米（西起磨盘石，东至西门外），年吞吐量达1.5万吨。［19］（《图例》）在道光咸丰年间，黄轴商人还在郧县堵河上的黄龙滩镇建成上、中、下三码头，将鄂西北山区大宗土特产运至汉口等大市场。［20］（P272）郧西则建有天河、上津、夹河等码头。［18］（P447）

三、水利的利用与管理

移民在开发鄂西北山区的过程中虽然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但由于水资源分布具有地域性和季节性，常常造成水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人们往往为会因为珍贵的水源分配而发生争执，在干旱或农忙季节，甚至会发生阖族械斗的惨剧。如何有效利用和管理，则是人们所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为此，当地乡民、士绅、官吏在不断解决纠纷中，也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最终摸索出极具地方特色的用水制度，以规范用水秩序，其方法有三，下面分而述之。

一是按田分水，限日轮放。时任四川知府的余漋廷（今十堰黄龙滩人），在同治年间撰写的《虎尾久经坪二堰碑记》，即反映了这一制度。碑中记载：“吾乡虎尾久经坪二堰历有年，所查虎尾堰在上，久经坪堰在下。虎尾堰得种籽十七石零，属黑虎保；久经坪堰得种籽十八石零，属筍厂保。分两保，共一渠，由来久矣。两堰父老相传每年耕作，各设堰长，分段修理。插秧时，按亩分水，四日一轮，上下堰各得两昼两夜，堰长为之经理，秩如也。近年土崩沙淤日复一日，渠路益狭，往往需水之时，横冲旁溢，多不归田，转无以收灌溉之功而尽泽下之利。今春，两堰公议，滞塞者通之，逼仄者展之，水路例定宽二尺五寸，庶宣导有所归，蓄洩有其法，而灌溉实得其利矣。嗣后，遇有壅淤应行公修，即以二尺五寸为定，其共守之。甫议刊碑，以垂永久。”［17］（卷10，《艺文》，“虎尾久经坪二堰碑记”）

二是按亩燃香，计时灌溉。在均州，塘堰分“公堰”“私堰”两种。私堰由业主管理，公堰由灌区绅士一人或数人管理，一名为堰长，民工听鸣锣为号，按田亩出工修堰。各堰均订有严格的赏罚制度并立碑照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王公堰碑文载：“军、民、佃堰长，各管大锣一面，尖镬一把，如借人私用者罚戏一本，倘私自失落者照价赔还。每年修渠缺工一个罚钱160文，闸堰缺工一个罚钱80文，如有堰长徇私者罚戏一本。”道光十年（1830年）王公堰碑文又载：“每年花户置买及承种田者，各赴堰长处过香，每燃八寸香为一时。”其中军水42时、民水39时、佃水30时，9天9夜3时为一轮。水费征收按燃香计时计费，一尺香一斗谷，收入主要归看水人，另拿一部分作为堰长召开会议的补助。［21］（P191-192）

三是以种计水，限口灌溉。这是地方官员为解决争水诉讼，在吸收前人的经验和亲自勘察的基础上提出的方法，并为地方所采纳。规定：“仍行旧规（即‘量种计水，分为上中下三堰，按日轮放，周而复始，）外，其堰下诸田水以种定，每种一石给水二分，凿石为限，总以深三寸为率，昼夜通放……田以种计，上堰种七十二石六斗；中堰种四十二石二斗；下堰种三十六石。水以分计，上堰水二尺二寸二分二厘；中堰水八寸四分四厘；下堰水应得七寸三分，缘地高渠达量加水二寸一分，共九寸四分。限口以大小计，上堰大限口三处、小限口三处；中堰大限口三处、小限口三处；下堰大限口五处、小限口五处。……一律俱各按田计种纤毫不爽。”［17］（卷10，《艺文》，“重修武阳堰记”）

四、水利利用中的问题

在移民大规模垦殖鄂西北山区的过程中，由于受垦殖主体和客观环境的限制，致使山区森林及其他植被被急剧破坏，并引发了大范围的水土流失。山区的薄壤、流石冲淤堰渠陂塘，破坏灌溉设施，对农田水利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以前，堰渠淤冲的现象就已出现，明清以来，随着山区植被破坏殆尽，山洪频发且迅猛，水土流失面积扩大且程度加剧，堰渠陂塘诸水利设施被冲毁、淤塞现象日趋突出。各地记载表明，水土流失冲淤水利设施的危害是普遍的。

 

同治《竹山县志》记述该县由于移民集聚，人浮于地，以至“虽高岩峻岭，皆成禾稼”的情况后，接着讲到水利状况：“每秋收后必菏锄负笼修治堤防，兴工累百；或值夏日淫雨，溪涧涨溢，则千日之劳，一时尽废。”［2］（《风俗》）

与竹山同府的郧县，水利状况极为类似：“崇山峻岭，水险滩高。农民服田力穑，较他处为勤苦……而水利之难，奚啻倍蓰。近山则渠路易塞，滨河则洪水因刷。”［17］（卷2，《风俗》）

水利设施的损毁，严重威胁了鄂西北山区农业的发展，造成了农业生产力和土地承载力的下降，阻碍了当地社会的发展。

总之，移民在清代兴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有利地支持了鄂西北山区农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进步。但是，由于过度对自然界的索取，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特别是水土流失。正是这些灾难破坏了当地的水利设施，削弱了农业发展的基础，致使鄂西北山区社会发展迟滞。到19世纪初，鄂西北山区开始逐渐成为移民移出区。

 

［参考文献］

［1］段成荣．人口迁移研究原理与方法［Z］．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2］［清］贾待聘． 竹山县志［M］．

［3］［清］陶寿嵩． 竹溪县志［M］．

［4］［清］杨延烈． 房县志［M］．

［5］［明］裴应章． 郧台志［M］．

［6］匡裕从，屈崇丽，袁绍北． 十堰通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7］冷遇春，冷小平． 郧台府治史实类篡［M］．2003．

［8］［清］包汝楫． 南中纪闻［M］．

［9］［清］清圣祖实录［M］．

［10］彭雨新． 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11］［清］张廷玉等． 清朝文献通考［M］．

［12］赵尔巽． 清史稿［M］．

［13］［清］吴葆仪． 郧阳志［M］．

［14］［清］严如煜． 三省山内风土杂识［M］．

［15］彭雨新，张建民． 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16］［清］程光第． 郧西县志［M］．

［17］［清］周瑞． 郧县志［M］．

［18］湖北省郧西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郧西县志［M］．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

［19］［清］张杞． 郧县志［M］．

［20］湖北省十堰市委员会《十堰文史》编辑委员会． 十堰文史［M］．1991．

［21］张二江．丹江口市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和湖北省人事厅社科基金项目、十堰市软科学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2Z03001/（2002）6号）

［作者简介］王肇磊（1971－），男，湖北潜江人，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讲师，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