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时，回家陪伴我的母亲，她太孤独了，一直难以承受父亲的遽然离去，做为儿子，我心有愧疚，我无法天天陪伴在她的身边，我只能抽空去看望她，与她一道聊聊天，一块出门吃个饭。现在想来，我好像很长时间没有这么与母亲聊天了，也没有过这么心平气和地与母亲面对面的交流。母亲说，儿子，你的性格变多了，我只能勉强地笑笑，但心里却是苦涩的。母亲又说，你爸爸在世时是盼着是你来家，能和你聊聊天，他只要听到你的消息和在外面做的事就特别高兴，他为儿子骄傲，可你爸爸对我说过，他最不满意的是你一回家就捧本书看，不理不睬，绷着一张脸，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你爸爸一直有意见。听到母亲的这些话，我的心里很痛很痛！
是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想起父亲在世时我的不孝，父亲一直希望我能坐下来与他好好聊聊天，听我说说我正在做的事，写下的文字，可我从来不愿多讲，一回到家就坐在沙发上，手捧一本书津津有味的看了起来。父亲有时会忍不住过来找我聊天，我也是敷衍几句而已。
我一直不愿多想我曾经的有过的言行，只要想起我便会有一种强烈的犯罪感。我太后悔了，父亲是这么好的一人，那么善良、淳厚、质朴和坦荡的人，但凡一见我回家，脸上立时露出欢快的笑容，张罗着各种好吃的让我能美餐一顿。可我平时无论做什么都难得告诉他老人家，可他一旦从别处听说我在电视上或报刊上出现时，便会欣喜地定时观看，或到处去寻找报刊亭买来认真阅读。
父亲有时会责怪我为什么不将这些消息告知他，而我总是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好说的？不就是那么回事吗。我的回答会让趁兴而来的父亲黯然而去，可当时我真是这么想，真是觉得那些不太着调的媒体亮相实在是不值一提。可现在想来，做为父亲，他是在为儿子的那么一点点成就而自豪，在他的晚年，没有什么比听到儿子的荣耀更让他感到幸福的了！
记得我在写作《六六年》时，有一次为了证实文革时家里被抄的细节，以及父亲从郊区赶到南昌，将被造反派打成脑部重伤而奄奄一息的母亲救回军队医院乘坐的吉普车的型号时，打电话询问父亲，这时父亲才知道我正在写一部与家人在文革时的遭遇有关的小说，我记得那天在电话中他显得欣喜异常，i激动得向我陈述了我所须的所有情节。
后来有一天，父亲问，你的《六六年》写完了吗？
我说写完了。然后拿起书看了起来。父亲坐在一旁没走。我注意到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我的身上。过了一会儿，父亲小声地问，能让我看看吗？我说现在不行，反正以后会出版，到时再看吧。我当时就是觉得让父亲看正式出版物感觉会好些，而先看一本打印稿会让我觉得不够正规。父亲沉默了。又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该让我先看看，我可能还能帮你校对出一些问题来呢。我没再搭话，继续看书，我固执得坚持了我的所谓原则：待出版后再看。那时是2009年。
从那天以后，父亲一见我总是会问一声，小说什么时候能出？我回答总是：快啦！他听后高兴地说：那就好，我等着看呢。有一次我在父亲的询问下告他说，可能会有点问题了，审查上遇到了一些麻烦。父亲的神色瞬间阴沉了下来，我看到了他脸上闪过的一丝担忧。
我万万也没有想到，按原计划2010年下半年就要出版的小说因故拖延到了2010年12月10日才拿到样书，而我的亲爱的父亲，却于2010年12月5日与世长辞。当我在出版社拿到《六六年》的样书时心如刀绞，那种悲恸和悔恨是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的。
就在那几天前，我还特意将我《六六年》的设计封面，打印出大大的一张，让护士拿给病榻上因痛苦而辗转反侧的父亲看上一眼，父亲听到了护士的耳语，微微睁开了眼，让护士将他稍稍扶起，虚弱地靠在床上，看了一眼封面，然后拼命地点了几次头。那时的他，甚至连侧脸看一眼站在窗外的我们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的心里淌下了热泪，悔恨交加，难以平静，但一切为时以晚，我知道我的漫不经心让我铸下了终身都无法弥补的大错。
今天是父亲的七七日，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父亲将从今天起正式告别家人而升入天界，我们一家人来到他的遗像前深深地三鞠躬，作最后的道别。我深知我欠父亲的太多太多，我已经没有任何机会再给以补偿了，追悔莫及。我恨自己，我知道从父亲走后，我的性格将会发生重大变化，一向没有心理负担而无忧无虑的我，将从此走向了沉重，因为我失去了父亲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关照和庇护，父亲过去的存在，就像是庇护我健康成长的一片天空和坚实的大地，现在这片天空和大地从此失去了，我变得无依无靠，只能一人开始独自行走。但父亲这时已转换成我心灵中的一筹明灯，时时照耀着我的前程，我知道，我从此将不会再有轻松和欢快，我的性情开始变的深沉。我想，我唯一能让在天之灵的父亲感到安慰的是，作为儿子，我继承父亲的率真、坦诚与清洁的精神，一生都会追求理想与信念，从未放弃。
父亲，这是我唯一能有勇气对您说出的一句话：我没有太辜负你的培育和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