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业的亢奋和对财富积累的贡献只是中国迈向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动感符号；世界工厂的角色担当也只是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一种路径安排。中国要迈向一流经济强国，既需要通过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来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更离不开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高端产业的冲锋陷阵。

　　国际分工格局目前仍不利于中国

　　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优劣势以及在国际分工光谱中的地位，近5年来相对较稳定，整体上并未出现根本性变化。但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趋势来看，中国业已取得的进步恐怕是美欧日本等任何一个发达经济体都无法忽视的。当然，我们并不完全认同德勤全球制造业小组和美国竞争力委员会不久前发布的《2010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中关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过高评价。根据这份报告，中国的制造业在当前和未来5年内均被视为竞争力最强劲的国家。其实，这种主要依据对全球制造业领袖进行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而得出的结论，没有太多的实证意义。但我们相当欣赏该报告将获取拥有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作为制造类企业提升全球竞争力关键的做法。毕竟，对中国这样已经拥有巨大规模生产能力和出口市场的经济体来说，无论是人口红利还是产业梯度转移，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成为过去，唯有人力资本的提升是永不停止的革命。

　　以衡量一国工业现代化程度的制造业来说，过去一段时间，得益于国际制造业的技术转移以及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国制造业在规模化生产、技术进步和国际市场份额方面都有惊人的提高。已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世界制造业版图。例如，1980年，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仅占世界的1.5%，只及巴西的一半；但到了199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居发展中国家之首，排名全球第八；2000年，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已达到7%，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2006年，中国制造业有172类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来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首度超过日本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占据了15.6%的世界份额，正在追赶排名第一的美国。也许，用不到10年，中国就将戴上头号工业大国的帽子。

　　当然，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显著提高并不能掩盖与美日德等一流工业强国之间的差距。中国也不必太看重西方媒体和有关研究咨询机构关于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溢美之词。整体来看，现阶段中国制造业仍然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导，处于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中的中低端。由于受到资本积累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限制，中国制造业在参与国际分工时，主要只能充当以下两种配角：一种是发展来料加工型的制造业。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跨国公司就把中国作为工业品的生产加工基地。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及产成品的销售都由跨国公司控制，通过大进大出的方式，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中国作为生产加工基地主要赚取人工费用，并实现劳动力的就业。第二种角色是原材料的采购和零部件的制造实行本土化为主，跨国公司控制着研发和市场销售网络，中国企业仍然充当着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发展，国际制造业分工方式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即在继续发展不同制造业的垂直分工的同时，制造业内部的垂直分工也在不断扩大，一种产品可以由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相关企业共同完成，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高度的专业化分工，每个国家或地区只从事同一产品中的某些环节的生产。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依然由跨国公司控制，并实行全球采购，从而把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结合起来，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而在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中，中国目前依然处于不利地位。

　　人们不应忘记，两年前，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制造业核心板块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凭借高度专业化和价格竞争为利器的制造业集群普遍经受了一段调整期，部分企业倒闭或者外迁至越南、印度等价值洼地。预计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企业的利润挤压可能会持续，企业的破产风险会升高。尽管一部分制造业企业的破产可以为优质企业的发展让出更多的资源和市场空间，但在缺乏自主创新技术的制约下，中国制造业要在短期内实现整体升级，并不现实。

　　因此，中国迟早要告别以成本为利器的产业竞争优势时代。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发达国家的领先企业针对中国的技术打压和品牌锁定，以及握有成本比较优势的新兴经济体企业的持续追赶，将是挤压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常态性存在。

　　若无产业竞争优势奢谈经济强国

　　透过对中国真实经济实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并不能掩盖其与一流世界经济强国之间的巨大差距，短期内还难以摆脱在世界分工中的中底层地位。尤其在金融、先进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等重要领域，中国所剩不多的后发优势并不足以覆盖我们在起点和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和金融强国依然牢牢掌握着产业标准，处于国际分工的顶层。而产业竞争能力疲弱的中国，在筑起显性优势之前，奢谈经济强国。

　　且不说中国在金融领域要想挑战美欧领袖地位短期内并不现实，就以被视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依托平台——新能源产业来说，由于受到自主创新能力的约束，中国在该领域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仍处于中低端环节，产业升级路径易遭主导厂商锁定。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实现未来低碳产业的目标，至少需要60多种骨干技术支持，而在这60多种技术里面有42种是中国目前不掌握的核心技术。而以太阳能电池、多晶硅为代表的低碳产业，原本被认为是中国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差距的一次机遇。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背负赶超使命的低碳产业如今又是“两头在外”：80%的销售靠出口，90%的原料要靠进口。有可能和此前的制造业一样，沦为世界低碳业的“制造工厂”，并成为发达国家污染和能耗的转移地。

　　新能源产业的技术供给现状只是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领域尴尬地位的一个缩影。我们不排除中国在下一代互联网、生物制药、海洋产业、航空航天、电动汽车等关键领域可观的研发实力和产业化前景。也认为即使在新能源产业，中国的发展潜力也不容忽视。只是应当看到，在既有的全球技术分工和技术贸易框架约束下，中国很难参与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流转的技术分享。也就是说，尽管发达国家之间也会有彼此的技术防备，但除最顶尖技术之外的先进技术是可以在他们之间低成本转移的。而中国显然不在上述阵营里。至于核心关键技术，中国即使掏钱也买不到。可见，中国面临的技术约束甚至打压是全球性的。假如我们不针对现有技术现状尽早补课，则中国经济雪球滚的越大，对外技术依赖就越大。要想实现对日美的真正赶超恐怕说易行难。

　　培育高端产业优势是迫切命题

　　因此，我们一点也不怀疑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现实性与可能性，但在预测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是，今日中国的增长基数早已不是三十前的3000亿美元左右的经济规模了，而是较之以前扩大了16倍以上。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历史来看，显然，中国经济若要继续求得后续三十年的类似增速，无疑是超高难度命题。即便通过各种途径实现了高速增长的目标，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早在几年前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则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之后有可能会迎来痛苦的爬坡期。

　　而今，不少人更担心中国是否患上了巨型经济体综合症，即，经济增长失衡，泡沫现象严重，财富分配不均，产业升级难以突破。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中国和日本一样，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对房地产业的高度依赖。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房地产业已经深度嵌入到中国经济的绝大多数毛细血管中，这既是财富积累的快速通道，更是经济畸形的最大表征。这些年来，财富繁殖能力超强的房地产成为政府和各类资本追逐的对象。以至于传统工业大有成为市场弃儿之势；即便是曾经的工业新宠——高科技产业也由于其高投入高风险使得部分工业资本家逐渐对其失去兴趣；甚至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能源等，也由于金融资本的深度介入而面临自身价值链的扭曲。客观地说，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国经济繁荣的重要支点。但作为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的新兴经济体，如果在实体经济基础不很巩固且金融体系并不健全的情况下，就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风险极大的房地产领域，无异于饮鸩止渴。可能正是由于担心房地产泡沫最终破灭可能引致系统性经济崩溃，中央政府一段时期以来下定决心着手整治房地产秩序，化解房地产泡沫，改变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力求避免中国经济重蹈日本覆辙。

　　某种意义上，房地产业的亢奋和对财富积累的贡献只是中国迈向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动感符号；而世界工厂的角色担当也只是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一种路径安排。

　　对于一个非常欠缺自主品牌又很少掌握定价权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尽管头顶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光环，但细细算来，其战略价值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大。以美中贸易结构为例，表面看来，中国是最大获益方，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打工者。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2%～3%。即便是大宗的机电产品出口也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而且多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所生产。明眼人都知道，波音、摩托罗拉、IBM、英特尔、宝洁、可口可乐等跨国公司才是最大获利者。因此，所谓的中美贸易失衡尽管可以简单地从数字上分析，但更应站在价值获益的角度来解剖。基于后者的分析，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由于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领域，企业普遍缺少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严重依赖国外的技术创新，因而盈利水平受到严重限制和挤压；与此相反，在华美国跨国公司通过产品链条内的垂直分工，在中国投资生产低附加值零件和整机装配，同时进口凝聚技术精华的高附加值部件，并拿走了大部分利润。因此，中国加入WTO后，尽管对美出口快速增长，实际分工地位却不升反降。如今，美国紧抓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放，就是看到中国出口企业在全球产业链的代工（OEM）格局下对汇率稳定高度依赖的弱点，来敲打中国经济的敏感神经。

　　因此，中国要迈向一流经济强国，既需要通过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来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更离不开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高端产业的冲锋陷阵。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在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应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现阶段，某些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企业理应在承接国际技术转移的基础上，通过自主创新，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获益程度。另一方面，中国应着眼于本次金融危机结束后全球产业可能重新洗牌的机遇与挑战，着力提升金融市场、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专业服务能力，强化金融服务、技术供给和运营管理功能，特别是管理全球供应链的能力，加大对大飞机、造船、航天、海洋、生物以及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和下一代互联网等战略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以期在关乎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并进一步优化产业配套环境，培育和引进一大批所具备国际化视野、全球化运营意识并且熟练驾驭全球性管理工具的高端产业人才，提升现代服务业与战略产业的融合度。早日形成能够支撑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周期的高端产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