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笼换鸟”的提法曾引起观点各异的争论，对于这场至今未有定论的纷争，主流呼声却以否定居多。在学术界，持类似意见的重量级人物，当属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教授，他曾表示：“我并不认为腾笼换鸟是好的做法，但延伸是必须要延伸的。”（《南方周末》，2010年6月8日）。
而在政界，位于珠三角地区的广东省高层主要分为“两大阵营”，即代表省委所倾向的“主张派阵营”和代表省政府所倾向的“审慎派阵营”。争议之声频频见诸报刊头条或网络首页，参与讨论者各执其词，不亦乐乎。
其中，最高调的质疑是《人民日报》2008年12月25日的经济时评，该评论直击“腾笼换鸟”战略：“一些地方在‘腾笼换鸟’的过程中，显得有些急躁，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尽管至今尚未看到对“腾笼换鸟”区域发展战略“主张派”用证实性、科学化的研究报告对其主张加以支持，但与此同时，也更不能看出《人民日报》对“腾笼换鸟”质疑的理据。该报作为党报，在政策导向上的分量很重，如果此类质疑不能“证伪”，那么，也只好遗憾地说，这对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大业有着不负责任之嫌。
当前，以深圳为经济龙头城市的广东省，正诉诸行政手段力推劳动密集型、技术替代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实现区域经济“引致发展”，亦即所谓的“腾笼换鸟”政策。
“腾笼换鸟”是个形象的说法，表明了一种基于政府主导的产业转换模式，其政策内涵，意在打造“引致发展极”。比如深圳，在推行“腾笼换鸟”时，政策引导的主要出发点就是要改变现有趋于恶化的贸易条件，避免“比较优势陷阱”和“贫困化增长”。从长远着眼，打造珠三角具有扩散效应、辐射效应和示范效应的“引致发展极”，逐步提高珠三角发展的要素禀赋，使之不断实现产业升级。
“腾”即指腾出，不只是要腾出土地，而且要把次要的工作转移到主要的岗位上，即含有优质服务之意；“笼”是指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但同时又具有“规范”之意。因此，“腾笼”意为腾出落后的空间，为引进高级要素而进行全面的服务安排，其中包括制度上的安排；“换”不是专指迁移，更深层次的含义是转换，并非排挤，即逐步将落后的非垄断要素转变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垄断要素之意；“鸟”是指具有能够在国际贸易中获胜，且其产业结构具有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的企业。“换鸟”，就是在引进高端企业的同时，还要孵化和培育自己的“鸟”，即现有产业实现升级。
因之，要适时转变原有企业的初级要素禀赋，使其逐步转化为高级要素的产业结构，力争在国际贸易中获胜，提高本区域的社会福利。这大抵就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倡导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本意。
“腾笼换鸟”的主旨是“引致发展”。利用政府调节优势，改变“三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利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替代型初级要素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引入质量与效益、经济与社会协调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增长模式，以提高社会福利。其中的核心，是运用“飞机-牛仔裤”要素禀赋理论打造区域经济的发展极，即“引致发展极”。因此，打造珠三角的“引致发展极”，使之具有示范、扩散和辐射效应，这是“腾笼换鸟”的重要约束条件。
“腾笼换鸟”好比心脏移植，如若文化差异太大，“换鸟”也会产生副作用，因此还要考虑其文化条件约束。文化因素表面上看是“软约束”，但从其约束条件可变性小的变动量来看，又是真正的“硬约束”，它对经济发展有制约，但转变速度较慢。
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在古时属于百越之地，其文化特征表现为：人们商业意识浓厚、精明、开放、讲实际、重规矩、重秩序，奉行“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且义利并重；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前沿重镇，珠三角较早接触和吸收了西方文明及商业规则，从而优化和强化了其固有文化的优势，形成了独特而包容的珠三角商业文化。如今，从整个中国视角来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正须进行一场基于博爱精神与契约精神的现代性转换，并通过文化信仰层面的重建，驱动中华民族的伟大进步与大国崛起。
基于此，“换鸟”时要考虑其文化是否具备相容性、凝聚力和竞争意识，核心在于是否符合上述现代性转换的要求。如果文化落后甚至不相容，必将产生“排异”反应。再者，所引进的“鸟”应在珠三角这样的区域内部具有可示范效应或可效仿性，且产生“鲶鱼效应”。这就是“腾笼换鸟”在文化方面的约束条件。
与中小企业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之间的矛盾，是“腾笼换鸟”的一个现实困境，也可以视为另一个约束条件。由于中小企业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替代型的要素禀赋，根据“飞机-牛仔裤”模型可知，金融危机来临之时，这样的出口依赖型加工贸易企业的要素禀赋会在国际贸易中丧失竞争力，如果继续生产，则会造成产能过剩。这也是“腾笼换鸟”的主因所在。然而，实施这一战略，又可能会造成失业率提升的后果。究竟如何解决类似矛盾和两难命题，这无疑也是我们值得思考和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产业升级也要充分兼顾到“负外部性”——高失业率所造成的社会安定成本。这是“腾笼换鸟”战略与中小企业生存和社会就业困境的条件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