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胡红伟）：最近外界频频对人民币汇率施压，你曾有观点说“可能低估了谨慎的‘小步慢跑’的汇率策略的负面影响，高估了人民币较快升值的负面影响。”你现在还持这个观点么？ 

朱天：这个是在金融危机之前讲的，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国际政治的压力是不同的，那时通货膨胀很高，中国也比较有主动性，现在反而更被动了，贸易长期顺差过多的问题暴露出来，国际范围内就有矛盾。 

当然，现在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其实是个政治姿态。我想大多数人都同意，就算人民币汇率现在升20%，也不会解决美国的问题。假设中国东西出口减少，一定不是美国人自己生产去了，而是转移到从别的国家进口，美国的贸易赤字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当然对那些和中国有出口竞争关系的国家是有好处的。 

但是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呢？你要问出口企业，当然没有几家会赞成。一直以来有个流行的说法，说中国出口企业毛利润很低，比如只有5%，如果人民币升值超过5%，企业就没有利润了。我2007年表达过一个观点，指出这个说法貌似正确，但其实是不对的。这是因为如果单个企业成本比别人高5%，当然很难和别人竞争，但中国出口作为一个总体，在国际市场上其实有一定的定价能力，所有的出口企业的成本都增加5%，那他自己会承担一部分的成本上涨，一部分就转移给了国外的消费者，多大比例取决于需求的弹性。

《新京报》：那前提是中国产品需求的弹性到底大不大？

 朱天：中国的产品是附加值比较低的，反而它弹性比较小。比如一双鞋，在美国可能卖到100美元，中国这部分成本可能只占到10%，假设中国出口由10块钱要涨到11块钱，即使美国销售商将此全部转嫁，对于美国消费者也只是多涨了1块钱，这对需求量的影响会很小。低附加值的产品反而是需求弹性比较小的。

 从我2007年表达上述观点后，人民币之后又涨了百分之十几，中国的出口越来越多，并没有减少，说明中国产品并不是完全没有定价能力的。人民币快速升值当然有它的缺点，但我们不能高估，因为是所有出口企业整体性的一个成本的提高。

《新京报》：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国家频频施压人民币之际，中国一直在强调，会按自己的情况进行汇率改革，你认为汇改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径。 

朱天：这个是对的，中国政府自己的政策，当然要看自己国家的状况，美国施压是个政治姿态，是做给选民看的，他也知道逼中国升值不会真的能解决美国的问题。中国当然要考虑美国的反应，但不一定要去迁就美国，还是要从自己国家的利益最大化来考虑问题。 

我原来想讲的是，中国的汇率可以升得快一点，之后把它变成一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浮动有升有降，就不会有很多投机。当然，这个做法是有它的危险性的。汇率就像一个资产价格，就像股价或者房价，很难说哪个价格完全反应了基本面，它是有一种投机性的成分在里面的，外汇作为一种资产是可以投机的，所以很难准确判断一个汇率水平是高还是低了。 

我认为现在的汇率水平是被低估了，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判断，一个是从1994年至今的持续的贸易顺差，而且过去几年这个数额很大，第二个是从购买力平价来看的。低估的结果就是消费者和进口企业在补贴出口企业和国内的进口替代型企业。这个补贴长远来看是低效率的，对国家长远来说是没有好处的。但是已经存在这样一个补贴，一下把补贴拿掉的话，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可能会影响到稳定。 

现在这个时刻，我当然也不是很主张太快的调整汇率。但是汇率更大的浮动性还是要坚持的。金融危机时把汇率完全定死了，好处就是稳定预期，如果危机期间每年还是升3-4%的话，两年来汇率又会高一些，那么现在的压力也许会小一点。总的来说，现在汇率的压力，更主要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

《新京报》：人民币汇率改革你认为应该是一个怎样的路径呢？速度上应该在多少？ 

朱天：如果硬要推测的话，速度上估计每年上升5%。可测的速度对企业来讲是一个好事，企业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减少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但另一方面，对投机的人而言，就是一笔稳赚的钱，如果是可快可慢的速度，对投机者来说就有风险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怎么平衡的问题。

 我预计会采取稳步升值的办法，从稳定来讲会更加可控，同时通过加强外汇管制，来减少热钱的流入。“小步慢跑”最大的问题，就是炒作资本的流入，外汇储备的增加中，有一部分是顺差，但有一部分就是投机。 

另外，一般说来，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快速发展中国家的话，它的实际汇率都一定会上升的，不管是通过调整名义汇率还是通过更高的通胀率。

《新京报》：有观点称，中国要平衡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关系，即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关系，你认为危机之后，结构上有什么需要改善的？ 

朱天：经济学里并没有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样的说法，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就是生产率的提高，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结果。三驾马车是对短期经济来说，经济萧条后要复苏的话，需要投资、消费或者净出口需求的增加。现在在讨论当前经济问题时，很多时候都把经济短期的萧条和复苏与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混为一谈。其实这在经济学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所以严格说来，讲什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很有问题的说法。 

在我看来，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记得几年前在北京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有人问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卢卡斯教授，在他看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有什么问题，卢卡斯的回答很简单，他说中国的增长率很高，通货膨胀率很低，有什么问题呢？虽然我并不很同意卢卡斯的经济周期理论，但我想他的上述回答同样适用于现在的情况。如果说中国宏观经济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净出口太多，结果我们的储蓄部分地拿去借给有钱的发达国家的人去用了。而且利率很低，远远低于中国国内的投资回报率，这是很可惜的。出口的目的是为了进口，而不是为了多挣外汇。现在一个流行的观点是说中国需要刺激国内的消费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但是刺激需求不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经济政策。如果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可以通过刺激消费来达到的话，世界上就没有落后国家了。经济增长的问题是生产率的问题，消费的增长并不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我们的消费率固然可以提高，但不一定要去刺激它。即使在消费率不变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通过提高投资率来达到贸易平衡的结果。 

中国要实现贸易平衡，汇率是一个工具，但还有其他措施，譬如可以逐步减少直至取消出口方面的补贴，同时逐步减少以致取消进口的一些障碍，进一步降低关税，减少进口配额的限制，进出口变成一种比较自由的情况。在这样情况下，即使我们的汇率不变，顺差也会减少。

 《新京报》：明年你对经济有什么展望？最担心的有什么问题？最近各界关心的是包括资产泡沫的问题，热钱的问题，通胀的问题，还有节能减排等等问题，你对明年有什么样的担心？ 

朱天：通胀现在会有些压力，我们经济增长很快，货币发行很多，就会有通胀压力。一定的通胀不是坏事，它导致实际汇率的上升，从而减少名义汇率升值的压力，但对一部分老百姓的生活会有影响。政府对通胀当然要关注，中国自1997年开始，治理通胀的能力是很强的，1997年以后，一直再没有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所以我对政府控制通胀的能力有信心。现在中国认识到通货膨胀的危险，对通胀控制的能力已经加强了，比以前高很多。 

人民银行最近加息了。我觉得加息的幅度可以更大一些。加息可能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大一些，但是很有限。而利率太低，货币供应太多是造成楼市、股市泡沫风险的重要原因。

 《新京报》：总的来说，您对明年经济大概有什么样的展望呢？

朱天：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明年增长应该会比较好的，除非国际经济出现什么大的波动，但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几年来，周期基本上是十年一次，不只是中国，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周期也大约是十年一次，但中国周期和美国的周期并不同步。现在看不出来明年会有什么特别的宏观风险。

 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来自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很好，我们有极高的投资率和较快的赶超型的技术进步。我们在制度上当然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不需要有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制度，而只要有制度上的进步就行。正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不足，所以改进的余地比较大，增长的速度反而会比较快。前提当然是要坚持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这是最重要的，但不等于要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因为对发达国家是最佳的制度不等于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是最佳的。就像美国要把自己的制度搬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结果一定行不通。另外，政治、社会的稳定也同样重要，改革的措施要考虑到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大爆炸式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很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不过，中国在社会稳定方面的本事是最大的。

当然，在坚持稳健的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的前提下，其他还有一些政策领域政府可以有所作为，如环境保护、收入分配等。但不能提留在口号上，这方面的措施也不必然与市场化的大方向有矛盾。譬如能源和资源的的价格的进一步的市场化会有利于环境保护；收入分配的改革不等于要国家来决定工资水平，通过降低一些行业的准入门槛会降低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利润和支付高于市场水平工资福利的能力；收入分配改革也不等于要增加个人所得税率，而反而可以考虑降低边际税率但是加强征管的办法来减少逃税、避税，从而增加税收收入。

【同题问答】部分问题

1、你认为明年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情况？从你自身的角度看，如果明年出现明显的通胀，觉得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的出现？

朱天：百分之四、五的通胀是可能的。但是对中国经济不一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当然对一些人生活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有一点通胀的好处是有可能减少人民币名义汇率调整的压力，但坏处是如果利率不跟上，就会刺激资产泡沫，但利率上升的结果又会引进赌人民币升值的热钱。

2、此前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启动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你认为这经济刺激在2011年是否还有必要？为什么？

朱天：中国都要通货膨胀了还刺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