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先生始终坚持道德比制度更具基础作用，反对抽象的制度决定论观念，他的思想引人深思，但我还是认为他误解了制度决定论的真正含义。鉴于这一问题极具实践价值，笔者希望与秋风先生商榷一下。

　　

　　秋风先生的观点之正确性在于，在制度既定的情况下，与制度约束激励方向相一致的思想观念，是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基础。换句话说，离开特定观念指导下人们的现实实践，制度就是一句空话。的确，在文革那样的政治大革命环境下，坚定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观念，对于文革运动的深入进行，对于开展突破法律法规约束的政治行动，对于革委会体制的建立与有效运行，至关重要。

　　

　　如果那时的人们普遍不信奉这样一类观点，夺权行动就不会有多少人参加，破四旧等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激进行动难以广泛展开，革委会难以及时建立，更难以有效运行。今天同样，信奉“见义勇为”、“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办老实事”的观念，不仅是相关行为产生的观念基础，也是实现党员先进性、落实党员民主权利、履行党内民主生活会制度的观念前提。

　　

　　问题是：为什么在既定制度条件下，一些观念（先进或者落后的观念，道德或者不道德的观念）能有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另一些则很少作用和影响？笔者以为，主要的原因是：出现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体制规则引导的行为与相关道德观念引导的行为相对立的情况。这个时候，如果仅仅注重道德观念的作用与影响，则不论是大力宣传道德模范，还是组织人们日颂夜读国学经典，都不能达到人们希望达到的目的。

　　

　　因为思想道德观念对人的行为的引导力度，同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体制规则对人的行为的引导力度大不一样。道理很简单：如果积极参加造反运动、时刻注意在本单位或社会上寻找资产阶级代理人与传统反动东西的人们，得到的是被批判遭整治的下场，得到的是社会地位的愈来愈低的结果，相信没有多少文革积极分子会信奉“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一套理论观念的，更不会有人将这些观念当成自己的行为指南。

　　

　　今天同样，要使“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 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办老实事”，以及“见义勇为”这样的观念，成为强势观念、主流观念和真正影响人们行为的观念，就不仅要使这一观念指导的行为在现实中行得通，而且要使这一类观念指导下的行为很给力、吃得开。也就是说，必须让信奉这一类观念的党员干部在政治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中说了话天真的不会塌下来，使见义勇为者不再陷入流血又流泪的窘境，使“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办老实事”的实践者得到提拔重用，得到表彰荣誉，得到社会经济政治地位不断提高的结果。

　　

　　当然，对于特定观念（如优秀道德观念），媒体广泛宣传、报纸大力弘扬、红歌反复吟唱是重要的，过去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所谓先进或优秀道德观念的基础作用，所谓只有改变观念才能根本解决问题，指的是：观念引导的行为与体制引导的行为二者尖锐对立的时候，只要多宣传相关的理念，多倡导美好的道德信念，人们就会依照这些观念改变自己的行为，则是大错特错了。

　　

　　时下“见义勇为”观念不大风行，“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类传统美德观念倡导了多少年，一直没有成为真正影响人们行为的主流观念，原因并不是相关书籍出版得少，相关宣传进行得少，相关经典念得少、相关学院建得少。而是与“老大爷摔倒陌生人不愿上前搀扶”、“不挣到4000万不要来见我”的原因一样，是出现了社会体制规则引导的行为与优秀道德观念倡导的行为尖锐对立的情况。因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体制规则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力度远远超过道德观念对人的行为规范引导力度，所以实际生活中，尽管我们可以反复宣传“见义勇为”、“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办老实事”的观念，大力表彰见义勇为、诚实守信的模范人物，但是一般而言，现实中的大多数人，并不会因为这些观念与事迹的宣传而改变自己的行为，也不会为了坚守抽象的道德观念而选择每每碰壁、屡屡失败的行为和作风。

　　

　　

　　

　　阅读参考：

　　

　　[1]在彭宇案中，社会宣示的体制规则是：按照常理，若不是你肇事伤人，你该走了才是，你留下并且一直不走，说明你有很大的肇事嫌疑。按照这个社会规则，人们不敢扶起倒地的陌生老人。

　　

　　假定彭宇案不是那样判决，由此显示出的社会规则是另外一个样子：对见义勇为者实行无罪推定：任何单位、个人，没有严格完备的证据证明见义勇为者乃肇事者，都不能陷做好事者于不义和违法的境地。这样的规则条件下，效法彭宇的人一定很多。

　　

　　同样是一个南京的老大爷，摔倒在地，他马上高喊：是我自己摔倒的。结果很快有人上去将他扶起，这是因为因为老人通过自己的声明改变了社会的通常规则。

　　

　　这些事实都说明：是社会体制规则决定着大多数人的行为及行为方式，而不是道德观念决定着大多数人的行为及其方式，尤其是当道德倡导的行为同社会体制规则倡导的行为尖锐对立的时候。

　　

　　[2]以下是两篇反映秋风先生观点的文章（有删节）

　　

　　

　　

　　相信人心，别再为冷漠辩护了

　　

　　秋风

　　

　　每一次小悦悦那样的不幸，都会引发人们对道德溃散的忧虑、抱怨与反省，引发人们对冷漠的旁观者的道德谴责。这种公共舆论、公共反省本来是道德觉醒的开端，但这总会立刻会引发某些自以为深刻的哲学家、知识分子的警惕，他们呵斥说，你们不能要求别人道德，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也不应该指望人们应有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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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人皆有良心、良知，这是天赋于人的，但良心、良知之发用，不可能不受同样内在于人心的“思”也即“致”良知的能力的限制，也不可能不受外界制度的约束。优良制度让人的良心可以顺畅地发用，不合理制度则会妨碍人的良心之发用，从而抑制人的良心。因而，当下中国社会人心之冷漠与道德溃散，是可以理解的，用制度也确实可以做出解释。

　　

　　但是，制度论的解释并不能赋予漠视同类之不幸而袖手旁观的无德行为以正当性。恰恰相反，因为制度不合理，道德才尤其珍贵而重要。因为，这样的善是阴郁生活中唯一令人温暖的亮光。更重要的是，惟有借助这样的道德力量，人们才能积聚出制度变革的力量。对冷漠、自私的道德谴责，可以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舆论，可以提振民众的精神。这不仅可以阻止制度的堕落，也可以改变不合理的制度。

　　

　　而过去二十年来的制度决定者却总以制度之不合理论证冷漠、自私的正当性。本来，很多人因为制度的抑制，而选择了冷漠、自私，就象看到小悦悦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那十八个人。但是，他们同样有怵惕恻隐之心，他们也可能会愧疚。假如社会形成谴责性舆论，他们就会在事后反省自己，下一次可能按良心行事。知识分子的论说却解除了他们反省的动力。他们惊喜地发现，冷漠、自私、堕落竟然是自己的权利，谴责自己的人反而是在进行道德强制。于是，每一次冷漠事件之后，社会没有向上提振，反而更进一步堕落。

　　

　　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一次，是一位年老的拾荒者出手救了小悦悦。原因很简单：她没有多少知识，不知道知识分子们的反道德说辞。无知反而保护了人之为人的良知。现代知识从根本上说是无视良知的，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形成的各种知识体系，更是有意地抑制乃至消灭良知，而具有强烈的反道德倾向。制度决定论者正是这一传统的当代代表。

　　

　　到了对这样的知识体系、对制度决定论进行彻底反思的时候了。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制度的管理对象。人之为人的根本在人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像人那样对待他人，是每个人的伦理责任，不管制度如何都不能解除这样的责任。每个人应当自我要求，也可对他人提出道德要求。社会就是通过人们之间的这种互相要求而形成的，而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有尊严的生活才是有可能的。   南方都市报2011/10/19  

　　

　　

　　

　　制度与道德：谁决定谁？

　　

　　----------- 2004年10月19日06:01 深圳商报

　　

　　前两日和几位朋友聊天，两位大学教授、尤其是其中一位身兼行政职务者所透露出来的当代儒林外史，令人触目惊心：科研基金管理机构如何腐败，大学如何浪费研究经费……

　　

　　朋友们还是具有学术良知的，所以，谈完这些怪现状后，无不摇头叹息。于是，我就说了一句：所以，我们才要“重建中国人的精神”———在制度建设之外，中国似乎也需要一个信仰、道德、精神的重建过程。然而，朋友们听了我的话，却都露出不屑的表情：重建精神？精神有什么用？现在的学术制度决定了，你必须这样随波逐流，否则，甚至不能维持生存。人在其中，身不由己啊。

　　

　　这样的感叹，人们经常可以听到，而经济学家则用学术语言反复地论证说，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对于个人在社会中的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于是，人们普遍地将腐败、堕落、欺诈、残忍等等行径归咎于制度。

　　

　　你当然不能说这样的理论不对。不过，假如把这样的理论推到极致，从而变成“制度决定论”，那就跟别的决定论一样荒谬。而荒谬的认识必然会导致我们经常看到的玩世不恭心态，面对不道德、不正当、甚至显著违法的行为，人们无所作为，被动地等待着制度发生变化。

　　

　　问题在于，假如每个人都被动地等待制度自己发生变化，则制度又怎么可能发生变化呢？毕竟，制度并不像太阳、土豆那样，存在于个人之外。制度就是存在于具体的活动主体中间的种种规则的总和，规则就存在于每个人的行为中，规则是由人的行为所塑造的。没有个人的主动调整，制度是不可能自己发生变革的。

　　

　　制度与人其实是一种互动关系，制度固然能够塑造人，但人也同样能够塑造制度。而人改变游戏规则、进而变革制度的动力，经常来自于人的良知，来自某种道德自觉，来自某种信仰、信念所提供的正义观念、公平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固然可以塑造人们的观念、影响人们的道德，但是反过来，道德可以为制度提供信念基础，可以促使制度本身向着良性方向演进。

　　

　　在经济学主导我们这个社会的二十多年间，人们普遍地遗忘了这一点。仔细想来，“制度决定论”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放纵自己精神懒惰的借口，人们可以轻松地将把社会中的一切丑恶、甚至自己的不当行径都归咎于制度，这样也就免除了自我反省的责任，当然也就免除了依靠个人的良知对抗不良社会风气的责任。被严重误用的经济学理性教导人们逃避这样的责任，其结果就是社会道德的普遍下滑。

　　

　　在道德的荒漠上，是不可能坚实地建立起任何伟大的制度的。也许，我们有必要在强调制度建设之外，也注重中国人的精神建设。当然，制度建设主要依靠政府的明智、依靠对权力进行重新安排，精神建设则主要靠民间的自发努力，尤其是靠每个人诉诸自己的良知，通过个人信仰的追求、个人道德的养成，渐进地改变中国人的心灵图谱。这样的心灵图谱，恐怕是中国成功实现制度转型的根本保障。

　　

　　制度当然是重要的，但离开信仰、道德的制度，却是不可想象的。而我们这个社会所匮乏的，不仅是优良的制度，也缺乏健全的道德、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