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温州已经获准成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首个试点城市，温州人的资金可以直接出境了。似乎这个话题没有能引起普遍的关注？但至少情况类似的“深圳资本”应当对此有所关注。虽然不像温州炒房团的影响那么大，深圳炒房团却也曾名噪一时，所以关于资本出路的问题在深圳同样存在，对深圳的管理者而言，讨论温州资本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中国的民间资本会不会在不远的将来出现温州资本当下这样的情况，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推测此项政策的初衷，应该大约是这样几条：一是缓解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贸易壁垒等因素给出口型企业带来的压力；二是通过民间资本换汇去海外投资，从而降低外汇占款来解决国内流动性泛滥的问题；三是解决温州资本对国内流通领域及资产价格造成的困扰。近年来的温州资本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国内四处闯荡，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股市、楼市、矿产等资产价格，也在流通领域制造了不少麻烦，把这匹野马引到海外，不失为一种一举三得的想法。
想法不错，但能否收到成效？其中还有一定的存疑。
首先，资本天然的逐利性，决定了它总是选择回报率高、确定性高的流向，作为新兴市场国家龙头的中国，是举世公认的最佳投资地，最好的赚钱机会在中国以至于全世界的热钱都往中国涌，让温州资本到哪里去找比中国更好赚钱的地方呢？又或者让温州的制造业寻找成本更低的地区，通过海外投资实现产业转移？可国内还有大片的贫困地区，劳动力成本并不高，且无论是文化冲突、语言障碍还是管理费用等方面的成本相比海外都要更低，更何况这些脱离实体的资本在国内四处闯荡的事实，已经说明它们在本业上继续投入的意愿并不高，它们难道会仅仅因为一纸规定就愿意回归本业而投资海外了吗？
其次，对民间资本来说，进出国门的渠道与方式之多，早已是人们心照不宣的既成事实，行政的准许或不准许并不会成为一种有效约束。换句话说，如果国外的钱更好赚，温州资本早就走出国门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只不过人们从媒体获知的有关温州资本的海外投资，多数都是屡屡受挫的赔钱消息。如09年6月俄罗斯关闭华商市场，造成温州商人损失超过8亿美元，09年12月迪拜债务危机使温州迪拜炒楼资本近20亿被套牢，……。在这种情形下推出的政策，不由得令人感到它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很难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实效。
当然，政策能否见效只是一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找到温州资本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的原因。近一段时间以来，各路媒体组织的关于温州资本的讨论已经相当广泛，只不过讨论多数局限在投资范畴，如资本市场的完善、国内投资渠道及投资领域的狭窄、许多行业对民资禁入或准入却附带众多歧视性条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中心思想都是希望引导这些资本进入实体经济。其实，对民间资本进行投资引导，温州地方政府还是做了许多工作的，比如成立了股权营运中心、风险投资研究院、民间资本服务中心等，鼓励民间资本进行企业股权的收购兼并，只不过这些工作大多收效甚微。原因何在？国内资本市场、投资领域的不完善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并不是问题的症结。应当注意到的是，温州资本并非从天而降，它本来的起源就是制造业的实体经济，只不过现在脱离了实体，要引导他们回归实体，当然就必须先找到他们离开的原因，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摆脱曾经让他们完成了原始积累、且在运营上已经驾轻就熟的制造业呢？只有找到这个原因，才能找到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
众所周知，温州资本起源于低端制造业，服装、皮鞋、打火机等，在走过了原始积累阶段后，当地的产业升级、高端化方向发展的状况却并不理想。以服装行业为例，同样是以代工起家的福建，已成功的实现了向自有品牌的升级，“七匹狼”、“安踏”等一批服装品牌在国内闻名遐迩且已开始走向国际。而与之毗邻的温州服装业，虽然在代工阶段毫不逊色，但进入升级阶段后却明显相形见绌。由此可见，温州的地方经济并不是已经不再需要投资，不是钱多得非外流不可了，其产业升级还有相当大的空间，这都是温州资本可以发挥的舞台。实际上，根据媒体的报道，温州实体经济空心化的现象已十分显著，而温州关于自身的城市定位、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等并不十分清晰，走产业升级的路作为其中一个发展方向的选择，显然还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那么在此时此刻来考虑温州资本的外流是不是多少有些不合时宜？
作为曾经的创业者，我本人非常理解温州资本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就急于脱离自己赖以发家的本业的那种无奈心态，创业路上的诸多坎坷、种种艰辛实在是无法对外人道，没有超凡的坚强是很难走过来的，其中还不免包含着许多的侥幸。资本是现实的，路走得过于艰难，未来看得很不清楚，另辟蹊径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然而站在管理者的立场则应该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现象。当然，商业文化的建设是一方面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产生了许许多多很会赚钱的商人，可却很少见到伟大的企业家。加强商业文化的建设，培养创业者勇于承担的企业家精神很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作为管理者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工作？不要等到资本外流了才想到给它们找出路，而是在创业阶段就给创业者营造一个更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让他们的创业与经营之路不要再走得那么艰难。郎咸平认为，中国企业家的投资意愿是西方先进国家的20%不到，原因就在于实体经济得投资与营商环境恶劣。所以，在中国经济开始结构调整、实现产业升级的当口，如何让民营经济有一个更好的营商环境，同时在分配机制上给予主动实现产业升级和高端化发展的民营企业更多的政策激励，这是决策者们应当充分重视并认真思考的大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温州资本的出路问题，否则，不仅那些已经脱离了本业的资本会继续游荡，就连那些目前还滞留在实体的资本也会产生从实体挤出的效应，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的进一步加剧，而这应该是管理者与创业者双方都不愿看到的结果。
希望关于温州资本的讨论能够给深圳的决策者带来启迪。深圳同样起步于三来一补的低端制造业，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问题同样突出，那么明晰深圳的城市定位和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做到未雨绸缪，有目标、有计划的引导深圳资本未来的出路也就同样重要且迫在眉睫。
不仅是深圳资本，所有国内的民间资本都不能再重蹈温州资本的覆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