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翘了哈佛经济系的一堂计量经济学课，受邀到MIT斯隆商学院上另一堂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课，同去的还有复旦的陆铭兄。事情的渊源是这样的，大约一个月前，斯隆商学院的Vivian邀请陆铭与我去参加她们举行的一个China Night。当时她们的老师Simon Johnson出差了，但邀请我们之后有时间聚一下。这次恰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Arvind Subramanian受邀在Simon的讨论课上发表他的观点，因此我们四个人有机会在一起吃一个工作午餐，讨论一下当前关于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Arvind近来写了一本畅销书，名为《月食：在中国经济支配的阴影下生存》（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在美国影响很大。我们几个月前在波士顿大学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见过面，我还帮他在中国联系了这本书的出版事宜，最后确定该书将在中信出版社出版。

　　在午餐时，大约讨论了这么几个问题。Simon对欧债危机的演进非常不乐观，认为欧元区的崩溃是大概率事件，而且很可能以德国拉着法国与北欧国家退出旧欧元区而结束。这意味着，旧欧元区的货币将会大幅贬值，从而显著改善其竞争力。德国拉着法国的用意是，由于有人垫背，自己的贸易顺差不会显得过于明显，从而不会面临太大的升值压力。中国不应该大规模救助欧元区，一来因为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并不缺钱，二来这会严重损害美国人的面子（美国人并不打算出钱）。Arvind认为，中国应该用外汇储备救助欧元区，但应该通过IMF的多边渠道。他认为，如果日本政府愿意出1500亿欧元的话，中国起码应该出3000亿欧元。我回应到，尽管中国政府会有所行动，但恐怕中国一时拿不出这么多新钱来。原因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存量已经投资于美元资产与欧元资产。如果中国政府要拿出3000亿欧元来购买欧元资产，那么这必然意味着抛售美元资产，而这一行为将会抬高欧元汇率，从而影响欧元区的出口与经济复苏。此外，如果德国都没有动力去救助欧元区，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这么做呢。之后话题转为中国的高储蓄率。陆铭兄介绍了他们最近的一项研究，即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民工的消费降低了三分之一。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农民工超过两个亿，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居民的高储蓄。他们的另一项研究表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明显损害了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

　　简单的午餐过后，我们来到教室开始上讨论课。这堂课的主要内容即是讨论Arvind的这本书——关于中国的崛起以及对全球的影响。课本身很有意思：首先Simon在全班征集大家的问题，问题从中国崛起的真实性、到美国与欧元区国家的态度、到东亚经济体在未来国际体系内的角色、到民主制度与知识产权、到非洲国家的减贫与发展等等，不一而足。Simon把这些问题的关键词写在黑板上，由Arvind来一一作答。但Simon并不是被动地坐在台下听讲，而是抓住一切机会与Arvind互动，譬如调侃、挑起话题、在黑板上画图、引导话题的变化等，两位教授在台上的配合可谓相得益彰。

　　Arvind从三个假设开始他的论证，他认为，决定一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的经济要素有三，一是GDP规模，二是国内市场规模，三是究竟是国际债权人还是债务人。如果假设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6.5%-7%，而美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2.5%，那么中国将在未来20年内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支配性力量。之后有一些学生对这一观点表示质疑。我举手挑战了他的前两个假设，其一，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经验，并不足以说明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仍能维持高速增长。如果未来20年中国经济仍能维持6-7%的增长，我会相当吃惊。毕竟，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来看，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维持长达半个世纪的7%以上的增长。中国旧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而能否顺利切换到新的增长模式，还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其二，只有向外界提供国内市场的国家，才真正享有相应的权力（正如当前的美国）。而中国目前仍是一个净出口国。更有甚者，由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能源与初级产品，而出口的主要是制成品，因此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上升并没有显著增强中国的定价权，而是导致中国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对于我的评论，Arvind的回答是，第一，根据他的统计，人均收入从美国的20-30%上升至美国的50%以上，从历史上来看，在20多个国家或地区中有8个经济体做到了这一点，包括韩国、新加坡与中国台湾等。他认为既然其他亚洲国家能够做到，中国也不例外；第二，他认为，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恰好说明了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贸易条件的恶化并非是一个外部冲击，而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生结果。这是一个经济体崛起的不可避免的阶段；第三，中国也不仅仅是重要资源的进口国，中国同时也垄断了另一些重要资源，例如稀土。他还特别提到，中国的西藏控制了整个亚洲的水源上游，青藏高原丰富的淡水资源将在全球变暖的环境中显得弥足珍贵。由于Arvind是印度人，我想这的确反映了东南亚国家与南亚国家对中国政府未来是否会控制淡水资源的担忧（例如雅鲁藏布江、澜沧江等）。

　　这个班上有一些来自非洲的学生，因此话题切换到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这些学生的共识是，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固然不错，既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也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然而，由于中国人到非洲是做生意，并不关心政治，来自中国的投资可能抑制了非洲国家的制度变革。而Arvind的回应很有趣，你们应该考虑，有中国和没有中国的参与，对非洲的净影响是什么。说到变革，在中国来到非洲之前，非洲大陆在过去几十年也没有发生什么变革啊。

　　总体而言，我认为Arvind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过于乐观，他认为中国经济不但能够很快地超越美国，人民币也可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之一。而Simon对中国并不这么乐观。举个例子，Arvind说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3.3万亿美元，这使得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很有发言权，谁与我合作就救援谁。而Simon则说，中国的硬通货的确有3.3万亿，但美联储却有无限制印刷美元的能力，外汇储备多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So What？）。我认为，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抓住这次危机提供的时间窗口，尽快地推动国内经济的结构调整的话，中国经济能否超越美国，还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例如，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依然滞后，资本项目并未完全开放，利率与汇率还受到管制。因此，中国还未经受住日本、东南亚国家、拉美国家在1980年代与1990年代经受的考验呢，要下定论，为时尚早。

　　我相信，Arvind写作这本书的动机是客观的，这是经济学家的一项研究而已。但Arvind来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这个机构在国际金融领域对美国国会影响甚大。美国国会近来的中国汇率法案，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些研究的影响。Arvind这本书，其实更是在美国政府压迫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火上浇油，呵呵。由于Arvind12月中旬将会访问北京，我邀请他到我们所作一个演讲，到时候估计我的同事们将与他展开比较激烈的辩论。

　　下课之后，顺便到MIT出版社书店门口淘淘旧书。很欣喜地发现Jeffrey Frankel的《论汇率》（On Exchange Rate）与Ronald McKinnon的《东亚美元制下的汇率》（Exchange Rate under the East Asian Dollar Standard），一共才六美元。此后愉快地从Kendal Square走回我的居所，尽管不到4点，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今年波士顿的初冬，天气出奇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