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回“家”的路途有多远？！

文/管益忻

春运，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春节到来之际，漂泊在外的人群争相回家与家人团聚而形成的、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组组流民图景。抑或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春运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迁徙！之前，曾有人对春运之火爆归因于火车票太便宜，这一说法，当然因其肤浅的“噱头”式释义而遭到了众人的非议与围剿！的确，火车票再贵，这个家，也不能不回！不同的是，今年的这次春运，2011年的这个春节，似乎多了一些往年不曾有过的“新意”——春运镜头对焦下，那些表情各异的孩子，还有他们的农民工父母。尽管，一年到头的劳碌与奔波，换来了一打不算厚的钞票，但是，岁月的艰辛还是给“父母”的脸上增添了新的纹路，四季的风霜更是“沧桑”了孩子本该娇嫩的脸颊……

说到“农民工”回家，那就自然地联系到了农民的土地。当人们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的争吵并最终明白在现有的土地、财政甚至经济体制总体架构下要想把房价调下来几乎不可能之后，便开始将目光转到农民手中所有土地上，或许，农地的真正科学流转可以给目前广受诟病的高房价与土地财政“流”出一条可行的涅槃途径。于此一机缘之下，农民工在此次春运“迁徙”的大潮，便招来了从未有过的关怀和关注。

假如我们有足够勇气承认曾经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对农民利益的掠夺，并积极支持今天农民唯一潜在资本——农地之流转进行科学的探索与充分的论证的话，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农民和市民之间因为城乡户籍差异所带来的地位不平等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对二者共同的伤害，或许真的可以得到相当程度上的纠正或者部分意义上的避免。

说实在话，城乡二元体制之于中国人，这不仅仅使得农民与市民因为爹娘的不同而带来之天生的补贴与补贴者的身份差异，而且以城乡二元割裂为基本制度症结的高房价祸水，竟又使得农民和市民两者都很受伤。一方面，城市的高房价使得绝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难以获得安居一隅的住所；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受制于高房价，要想在市场上买一套房子，也多半得倾尽老少二代甚至三代的积蓄。在这样的境遇下，互联网创出的“啃老”一词再正确不过地定义出时下年轻人的买房之际的畸形心态和行为。然而，即便是在其自身所出的农村，农民工要是想结婚盖房，有几个又不是在二代甚至三代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才勉强将新房和结婚用具置办齐备的？！这其中，又有多少不是四方举债方渡此“难关”者？！由此可见，买房之于中国人，不论是农民还是市民，不啃老便能轻松解决者，恐怕是少之又少？！

丑媳妇总得风公婆。现在迫切需要突破的核心课题是，从真心实意地保护农民切身利益的角度出发，探索农地自由流转——自由资本化的理论基础与制度设计。由此打造出科学地农地流转制度、机制和政策，一来可使农民用自己的土地流转中之货币所得形成其在城市民安身立命的资本金；二来可使市民获得在农村置买土地以供休闲娱乐、耕织养性之需要。如此，不仅是城乡之间可以实现相对公平和正义，也能让资源在更为优化的结构中进行配置，并最终得以最大限度的利用与升值。

想必，到那个时候，农民工兄弟回“家”的路途，将不再如今天般遥远和艰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