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并王国维纪念碑简介

（接前段）

“独立的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我所认为的清华传统精神中的重要条目之一，它源于陈寅恪先生撰写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后又坚持终生不渝的治学和做人理念，一直信守到生命的结束。我始终认为，这座纪念碑就其“综合价值”（并非单纯的所谓艺术价值、更不是市场拍卖价值）来说，超过了任何大学校园里的任何纪念设施；它如果不是全国的或全世界的，起码也是清华园里的“校院第一碑”。所以我想乘此机会把这一重要历史和文化文物本身较多地说上几句。

这座纪念碑建立迄今已达80余年（1929~2010）。初建时原曾受到全校师生的足够的重视，特在二校门里、由数珠一级古树要想簇拥的丘山下开辟一庄严肃穆的小广场，墓碑后面铺一平台，平台两侧各植一“国槐”护卫着碑身和广场；广场由一小径相接，拾级而上可直达丘巅而伸向四外，便于人们从四面八方前来瞻仰和凭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校中文化观念的“陵替”，如今它已濒临荒芜，一株古槐已半枯殆死；特别是碑身；经几十年的风吹热晒，体态已渐不支。特别是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几年每逢节假日，校园里游人如潮，有一个叫“紫荆服务队”的组织都安排有志愿者出来为参观者义务“讲解”校园。有一次，我路过这些“志愿者”设在“日晷”附近的一个点位，便停下来想问他们两个问题：一个是“梅贻琦是什么人？”一个是“王国维先生纪念碑在什么地方？能不能给我介绍几句？”他们一开始都有些愕然不知所答。互相交头接耳了一阵，才给了我一个远不能使我满意的“答复”；我又问他们知不知道蒋南翔，他们也是支支吾吾，说“听说过，但知道的不多！”。我对他们讲，别的问题你们可以不知道或知道得多些少些，但这些问题不能不知，否则便“枉”为清华人；而作为“校园讲解员，就是大大的失职！

下面谈到碑文本身，让我们先诵读一下碑文的全文，然后对之做某些诠释：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旭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qian ）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仅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表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于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义宁陈寅恪撰文  闽县林志钧书丹

新会梁思成拟式  武进刘南策监工

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三日二周年忌日  国立清华大学师生敬立

 

引文里用紫颜色标出者，表示此碑的各项目作者，连同 “篆额”和正面的碑名题写者，都是当时各该领域的大家，而且都是从校外特请的。文中标蓝、红色，是我个人所认为的陈先生文章遣词用字的高妙、准确，是我所主张的一位大师级人物必须具备的文采。我尝建议我在清华中文系教授古代汉语的朋友，可以把“清华四哲”所撰写的某些文章（他们都习惯于用古汉语著文）选为范文让学生阅读，其中就包括这篇碑文。红字所标是此作品之精华部分，即“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部分。

1、  关于立碑时间和历史背景和某些重要的事实：

1）  关于建碑的历史背景，陈先生说：“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 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对科学院的答复》，汪篯录，1953年12月1日（以下简称《对科学院的答复》）。

2）  关于王先生的死因，陈先生文中说: “……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这指的是，当时对于王氏之死，有几种议论，一是“罗振玉（按罗、王是儿女亲家）逼债说”，一是“殉清说”；王先生遗嘱中的“义无再辱”指的是什么？“一辱”当然指的是清逊帝被逐出紫禁城；“再辱”据说是指当时在湖南农民运动（确切些说是被毛泽东所赞颂的所谓“痞子运动”）中有两个王氏相识的学者被枪毙，而他们的罪名是作了一副对联骂农会[1]。王国维听说北伐军马上就要打到北京，担心自己也受同样的屈辱，另方面感觉在这种环境中研究学问是不能想象的，不如死了好。所以陈先生才说“先生以一死表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3）  “俗谛”指什么？陈先生说：““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

……

在现代人的文章中（包括文言的和白话的）我能够熟练背诵者并不是太多，而这篇碑文就是我可以“倒背如流”者之一。诸如其中的“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以一死表其独立自由之意志”，“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等等，都是发前人所未发之振聋发聩之人生哲理。

陈先生对于这个理念十分重视，终生不渝。一直到他生命的晚期，还在他的《对科学院的答复》写道：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2]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按即《王观堂先生挽词》），中间骂了梁任公[3]，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此古今仁贤（圣）所同殉之精义，其（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既是自由知识分子治学、做人的最高境界，也是他们生存的“底线”，对于发展高等教育来说，他又应该是个“普世”原理。从某种特定意义来说，他既“起源”于清华园。按理说，它在清华园应该叫得最响、流传得最彻底才对。但是问题恰恰并不如此，它一个时期以来，在曾被称为“民主堡垒”、“小解放区”的清华校园里，却被“桎梏”的最厉害；很长一段时间，清华（特别在官方）给人的印象却一直回避此一响亮的理念；前几天，清华恢复（或者说“成立”）了“国学研究院”，还在清华老校训之外特拟定了一个“院训”，有人估计，他们可能会用这个现成的、文化含量很高的理念作为院训，但结果并非如此。现在总算有了“松动”，我们的顾校长最近在全校大会上，已经公开宣布它在全校通行的“合法化”。如果前些时在定国学院“院训”时能率先确定亮出这一旗帜，确实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感。

话扯远了。在上引陈寅恪先生的短文中，有几个“关键词”应该注意：

1、“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什么是“俗谛”？何谓“俗谛之桎梏”？以前人们对此不太明确，或明确了而不太好说。现在可以明确了，这里的“俗谛”，笼统说就是“伪真理”，它们多半是用来唬人乃至骗人的。而在这篇碑文里，它具体是什么呢？陈先生自己说“‘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现在引申开来，就是指一切脱离开民族根本利益的党派思想。这些所谓的“进步”或“革命”思想，当他们被用来发动或号召群众时，或许还有一定的真理成分，但越到后来，特别是他们的目的达到以后，就把开始的许诺放在一边了。例如所谓“三民主义”，一开始当孙中山们用来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民族压迫和专职腐败时，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后来蒋介石把它凌驾民族利益之上，他就变成桎梏人民心志的“俗谛”了。这一点，在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说的很清楚。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一节里他写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按指汪篯）以前的想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习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4] 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作，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5]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6]

2、“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王国维于1927夏突然去颐和园投湖自尽，一时众说纷纭，有说是是罗振玉逼债而死的，有说是“复辟无望而殉满清”的，当时只有两个人比较清醒，一个是梁启超，他说王是“……一死明行己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鵷雏。[7]”但说得也不是十分明确。只有陈寅恪先生明确指出：“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此古今仁贤（圣）所同殉之精义，其（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文章并指出“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表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陈先生说：

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凡一种文化，值其衰减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8]

3、 “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于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

总之，上引这段话充分反映了王国维、陈寅恪这等“哲、圣”之人的“奇特之志节”。确实是“庸碌之辈”所不敢想望的。而在老清华，这种精神和思想是支撑清华实现“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向一流大学迈进的精神支柱，上引清华教务会议致前政府的决议和梅贻琦校长引用宋人胡援的话对蒋介石氏企图对所谓“思不出其位”的“桎梏”的答复，就是两个有力的例子。关于“自由之思想”，前些时我曾有一篇“博文”，就自己对此问题

的体会作了一些阐述，可能对青年人对了解此问题仍有一些帮助：录之如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