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全国“两会”上，文化教育方面的议题几乎都能成为热议话题。不过，无论是人大代表的提案，还是政协委员的建议，都还带有着浓厚的个人色彩以及个体感知，当然，每一个提案都代表着不同的群体诉求，这是合理的，不过，相比于经济、社会政策等领域，文化与教育要更加超然一些，因为此类提案可能关系着这个社会的未来，而其中却没有太多的利益之争。因此，坦率地说，对于文化教育命题，我们应该以更加宏观的视野去审视，而不是将目光过度集中于那些吸引眼球但却比较偏颇的“另类”议案。

　　综观一些社会热议的文化类提案与建议，大致可以笼统地分为两类，一是支持古文化的，比如，全国政协常委、省政协副主席王新陆建议“将古汉语作为考大学和研究生的语种和外语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另一类是批判古文化的，比如全国人大代表彭富春表示对于现在有的学校、家长让孩子读背《三字经》、《弟子规》的做法持坚决反对意见，他认为，说严重点，这是毒害青少年心灵。

　　这两种态度其实都没有走出近代中国人对古文化的认知窠臼，不是这一个极端就是另一个极端；并且，这其中也暗含着浓厚的动员式社会的重要特征，每次、每个极端都想试图引领社会思潮。近代以来，发生了数次对中国古文化的态度之争，一轮轮批判、一轮轮反思与继承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而如今的社会，在这种批判轮回中已全然推翻了一些东西，但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却又没能建立起一些新的规范。这正是最古老的社会面临的现代困境。

　　亚洲一些奉行儒家思想的小国和地区，在经济上取得了腾飞，也许并非偶然，在这些社会里，他们对古思想的认同形成了一种道德规范，而这种道德规范常能指引人们的行为，在市场经济中，除了逐利，良心与道德也占重要地位。并且，这种固有的观念，不会总是变来变去、反复无常，它就是社会规范的道德基础与底线。这种道德与社会规范与市场经济相拥，正好弥补了东方社会的一些不足，比如缺乏西方的那种法治系统。

　　本质上讲，很多中国人对于古文化的态度是带有极大功利性的，“只去精华”就代表着这种思想。其实，要想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古文化，无论“哪一家”都有自己自成体系的思维框架与行为规范，如果只是这里抓一点那里抓一点，那么注定是不大可能用这些所谓的“精华”来对社会规范构建形成什么裨益的。

　　这种对待古文化的功利眼光，不仅阻碍了社会形成一种良好的规范，也使得这个社会更加急功近利。比如认为应该加入古汉语学习的建议就认为，“很多时候学外语是浪费，恰恰是古汉语有时用得着，应该列入考项”。这种学A无用学B有用的思维，正是这个社会越来越走向功利的重要原因，人人都在功利地学习与生活，而缺乏内心的信仰和道德的底线。

　　另外，把《三字经》与《弟子规》与封建迷信混为一谈或者放在一起讨论，也是颇为可笑的，这种讨论还不如前者那种功利的看法。三字经与弟子规中包含了大量做人、处事，以及如何与外界互动的智慧和规范，此前也有评论指出假如让子女完全固守这些思想那么在现在的社会将会吃亏。无可厚非，短期来看确实如此，但是，这就犹如民主理论中的“关键一票”一样认为自己不是决定选举结果的那关键一票，所以自己投不投票都无所谓。人人都会觉得自己并非那“关键一票”，自己遵守了，而别人都不会遵守，自己肯定要吃亏，人人都这么想，到最后，人人都不遵守，结果则是这些规范仅存在于嘴上。但是，如果人人都能从心接受这些规范，那么也就无所谓这种吃亏的想法了。至于其中包含的古代社会的旧式规范，在现代自然也没有遵从的条件，比如君臣礼仪等。从大处着想，这些都是细微末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