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能清晰地记起那一天的情形。

      2009年的7月22日，当我终于写完了《六六年》的最后一笔时，北京的天空一片乌蒙，宛如天降大雾，这一天，竟是百年不遇的日全食的日子。

      那天的早晨五点十分我就奇怪地惊醒了，再也没睡着，爬起，开始坐在我的书案前，我知道，面临我小说最后的一次冲刺了，直到这时才明白，为何我会一反常态地凌晨醒来，或许这是一个上苍的启示。

      当我终结了这部小说时，我看了一下时间的显示，它标识在九点零三分上，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日全食的终结也正是在这一时刻，黑暗正在渐次散去，金灿灿的阳光再度光照人间。

     这是一个神秘的契合吗？或者说是一次命定中的巧合？当我写下那句“残阳如血”时流下了热泪。这一次我没有抗拒喷涌而出的情感反应，毕竟这是最后的终结，毕竟是我在这一最后的尾声中发出长鸣般的高声呐喊。

    我已经记不起笔的日子了，只依稀忆起是在2007年的某一天，那几天我被记忆所困扰，频频地回望我的少年时光───那个我度过的不无幼稚的青葱年代，甚至它竟会在我毫无知觉的情境下翩然入梦。

     那时我便告知自己，或许，我应当将这一越来越强烈“侵扰”作为一种启示而记录下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那时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遇》做为一个半成品已让我刀枪入库，因为我觉得我始终没有找到写作中的最佳感觉，我甚至一直在质疑它的存在价值，虽然我清楚的知道它毕竟对当下的时代有一种相对独特的观照，但我仍不满意。我的不满意与其说是内容，不如说来不源于对我的文字，对文字的至高要求让我一直想寻找一种贴近心灵的文字，让它能够直接检测到我血液的温度，以及我脉息的博动，或者说，它就应该是我体内淌出的血。

     就在某一天的凌晨，我仰望星空，感慨万千，试着写下了最初的一行文字，结果感觉似乎还不错，尽管在那时我除了知道我会写下我在文革中的少年记忆和一对少男少女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以及母亲在一个烈日下被当众游街示众的那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意象”之外，还要写些什么我还一概不知───包括后来陆续出场的一系列人物，我甚至没有想到我会写到少年在文革中的家庭命运，以及那些我后来虚构出的红卫兵与“大哥哥”们。

    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中，我的心灵亦伴随着作品中的人物在成长，这其间，我还搁下了这部《六六年》，将我的另两部长篇《遇》与《味道》续写完了，我是想让《六六年》在我的心中酝酿得时间更长一点，我不想草率，尽管我隐隐地感觉到了由这一“构思”所召唤来的文字，犹如万马奔腾般地向我涌来。

    《六六年》的整个写作过程都是在对我自己的人生旅程进行一次精神的梳理，这让我逐渐地看清和认识了自己，我知道了，在我未来的人生孤旅中，将会以什么样的姿态迎击我所要面对的时代。

   我的创作过程几乎受到一种不可知力量的支配，让我的写作灵感源源不断纷至沓来，我几乎没有遭遇什么思维障碍，只是每当过份激动时，我会尽量控制喷涌的激情，时时用潜在于我的形而上的高度来检视我笔下的人物，我希望我的写作能保持一份“内敛”的激情，我希望我的写作始终有一份思索的凝重。

    我处在了一种自由的写作状态中，近乎信马由缰，无拘无束，这便让我想起了小说其实是事关“时间”的一门艺术，处理时空关系的自由转换乃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叙事思想的表达，我只是要小心地提防它过份的任意挥霍。毕竟我们是受过现代主义洗礼的一代人，当我们在今天再度回归于传统叙事，我们又必须让我们所受过的现代性的熏陶与训练巧妙地与传统叙事作一嫁接，也就是说让时空上的自由转换最终纳入到传统的主体叙述中，而又尽可能地不露痕迹，坦率地说，我感受到了叙事过程中的酣畅淋漓，那真是一种幸福的体验。

   我经常会写着写着内心突然涌动出一股悲怆，泪水仿佛就要夺眶而出，每当此时，我都会立刻离开电脑，停止写作，因为我知道，我必须让我的《六六年》抵达我所渴望内敛且凝重的叙事张力。

    我没想到会写得这么长，而且思路始终如同喷泉一般源源不断地向我扑来，我想，它应该没有辜负我，我能够感受到我笔下文字的温度了──它来自我内心奔腾的激情，啜饮着我的血，我的泪和我的遥远的思念，这一切的一切终于在那天的早晨───发生百年一遇的日全食的特别的日子里，终笔了。

              2010年5月18日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