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久地看着这个人的照片。一个超高的大个儿（，旁边站着的人是他的身高参照，），颀长的身子，略显有些佝偻，脸上的骨骼鲜明而硬朗，一身破旧的老式军服披挂在身，穿在他身上显得颇有些怪异───为什么呢，是什么让我觉出了怪异？初看照片时我并不知道这种奇异的感觉从何而来，我只是在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这位瘦长的大高个儿。
但他脸上的微笑是憨实且质朴的，有些像在地头上终日劳作的老农，憨憨地笑着，嘴角咧开，眼睛细眯地瞅望着镜头。
最初见到这张面孔时是在艺术家温普林的作坊，那间若大的房间里墙上、地上充满了各类艺术品，有他本人的，亦有朋友的作品，多是一些雕塑、装置以及架上绘画与照片，后来才知，墙上的画作与照片是普林的独创作品，地上的大多是别人的作品。我对墙上的绘画作品一扫而过，因为没有太鲜明惹眼的特征（普林说，这都是他八十年代的作品）。
可墙上的黑白照片却迅速吸引了我的眼球，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身穿长衣的女子平伸手臂，手握一把制式手枪，正在瞄准一个街头电话亭般的物件───而这个物件是我依稀熟悉的。我一怔，记忆在那一刻复活了，复活得让我心惊。
这是……我问。
对，普林笑道，是一九八九年在中国美术馆现代艺术展上发生的那件事，他说。
我明白了。那一次，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离经叛道的现代主义画展轰动一时，我们这些文艺青年亦蜂涌而至地奔往美术馆，都想一睹为快。但很快就失望了，因为扯蛋胡闹的作品占据了绝大多数，只有发泄、愤怒与故弄玄虚，货真价实的艺术作品不多，印象中只有陈丹青的西藏组画让我震惊且印象深刻。
但毕竟那是一次富有历史意义的艺术运动，长期被管制、压抑的现代艺术作品，在那几天，居然被官方的美术馆所恩准，且堂而皇之的予以示人，这是一次艺术的伟大胜利，亦是一种艺术的检阅与宣誓。
后来我们听说又被关闭了，后来又听说是因为当天发生了一次意外──有人枪击了馆中的展品，而且是一位女性艺术家。
但我没想到这其实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行为艺术，枪击行为与所展的作品是浑然一体的，枪击只是展品物件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缺了这一行为，那个物件只能是一普通的物件，而非构成艺术的“行为”。而普林参与了这次“行为”，只不过他是以照片的形式将它载入中国当代艺术的史册。
这一出人意料的“行为”惊动了世界，成为了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想到事隔多年，我在普林家看到这一历史事件的原始照片。
你再看这张，这是四个披麻戴孝且蒙面的艺术家，在美术馆做他们的行为艺术。太牛逼了！普林说。而我当时只是匆匆地扫视了一眼，并没有更深入地琢磨出此一所谓牛逼“行为”的深在含义。
直到第二天，我们离开普林家前，坐在他们家宽大敞亮的客厅里，听他滔滔不绝地说出了那四人中的一人───大同大张。大同是大张所在的城市，大张是他姓氏的夸张简称。
我最初对要长途奔波于温普林家是有犹豫的，因为我与礼平还要弄剧本，我对礼平的创作状态还不太放心，我担心会让他分神。
王斌，你还是给自己放个假吧，让礼平也休息一下。刚从上海来京的老朋友吴亮说，他执意希望我们跟他一道去昌平的黄花城看望一位隐居的艺术家。我还在沉吟中迟疑时，吴亮的高门大嗓又开腔了，没关系的，就一会儿功夫嘛，没事的。
吴亮是我与礼平极为敬重的朋友，也是一位当代文学界与艺术界才华横溢的批评家，八十年代他曾强烈地影响过我，后来我们成为了知己。对于他的邀请，我是很难婉拒，更何况礼平一听邀请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再从中作梗就有些不给面子了。我只好应允。
当天下午我们赶赴黄花城，吴亮事先问清了地址了，礼平一听大大咧咧地说他知道在哪，一上路就按他认定的方向前进了。我提醒他，你是一个经常走错路的人，而且固执且爱一意孤行，吴亮亦说，礼平，你必须按照人家指明的路径行驶，你自己认的道我们已不再信任了。礼平哈哈。
结果统共六十一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四个半钟头，其中还有六公里的路让礼平绕了一个半钟头，这其间还没有一丝一毫的堵车，气得我大骂不已，吴亮亦亮开嗓门数落礼平，温普林无数次地来电问我们的方位，他也急了。
我告知礼平，你真要检讨一下你的问题了，这不是认不认路的问题，是你的性格问题，别人的话你表面诺诺，其实充耳不闻，只是一意孤行，结果频频出错，还屡教不改，弄剧本亦是如此毛病，让我怎么说你呢。可他好脾气，仍在一旁嘿嘿乐。
黑灯瞎火地到了普林家，普林大呼，你们太牛逼了，六十一公里走了四个半小时，我这里来过上千人，你们是头一遭如此奇迹。
那天晚间没聊太多，更多的是我与礼平关于剧本的争执，吴亮都听出礼平的不对了，旁敲侧击地告诫礼平行事的规则，以及王斌为此而焦虑的理由。礼平还是诺诺。
第二天起床后我就嚷嚷着要回京，心里仍惦着剧本。普林带我们看了一下他养的两条凶悍的藏獒，以及两只白狼。藏獒在铁笼里冲着我们一通嚎叫，张牙舞爪地往铁网上扒拉，目光射出骇人的凶光，真是可怕。我问普林，如果放它出来，主人亦在场，此物会咬人吗？
会，普林望着我说，它可不管主人在不在，冲人就咬。
靠，我说，这么凶险还有人爱养，不可思议。普林闻之一笑，他说他过去就养过两中大藏獒，后来老死了，生下的小崽子又让人拿走了，这两只是藏人送他的。
然后他指着两只蜷缩在藏獒后面的白狼说，你看那狼。我好奇问，它能和藏獒交朋友吗？普林说，我还要看看到时它们能否彼此交配，但它们相处没问题。
那白狼可怜巴巴地抬眼望着我们，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儿，眼神中竟有一丝哀怨。我说它怎么会这么老实，你瞧藏獒汪汪地横行无忌，这狼倒是老实了。普林说，其实狼是怕人的，平时胆小，它只是与群狼在一起时会凶猛无比，独自时它胆小如鼠。我再看狼，确实如此，像一只被吓破胆的哈巴狗。
普林自美院毕业后一直从事艺术，拍了大量的记录片，后因一九八九年“事件”的牵连，被迫长期流落民间，后去了西藏，结果爱上了那里。在那一段日子里，他与藏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且拍了大量的弥足珍贵的记录片，后来又回到北京，在这长城脚下租了一块农村的地儿，建造了一个大别墅，从此隐居山中，以此为乐。
就在第二天吃完早餐，看完了藏獒与白狼后，普林说起了大同大张。
这人老牛逼了，普林说，他其实只是一个银行的职员，本来可以挣很多很多钱的，因为他负责审批与发贷款，可他热爱艺术，不爱钱，穷得一塌糊涂。
普林拿出了一本书，一本厚厚的精装书：这是我为他整理的画册与笔记，为了搜集这些东西，我跑了一年多，给他家里做通了工作……
为什么？我问。
他被家人视为耻辱，因为他行为怪诞，后来还自杀了！
我听了一震。
大同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他一年四季就穿一套衣服，一套军装，从来不洗，上面结满了厚厚的污垢，蓬头垢面，头发长长的，身高一米八几，屋子也不整理，最多一个月弄一次，每次弄出来的都是一座山式的垃圾，因为他吃什么喝什么完了就往地上一倒。可他也从没辞职，单位领导对他很好，他只是半夜去办公室，处理完手头的工作，白天就是从事艺术，写诗，画画，弄行为。他很早就看穿了这个世界，九十年代初就说过中国要进入一个可怕的年代，你们想八九年的那次现代主义画展，他居然就与四个同道者披麻戴孝地做了一个“行为”，他当时说，我要为这些人送丧，你看，他多先知先觉，真让他不幸言中，他那么早就看出当代艺术是扯蛋。
他经常一个人关在屋里思考世界、人生，他就像是看穿了宇宙的奥秘一样，他想得很深很深，没有人真正的理解他，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只有听说，那时我就觉得这人老牛逼了，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那么纯粹一人。普林操着东北腔说着。
哪怕是自杀，都是事先设计好的，他心境坦然地设计好的。我为了搜集他定下的字条，对了，他是那种随手写下什么文字就顺手一丢的那种人，我只能在一张张细小的纸片上寻找他的思想记录。
我说，你的这个行为本身亦构成了行为艺术───一个艺术家用他的生命完成了最后的“行为”仪式，而另一位艺术家亦在搜集整理时，无意中完成了一次对此一“行为”的致敬，这一“行为”亦可称为行为艺术。
普林听着我说，没回答，继续往下说：他本来选择的是千禧年的十月一日自杀，你看他多有想法，可他在千禧年元旦那天就觉得等不及了，他觉得连自杀行为本身都是无意义的，按他本人的最初想法，自杀本身是他最后的一个“行为艺术”。于是他最终选择了在元旦那天完成，留下了遗言，在离火葬场不远的地方选择上吊了，就连以怎样的方式死都是精心设计好的，他曾经无数次地想过各种死法，最后还是选择了上吊。他先在地上挖了一个小坑，弄了一个铁丝结成环套在脖颈上……由此而见他对自杀行为的坚定。他在遗言中说，从他上吊的这一地方，往哪里里拐多少步就是火葬场，让人将骨灰洒回在这里。
他的生前没有人真正的理解他的行为与艺术，他是引不起人们注意的一个小人物，大家都在喧嚣中，没有人说起他，他是孤独的。直到死后，艺术家们在追悼会后，去看了他的艺术作品，一钻进房间就是很长时间没出来，你们想想，大多数画展，一般人也就去象征性地看看十几分钟，颠了，可看他作品的人不是，看了很久，缄默地离去，我想，面对这样的艺术家，大家是要惭愧的，可是他们还是什么都没说。
我沉默地听着普林的讲述，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想象着这位堪称伟大的艺术家，我佩服他的勇气与胆略，更佩服他所坚守的艺术立场。应该有人为他写一部传记，我说，这人太了不起了。
他的遗物我弄回来装了一百多个纸袋，我一点点的整理，也弄了一年多，太牛逼了，你们如果看到他写下的东西会被震撼的，他非常清醒，对世界，对这个宇宙。
我也在感佩普林，他与大同大张素昧平生，并不相识，只是敬重他的艺术人格，敬重他的艺术作品与行为，花了自己一年的时间来走访他事迹，化解他在家人心目中的形象，然后再花一年多的时间整理他留下的遗物与资料，自费出版了关于大同大张的一本书籍。
随后我们就要告别普林了，我们走出了户外，阳光耀眼，金灿灿的，普林指着一个水泥台阶，问我，你上去看了长城吗？我说没有，他说你上去看看吧，老美了！
我登登登地几步踏上了普林家的高台，眼前的景物豁然开朗，那巍峨起伏于丛山峻岭中的古长城尽收眼底，且高耸入云，太壮观，我曾经无数次地观望过长城，但从来没有如此震撼过，伟大的长城蜿蜒崎岖地沿着奇峻的山脉一路行走，就像一个巨人的身影延伸至另一座雄奇的大山之巅，犹如一柄闪着金光的倚天长剑，寒光慑人，让人壮怀激烈，热血沸腾。
我们向普林挥手告别，我们还会再来的，我们说。普林微笑地挥着手，还嚷嚷了一句，你们太牛逼了，六十一公里走了四个半钟头。我大笑。
回到北京，我们找了一家餐厅坐下，吴亮说起了一个古代故事，是我们的一位共同的朋友告诉他的。吴亮说那则古代故事中说，有一个书生，看书看得痴狂，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中他魂游天外，灵魂从他的身体中分离了出去，飞到了屋梁上，书生望着那个魂问：你是谁？那个魂回答，我是你。书生怔了一下，又问；那我是谁？这则故事到此戛然而止了。
吴亮又说，那位讲述这则故事的朋友最后说，其实西方人如梵高所追问过的；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在中国，早就有人追问过了。
我笑。我说其实那个书生的故事颇富禅意。吴亮笑曰，又可以说禅非禅。我一愣，犹觉此言甚妙。
我们相视一笑。